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书诗作精选

周勇//重温经典之唐宋八大家6//七言排律·题苏辙

2020-05-22  本文已影响0人  高山流水无情剑

      题记:唐宋散文,名家辈出,尤以八大家为最。八大家者,乃唐宋八大散文家之合称,即唐之韩愈、柳宗元,宋代之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唐贞元、元和间,韩柳掀古文运动之浪潮,乃使唐代散文发展极盛,而成“辞人咳唾,皆成珠玉”之势。及至宋代则以欧阳修为魁,其荐拔并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时人及后世的散文创作影响深远。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近散文被称为“汪洋澹泊、气象秀杰”的北宋文学宗师苏辙,了解他的人事沧桑,苦辣酸甜。

七言排律·汪洋澹泊气象秀杰之大家

颖慧力追师父兄,汪洋澹泊气沉雄。

精严论事波澜起,简朴修辞意境宏。

遗老斋中弘法悟,快哉亭里古风融。

轻名能将嚣扰拒,忧世忍把傲激冲。

翰墨才识惊四海,文章魂魄寄三通。

千峰日丽晴犹冷,万壑云蒸晚亦崇。

景状情抒言有物,史评政论议盈胸。

深醇俊逸品怀静,疏宕清和妙玲珑。

    苏辙(1039年3月18日-1112年10月25日),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文学家、宰相,“唐宋八大家”之一。

      嘉祐二年(1057年),苏辙登进士第,初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商州军事推官。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留守推官。此后随张方平、文彦博等人历职地方。宋哲宗即位后,入朝历官右司谏、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等职,因上书谏事而被落职知汝州,此后连贬数处。宰相蔡京掌权时,再降朝请大夫,遂以太中大夫致仕,筑室于许州。政和二年(1112年),苏辙去世,年七十四,追复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宋高宗时累赠太师、魏国公,宋孝宗时追谥“文定”。

      苏辙与父亲苏洵、兄长苏轼齐名,合称“三苏”。其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散文著称,擅长政论和史论,苏轼称其散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其诗力图追步苏轼,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苏辙亦善书,其书法潇洒自如,工整有序。著有《栾城集》等行于世。

      苏辙生于宋仁宗宝元二年二月二十日(1039年3月18日),时其父苏洵三十一岁,游学四方。其兄苏轼四岁。庆历八年(1048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以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苏辙。

      至和二年(1055年),娶同里史瞿之女,苏辙时年十七岁,史氏十五岁。

      嘉祐元年(1056年)春,苏辙父子三人同游都城开封(今河南开封),途经成都时,拜访出知益州的大臣张方平。张方平以国士礼对待苏辙父子。

      嘉祐二年(1057年),苏辙、苏轼兄弟参加礼部会试,当时欧阳修知贡举,将苏轼、苏辙兄弟置于高等,苏辙名登五甲。中第后,他献《上枢密韩太尉书》于枢密使韩琦。四月,因母亲程氏去世,父子三人回到蜀地。

      嘉祐三年(1058年)至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苏辙随父在开封游历。十二月,全家抵达江陵,苏辙将舟中创作的诗赋一百篇整理为《南行集》。

      嘉祐五年(1060年),苏辙随父从江陵回到开封,父子三人将途中所作的诗赋(共七十三篇)整理为《南行后集》,苏辙作《南行后集引》。三月,天章阁待制杨畋奉命调铨(根据考绩迁调)官员,授苏辙为河南府渑池县主簿,又举他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科举吏治类科目)。同年,苏辙与苏轼在东京怀远驿读书,准备制科考试。

      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苏辙参与殿试。当时仁宗已五十二岁,苏辙想他或许对政事感到疲倦,所以尽力讲政事得失,而对宫禁朝廷之事,议论尤为激切。策问试卷送上后,苏辙自认为一定被黜落。覆考官司马光将其置于第三等,初考官胡宿不同意。司马光与范镇商议后将其置于第四等,三司使蔡襄也力保苏辙。只有胡宿认为苏辙对仁宗不恭,坚持要求黜落他。仁宗说:“以直言来得人,而因直言抛弃他,天下人会怎么说我呢?”宰臣不得已,把他列入下等。不久后,苏辙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商州军事推官。当时苏洵奉命修《礼书》,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判官。苏辙要求在京城侍养父亲,获朝廷准许。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苏辙出任大名府推官,不久受命“差管句大名府路安抚总管司机宜文字”。

