左传偏左001

公子翚何以敢如此胆大妄为

公子翚是春秋时期鲁国宗亲，也是杀害鲁隐公的凶手。

据左传记载，周平王四十八年（前723年），鲁惠公去世。鉴于所立的储君姬允年幼，且鲁国正与宋国交战，只得立当时年长的隐公姬息为摄政之君，帮助同父异母的弟弟经营国事。到隐公十一年（前712年），经过岁月的磨砺，储君姬允已经具备“少年初带印”的能力。生性厚道的姬息本来准备效法先祖周公旦辅佐成周的先例，待位于山东泰安的莬裘城竣工后，主动禅位交权。此时，公子翚为谋求太宰之职，竟然主动献计请缨，劝姬息诛弟自立。受隐公严斥后，转而恶狗先咬人，向储君姬允栽赃诬告鲁隐公。冬十一月壬辰，在鲁隐公好友寪氏家中，将姬息杀害并嫁祸于寪氏。

公子翚何以如此胆大妄为？这固然与他骄横跋扈、手握重权、利欲熏心、凶残成性，有着直接因果关系。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鲁隐公养虎为患，养痈成毒。

鲁隐公摄政十一年，虽然基本结束了与宋国战争，在郑齐宋的争战中尽量保持中立，注意笼络邾、滕、薛等小国，在外交上颇有建树。但是，在内政治理上，他一味甘当都老好人、只做和事佬，长期不重视制度建设，政治规矩政治纪律松弛，为公子翚的狼子野心孳生膨胀提供了温床和土壤。

事实上，公子翚并非鲁隐公执政时期的第一个政治生态破坏者。始作俑者是鲁大夫费伯。他在隐公元年（前723年）夏四月，没有得到隐公许可就“帅师城郎”。当时，修筑城墙乃国之大事，此所谓“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对于如何修筑城墙，周长高矮，如何设城门，朝向宽窄多寡当时都有严格规定。费伯私建城墙，无疑是欺君罔上之举。鲁隐公完全可以摄政之君的身份，理直气壮将其诛杀，以儆效尤，他却选择了视而不见。

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时隔半年，这种“破窗效应”在公子豫身上进一步放大。鲁隐公明令公子豫不要带军队参与郑、邾同盟讨伐卫国，公子豫却对禁令置若罔闻，自行其是参加了讨伐同盟。鲁隐公依旧贪图表面和谐，宽大为怀，不加追究。“破窗效应”，迅速演变成为破门而入乃至拆墙而入的疯狂盛宴。不经请示汇报和批准新建南门，虽然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相比之下只能算无伤大雅的小打小闹了。

鲁隐公四年（前719），出身宗室的公子翚也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出手了。他依样画葫芦，在鲁隐公没有批准他借兵帮宋讨郑，照样参与宋陈蔡卫等结成的伐郑同盟。隐公十年（前713），鲁隐公决心与郑、齐共同伐宋，他肆无忌惮地凌驾于隐公之上，率师先行，狼子之心昭然若揭。鲁隐公依然心慈手软，不肯高擎执纪问责旗帜，吹响惩治违法乱纪号角。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针尖大的窟窿都能漏出斗大的风。鲁隐公摄政如此纵恶不惩，毫无政治规矩政治纪律可言，简直就是抱薪救火，更象在给公子翚后来行篡弑之举递上的一爵又一爵壮行酒。后人如苏东坡等只是嘲讽鲁隐智商太低，对公子翚怀妇人之仁，更多则痛斥公子翚生性阴险凶残，似乎都未中肯綮。因为真正的掘墓人是鲁隐公自己，即使没有胆大妄为的公子翚，另一个心狠手辣的亡命徒也会毫不犹豫地一把将他推进自己挖好的土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