      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苏洵在京师逝世,苏辙兄弟自汴河入淮,顺长江回蜀葬父。次年十月,葬父于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服丧期结束后,苏辙兄弟一路东游前往京师,于次年抵达。

      熙宁二年(1069年),苏辙上书论政事,被神宗召见于延和殿。

    当时,宰执王安石与陈升之共管三司条例司,命苏辙入三司条例司。吕惠卿依附王安石,苏辙和他讨论时多有抵触。王安石拿《青苗书》让苏辙仔细议论,说:“有不便之处,就告诉我不必疑虑。”苏辙说:“把钱借给百姓,使出利息二分,本意是在救济百姓,不是求利。但出入之间,吏员趁机营私作奸,即使有法也不能禁止,钱到百姓手里,即使良民也不免乱花;到交还时,即使富民也不免超过期限。这样,就怕一定要鞭打催促,州县官的事不胜其烦了。唐代刘晏掌管国家财政,从没有借钱给百姓。有责怪他的人,刘晏说:‘让百姓侥幸得钱,不是国家之福;叫吏员靠法催督还债,对百姓不利。我虽然从不发放借贷,但四方的丰收和灾荒谷价的贵贱,从来能及时知道。有谷贱处就收购,有谷贵处就发售,所以四方没有太贵、太贱的弊病,岂用发贷款?’刘晏所说的,就是常平仓法。现在此法仍在而患在不整顿,你真能有意于百姓生计,就整顿实行,那刘晏的功绩可以立刻见效。”王安石说:“你的话有理,我当慢慢思考。”从此后一月之间都不谈青苗法。

      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奏请发给度僧牒几千份作为本钱,在陕西转运司私自实行青苗法,春天发放秋天收还,和王安石意见相合,青苗法便开始实行。王安石派人去寻求尚未收取的财利。朝廷内外知道这些人一定会迎合王安石心意添加事情,都不敢说。苏辙去见陈升之说:“从前嘉祐末年,派官去抚恤各路百姓,但他们各人都务求滋生事端,回来所奏的大多不可实行,被天下人耻笑。现在和此事有何不同?”他又写信给王安石,竭力陈说此事之不可行。王安石发怒,将加罪,陈升之劝阻,于熙宁二年(1069年)八月被贬出外,任河南府留守推官。

      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当时知陈州的张方平征召苏辙为陈州教授。

      熙宁六年(1073年)四月,判河阳军文彦博征辟苏辙为学官。熙宁八年(1075年),改授齐州掌书记。

      熙宁十年(1077年),苏辙改任著作佐郎,又随南京留守张方平任职,为签书应天府(南京)判官。当时苏轼也外知徐州,兄弟二人在澶濮之间相遇,一同前往徐州,留居一百多天,创作了《逍遥堂会宿》等诗。

      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即乌台诗案),被责授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辙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为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五年不得升调。

      元丰五年(1082年),苏辙沿赣水至黄州,与苏轼相聚,一道游览了黄州及其对江的武昌西山。于次年(1083年)应张梦得邀请创作《黄州快哉亭记》。

      元丰七年(1084年)七月,苏辙被量移为歙州绩溪县令。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驾崩,宋哲宗即位。五月,苏辙卧病,至秋痊愈。八月,因旧党当政,以秘书省校书郎被召回。

      元祐元年(1086年),苏辙至京师,任右司谏。当时太皇太后高氏(高滔滔)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吕公著为相,想废除新法,而支持新法的宰相蔡确、韩缜及枢密使章惇都被苏辙弹劾去职。大臣吕惠卿以攀附王安石而受重用,后又竭力排挤、陷害王安石,受世人憎恨。到新党被清算时,他自知难逃责罚,请求外授宫观官以逃避贬官流放之罪。苏辙连上三疏把他的奸恶加以揭露,最终使吕惠卿以散官安置建州。

      司马光因王安石免疫法之害,想恢复差役法,却不知差役法之害相当于免疫法。苏辙说:“自从废除差役法几乎二十年,官吏百姓都未习惯。何况役法关系众多事务,盘根错节十分复杂,实行得慢些,方能审慎详尽。如果不深究事情的始终,轻易地立即推行,恐怕实行之后,又产生各种弊端。现在州县的免役钱,照例有累积剩余,大约够用几年,暂且依旧雇役,到今年为止。催促监督有关官员审议差役法,趁今冬成为法令,来年再行差役法。要使既实行之后,不再有人议论,那就进退都有利了。”司马光又因王安石设《诗经》、《尚书新义》来考取天下士人,想改变科举,另立新的条例。苏辙说:“进士来年秋天考试,没有多少日子了,而议论不及时决定。诗赋虽然是小技,但要讲究声律,用的功夫不浅。至于治经书,诵读和讲解,尤其不是轻易的事。总之,来年都还不能实行。请求来年的考试,一切还照旧,惟有经书的释义兼取注疏及各家议论,或提出应举者自己的见解,不专用王安石的学说。并罢去对律令释义的考试,使应举的人知道有定论,一心一意做学问,以待选拔考试,然后慢慢地议论元祐五年以后科举的条例,也不算晚。”但司马光都不听。

    同年八月,被任命为起居郎,苏辙上疏请辞,旋即权任中书舍人,不久后正式担任中书舍人。

      起初,神宗因西夏内乱而派兵进攻,于是在熙河增设兰州,在延安增设安疆、米脂等五寨。元祐二年(1087年),西夏派使者贺哲宗登位,使者返回,尚未出境,西夏又派使者入境。朝廷知道他们有请求兰州、五寨土地的意思,大臣讨论守或弃尚未决定。苏辙建议答应西夏所请,朝廷便允许还西夏五寨。

      元祐四年(1089年),苏辙权任吏部尚书。八月,任贺辽国生辰国信使,与刑部侍郎赵君锡出使辽国。

      元祐五年(1090年)五月,苏辙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御史中丞。十二月,任龙图阁学士。

      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任中大夫、守尚书右丞。[44]当时苏轼遭人排挤,乞求外任,苏辙也随兄连上四札,也乞外任,但未获准许。

      元祐七年(1092年)四月,朝廷命苏辙代理太尉、充任册皇后告期使。六月,升任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十一月,朝廷因郊祀天地而特加苏辙为护军,进爵开国伯,实封食邑二百户。

      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新党重新得势。

      绍圣元年(1094年),门下侍郎李清臣主持科考,出题批驳元祐政事。他上书反对哲宗恢复熙宁新法,被贬知汝州。过了几个月,元丰时诸臣都在朝廷任职,再贬苏辙为左朝议大夫、知袁州。未到任,又于七月降为左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处分。苏辙治汝州有优异政绩,等到他被罢免离开,州里父老送别他的人都呜咽流涕,延绵数十里不断。

      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苏辙又被贬为化州别驾,安置雷州处分。此时,苏轼也被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五月十一日,兄弟二人再次相遇于藤州,苏辙送苏轼赴海南。六月十一日诀别于海滨。元符元年(1098年),移至循州安置。元符二年(1099年),作《龙川略志序》、《龙川别志序》、《春秋传后序》。

      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苏辙移永州、岳州安置,不久受任为濠州团练副使,岳州居住。十一月,复职太中大夫,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因有田产在颍川,他便前往居住。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苏轼在常州(今江苏常州)去世,临终前以不见苏辙为憾。苏辙得知后,在悲痛中为其撰祭文,不久又作《追和轼归去来词》,其后作《东坡先生墓志铭》。

      崇宁元年(1102年)五月,宰相蔡京当国,党祸复起,苏轼等已去世的元祐党人,原追复官告并缴纳;苏辙等在世之人,并不与在京差遣。同年,朝廷削苏辙五官,降授朝议大夫。

      崇宁二年(1103年),苏辙为避祸,独自迁居汝南。十月,朝廷罢苏辙提举太平宫之职。苏辙住在许州,又被授以太中大夫致仕。

      崇宁三年(1104年)正月,苏辙在颍川定居,因感于元祐时人所剩无几,于是筑室建起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终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谢绝宾客,决口不谈时事,将所感皆寄托于诗中。

      崇宁五年(1106年)九月,撰成《颍滨遗老传》及《栾城后集序》。次年,著《论语拾遗》。

      大观二年(1108年),苏辙复任朝议大夫,迁任中大夫。

      政和元年(1111年),撰成《栾城第三集序》。

      政和二年(1112年)春,游颍昌西湖,泛赮水,并有诗作。九月,以太中大夫职致仕。十月三日(10月25日),苏辙逝世,享年七十四岁。十二月,朝廷追复苏辙为端明殿学士,特赠宣奉大夫。原拟葬苏辙于眉州祖茔,但后来仍葬于郏县小峨眉山苏轼墓旁。                    宋高宗绍兴(1131年-1162年)年间,因其子苏迟显贵,苏辙获赠太师,封魏国公;夫人史氏赠楚国太夫人。

      淳熙元年(1174年),经礼部尚书赵雄奏请,宋孝宗特敕追谥为“文定”。

      苏辙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棰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王安石听后,亦颇觉有理。

      宋哲宗初年”元祐更化“,苏辙在京师,多所论议。当时司马光变熙宁之法,废除雇役法,恢复差役法,苏辙极言不可。他的这类政治主张,与其兄苏轼基本相同。《宋史》称其“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

      在回河之争中,苏辙与右相范纯仁等主张维持北流,反对文彦博等回河东流之议复起。苏辙虽多次上疏反对,但以高太后为主的中枢始终倾向东流,虽时停时作,至元祐七年(1092年)十月河水已大部东流。绍圣元年(1094年),“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

      这次黄河回复东流,不过仅仅五年时间,至元符二年(1099年),黄河于内黄决口,东流断绝,主流又趋向北流,仍至乾宁军一带入海。积极主张回河的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等被朝廷加罪,结束了第三次回河的争论。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他在《历代论引》中说:“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他虽自称“其学出于孟子”,而实则“遍观乎百家”。在《历代论》中多论古今得失成败,又撰有《古史》,用意亦在于此。

      苏辙对于前辈学人,亦尊韩、欧,政治思想,亦近于欧。但韩、欧辟佛道,而苏辙不然。苏辙的文章,与父兄并称当代大家。与父兄相比,虽有所不及,但亦自有特点。

      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三篇,纵谈天下大事,论断相当确切。[63]《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

      苏辙史论的代表作品是《历代论》,有些篇章是写得很有特点的。论汉光武、唐太宗,分析相当全面,和苏轼相比,特点确在于“稳”。《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苏辙致力最勤的文章,在于政论和史论,史论之文,尤所尽心;但他写得更为自由随便的文章,还是书信杂文。例如十九岁时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说自己初到京师,“非有求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而所愿者,只是“一睹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初生之犊,年少气豪,既不同于韩愈《上宰相书》那样卑躬屈节,也不像李白《上韩荆州书》那样纵横使气。当文人仕途广于唐代的宋代,这样的文章是有时代特点的。

    与此书相类者,还有《上昭文富丞相书》、《上曾参政书》,都是年少气豪之作。到了晚年,所为书札,出语虽有所收敛,但依旧洒脱自然,例如《答黄庭坚书》,其文墨颇似苏轼。二苏早年之文,气象虽不尽同,但晚年之作,以信札观之,都有平淡自然之语。二苏相比,苏辙之文,未可以一“衰”字尽之。

      苏辙的记叙杂文为人所称者,有《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武昌九曲亭记》、《黄州快哉亭记》等。其中《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以“造语奇特”见称。

    王士禛《香祖笔记》云:“颍滨《栖贤寺记》造语奇特,虽唐作者如刘梦得(刘禹锡)、柳子厚(柳宗元)妙于语言,亦不能过之。”并引其中“入栖贤谷”一段文字而后云:“予游庐山,至此,然后知其形容之妙,如丹青画图,后人不能及也。”苏辙之文,本来不是以“奇”见称的。  《黄楼赋》“稍自振厉”,即被疑为苏轼所作,则此文之“造语奇特”,也就自然为人所称了。

      苏辙还有一篇《东轩记》,造语虽不甚奇,却是写得更加“如其为人”的文章。这篇“记”也是写得颇有特色。作“东轩”以为“宴休之所”,却不得一日“安于其中”,而日日忙于“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此情此景,是和历来文人雅士作轩亭以自适者大异其趣的。文章最后还说:希望有那么一天,“世或哀而怜之,使得归伏田里”,“然后追求颜氏之乐,怀思东轩,优游以忘其老”。宦情淡薄,文章亦自澹泊。这样的笔墨,也是“如其为人”的。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早年的作品《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写得洒脱自然,颇见个性特点。

      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恍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

      又如晚年所作《游西湖》云:“闭门不出十年久,湖上重游一梦回。行过闾阎争问讯,忽逢鱼鸟亦惊猜。可怜举目非吾党,谁与开樽共一杯?归去无言掩屏卧,古人时向梦中来。”时值新党蔡京等人执政,元祐党人累遭迫害,苏辙筑室于许州,闭门不出,与早年之“闭门”遥相对应。从他一生的经历看来,始终皆以直言而不见容。故以“闭门”始,以“闭门”终。这样的作品,亦颇见性情。

      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宋史》称其性情沉静简洁,写文章气势宏大而淡泊,和他的为人相似,不愿被人知道,而俊秀杰出之气终究不可掩饰,认为他的高超大致和苏轼相近。

      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苏辙与父苏洵、兄苏轼创立了苏氏蜀学,他与苏轼同为苏氏蜀学的集大成者。苏氏的蜀学与荆公新学、二程洛学相对立。“三苏”博通经史,遍采六经百家之说,又吸取老庄道家学说和佛教思想,逐步形成“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系。是北宋中期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时代潮流的产物,是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派别。

      苏辙晚年曾著《苏黄门老子解》,朱熹称其书“合吾儒于老子,以为未足,又并释氏而弥缝之,可谓舛矣!”反映了蜀学派的思想特色。此派在文学上的建树最为卓著,但认为学术中最重要者并非文章辞赋,注重所谓“性命自得之际”。以文为“寓理之具”,认为“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也。”

      苏辙不仅在诗文创作方面才华横溢,而且其书法也颇有造诣。其书法运笔结字与其兄苏轼颇为接近,书法潇洒自如,工整有序。

      传世墨迹有《雪甚帖》、《雪诗帖》、《车马帖》、《晴寒帖》等。

      苏辙著有《诗集传》《春秋集解》《论语拾遗》《道德经解》《栾城集》(包括《后集》《三集》,共84卷)《栾城应诏集》12卷等,并行于世。曾自撰《颍滨遗老传》。《全宋诗》录有其诗。

      文《新论》《上皇帝书》《上枢密韩太尉书》《黄州快哉亭记》《巢谷传》《老子解》

      诗 《墨竹赋》《南斋竹》《秋稼》。

      张方平:二子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

      赵祯: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苏轼: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

      刘攽:具官某天材颖茂,儒学纯备。敏于事而慎于言,志于道而辅以术。早繇方闻之举,藉甚士林之誉。粤自谏垣,进陟词掖。倜傥正论,启沃者非一;润色王猷,灏噩乎吹万。

      陈襄:学与文若不逮轼,而静厚过之。

      张耒:某平生见人多矣,惟见苏循州不曾忙,范丞相(范纯仁)不曾疑。苏公虽事变纷纭至前,而举止安徐,若素有处置。范公见事,洞达情实,各有部分,未尝疑惑。此皆过人者。

      王辟之: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

    孙觌:白公(白居易)诗所谓辞达,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者。苏黄门诗已不逮诸公,北归后效白公体,益不逮,惟四字诗最善。张文潜(张耒)晚年诗不逮前作,意谓亦效白公诗者。公述潘邠老言,文潜晚喜白公诗。信矣,如所料也。

      王称:辙之名迹与轼相上下,而心闲神王,学道有得,是以年益加而道益邃,道益邃,则于世事愈泊如也,不有所守而然哉。

      朱熹:苏子由爱《选》诗“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

      文天祥:国初,诸老尝以厚士习为先务,宁收落韵之李迪,不取凿说之贾边;宁收直言之苏辙,不取险怪之刘几。

      脱脱:苏辙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王安石初议青苗,辙数语柅之,安石自是不复及此,后非王广廉傅会,则此议息矣。辙寡言鲜欲,素有以得安石之敬心,故能尔也。若是者,轼宜若不及,然至论轼英迈之气,闳肆之文,辙为轼弟,可谓难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调停;及议回河、雇役,与文彦博、司马光异同;西边之谋,又与吕大防、刘挚不合。君子不党,于辙见之。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独其齿爵皆优于兄,意者造物之所赋与,亦有乘除于其间哉!

      王世贞:吾尝谓子瞻非浅于经术者,其少之所以不典,则明允之余习。晚之所以不纯,则葱岭之绪言。然而得是二益,亦不小也。子由稍近理,故文彩不能如父兄,晚益近理故益不如,然而不失为佳子弟也。

      茅坤:苏文定公之文,其镵削之思或不如父,雄杰之气或不如兄;然而冲和澹泊,遒逸疏宕,大者万言,小者千余言,……西汉以来别调也。

      杨庆远:宦迹渺难寻,只博得三杰一门,前无古,后无今,器识文章,浩若江河行大地;天心厚有属,任凭他千磨百炼,扬不清,沉不浊,父子兄弟,依然风雨共名山。

      张鹏翮: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

      朱轼:辙自熙宁以前,滞于小官。及元祐之朝,耆旧居职,未及有所施用。至绍圣,而世变不胜言矣,其斥调停、论绍述之非,有味乎其言之也。平居澹然无营,至引当否、商是非,直言抗论,无所回挠,斯可尚也已。

      瓜尔佳·文祥:取材当如宋富弼、苏辙,庶有裨时政。[83]

      钱基博:①自宋初柳开、穆修以迄石介、尹洙、苏舜钦、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曾巩、苏洵及其子轼、辙兄弟、秦观、张耒、黄庭坚、陈师道,气必疏快而力祛茂兴,与发宋文之机利,而以殊于唐格者也。...其中欧、苏、曾、王,与唐之韩、柳,并称唐宋八大家,为后世言古文者之所宗。然惟欧阳修,碑传议论,兼能并擅。苏氏轼、辙,策论得欧阳之明快,而碑传殊无体要。②今观其文疏于叙事,而善议论,辨明古今治乱得失,出以坦迤,抑扬爽朗,语无含茹,而亦不为钩棘;策论特其所长,碑传则其所短,与轼蹊径略同,而波澜不如;气不如轼之舒,笔不如轼之透。……策论至苏氏父子,原原本本,述往事,思来者,有以见天下之赜,古今之变,而观其会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直与周秦诸子同为一家之言,固不仅文章之工。而观辙之所为,其学兼综兵农儒法,其文出入庄、孟、苏、张,虽不如洵之峭劲廉悍,而颇追轼之条达疏畅,意到笔随,无愧难弟也。……然轼辙之文,有余于汪洋,不足于淡泊;工于用尽,而不善于用有余;可振厉以警发愦愦之意,而未能唱叹以发人悠悠之思。

      朱德: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

      关于苏辙名字中“辙”的意思,其父苏洵在《名二子说》中解释说:天下的车没有不顺着辙走的,虽然论功劳,车辙是没份的,但如果车翻马毙,也怪不到辙的头上。虽然“辙”不易致福,却也难以招灾。这与苏辙相对内敛的性格也颇为相符。

      因“元祐党争”牵连,绍圣四年(1097年),苏辙被责授为化州别驾,雷州安置。苏辙初来雷州,水土不服。据载,雷州知县张逢、海康县令陈谔对苏辙非常友善,以诚相待,礼遇有加。时劳问有。”

      苏辙虽谪居雷州仅一年,但他面对雷州当时“其民甘于鱼鳅蟹虾,故蔬果不毓;冬温不雪,衣被吉贝(木棉),故艺麻而不绩,生蚕而不织,罗纨布帛,仰于四方之负贩。工习于鄙朴,故用器不作。医夺于巫鬼,故方术(指医术)不治”,致力于传播先进的中原文化,启发民智,破除迷信,致力于农、工、商之利,教民治穷致富。他在该诗引中又说:“我迁海康(今雷州)实编于民,少而躬耕,老复其真。……愿以所知,施及斯人”;他教导人民“斫木陶土,器则不匮。绩麻缫茧,衣则可冀。药饵具前,病安得至?”这首诗表现出苏辙体察民情,关心民瘼的民本思想,同时,该诗也是研究雷州当时风土习俗的重要史料。

      此间,章惇得知张逢礼遇苏辙,派董必明查暗访,称其以强占民宅,但因有租券,不便加罪,便于元符元年(1098年)诏苏辙迁循州。后来,雷州人民在苏辙居住地建遗直轩以纪念。

      苏辙曾做黄白术,先在一个封闭的房间中放置一个大炉,将要生火时,看见一只大猫站在炉上之后没入水中,一会儿就不见了。苏辙因此认为自己不是能将这种技艺传下去的人,便不再讲说此术。

      苏辙听闻铁龟山人擅长术数,曾邀其至所坐舟中,向他询问自己的吉凶。铁龟山人说:“自此以后十年,应当飞腾升进,前十年的流落已经过去,但还有十年的流落。”

      苏辙受其兄苏轼影响,崇信道教。除这一原因外,苏辙信道还与他自己所遇到的两件事有关,一是因为道教治好了他多年的疾病,不能不使他对道教大感兴趣。他接着谈自己读道经《抱朴子》的感想,认为自己要想找到金丹服之成仙恐怕不太可能,那就只好退而求其次,去服食茯苓。

      苏辙在《丐者赵生传》中记载了他所遇到的第二件有关道教的怪事:赵生是一个乞丐,敝衣蓬发,醉即骂人。后来赵生主动去见苏辙,一席话之后,使苏辙感到这个乞丐“非特挟术,亦知道者也。”苏辙又把赵生介绍给苏轼,赵在苏轼那里停留了半年之久,后随苏轼北归,至兴国为杨绘所留,不久被骡所伤而死,绘备棺葬之。到了元裙元年,蜀僧法震来访,告诉苏辙说,他路过云安时,有乞丐自称姓赵,与苏辙相识,请代为问好。法震描述这个乞丐模样后,苏辙确认是赵生。当时,兴国地方官朱彦博的儿子在座, “归告其父,发其葬,空无所有,惟一杖及两胫在”。据此,苏辙判定赵生是一位道行很深、但还稍有欠缺的神仙。

      应该说,这两件事对苏辙的影响是大的。第一件事使他相信道教的养生术,第二件事使他相信道教的神仙之说。苏辙对道教的信仰基本上贯彻终生。他常常把人的健康归功于道教的养生术,他在《李钧寿花台》的序中说:“尚书郎晋陵李公秉性直而和,少从道士得养生法,未五十去嗜欲,老而不衰。”这是把别人的健康归功于道教。他在69岁时写的《丁亥生日》中说,自己少年病肺,中年病脾,但是到了晚年,“二疾忽已平”,为什么呢?诗人认为这是因为自己拜老子为师、摆脱了百欲、明白了“道”的缘故。这就把自己的健康也归功于道家道教。

      除了对道教的信仰外,苏辙对道家理论也有深入研究,他42岁时曾作《老子解》,把各家思想融会于道家,其兄读了这本书以后,给予极高的评价。苏辙在《梁武帝》中先说佛法与《老子》相出入,把佛归于道,然后说:“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说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这等于把“道”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朱熹对苏氏兄弟的这一看法十分生气,他认为苏氏兄弟“合吾儒于《老子》,以为不足,又并释氏而弥缝之”,这是“舛矣”,是“无忌惮者与”。苏氏兄弟与朱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苏氏兄弟要以道家为本位去融合儒佛,而朱要以儒家为本位去融合道佛。

      苏辙一生也写过不少有关道家道教的诗文,有《楼观》《和子瞻读道藏》《送道士杨见素南游》《和子瞻濠州七绝》《御风辞》《上清辞》等。

            2020.05.22

上一篇下一篇

猜你喜欢

热点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