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神经病”

曾经被开玩笑的时候，同学会用“宛平南路600号适合你”这样的句子，可当自己真正踏足这个地方的时候却会发现这个玩笑是十分残忍的。

我并没有病耻感，一点也没有，但当我第一次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这个地方，会发现这是个正常不过的地方，挂号的人比想象的多得多。一进大门，楼梯的左边排着长长的挂号队伍，右边则是一间间儿童心理咨询室。一个个7岁以下的孩子在家长的陪同下从房间里进进出出，这个病的低龄化程度让我震惊。

第一次来被安排做了各种量表并抽血化验，病例全程保密。年纪相仿的医生姐姐温柔地把我领到间小房间，就着表上的问题一个个打勾。量表上的问题从暴力虐待、到性侵犯、到家庭成员父母关系都有涉及。在做完3、4张量表后，终于被安排与医生见面。整个询问过程出乎意料的短，不到2分钟，就被安排去领药了。我能体谅，因为患者实在太多太多了。

通常在门诊室外等候的时间在1个小时左右，跟大医院相比不算长。在等候的时间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生。有个3、40岁的姐姐在那滔滔不绝，她的语气听上去有气无力，思维有些混乱，但从她的表述中可以得知，她的丈夫、公公在短期内得上了重病，孩子也有认知方面的障碍、投资的股票也遭遇了失败。那些重病的来源是化工污染，她曾率领当地居民进行抗议游/行，但却得不到任何回应。工厂依旧在排放有毒物质，当地的居民一个个得了重病，新闻报道里仍然在用科学的角度证明这些物质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她在短时间内扛了太多大旗，终于将抑郁的病魔引上了身。可怜人，她是个可怜人。我在心里为她感到难过，她与我有了病重时一样的去养老院或是幼儿园工作的想法。当时我想告诉她，这种想法不是理性的，是被疾病操控的，因为老人和孩子会让你觉得没有攻击性，是安全的，所以你才会特别渴望去那两个地方，这是很多病友极期时都会有的想法，但是不要去执行，千万不要。可我最终没有说出口，我也害怕，我害怕我的安慰会让她看到了救命稻草一样抓着不放，她的病情是比我更为严重复杂的双相情感障碍，也就是精神时会滔滔不绝异常兴奋，沮丧时又会连着几天不说话，有两种极端表现的疾病。我没有和她说话，只是在心里默默祈祷着她能尽快好起来。

我还遇到个年纪相仿的女孩子。她一边沮丧地说着自己的故事，一边安慰着旁边15、6岁的男孩子，像一个姐姐的样子，告诉他应该怎么面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她在两年前遇到了与自己高度契合的人，她说他满足她所有的幻想，是百分百符合她心中白马王子形象的完美情人。可他们最终还是分手了，她开始怪罪自己，全盘否定自己，她对这个完美的人有着深刻的执念，她始终放不下。她的表述慢慢变得有气无力，我知道，所有的抑郁症患者体力都是有限的。他们往往做了一点点事就疲惫不堪。外人看来他们只是打了个酱油，但他们内心却在发生没有硝烟的战争，这种内心的纠结是非常耗神耗气力的。她和男孩子交换了微信。当时我也想上去对她说，不是你的错，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把所有错误揽到自己身上，不要把对方完美化了。可是我依然没有。我的体力不允许我在当时做别人情绪的垃圾桶，我需要好好休息，我需要倾诉多过聆听。

我遇到了一个中年妇女。她悲伤地坐在儿子的怀里，被他紧紧箍住。她的丈夫去为她办了入院手续。她同样有气无力地喊着“我不要住院！我不要住院！”旁边的老太是她的母亲，她一直言辞激烈地骂着自己的女婿，说自己女儿不愿住院他还这么做，就是在害她。老太持续地辱骂、女人持续地哭诉、男孩持续地死死抱住母亲不放手。当丈夫拿着入院申请书回来的时候，女人突然用尽了浑身力气，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嚎叫。她的叫声让我联想起了楼下邻居在院子里宰鸡的情景。母鸡在临死前绝望的叫声，让我好一阵子不敢吃鸡肉。她的叫声一样，充满了临死前的绝望。

我遇到一个小妹妹。年纪大概20出头，还是很青春靓丽。身旁两个中年男人架着她，她一开始只是以很平淡地口吻喊着救命，说这两个坏人把她绑架了，而走到拐角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却突然发起狂嘶吼起来。她拼命地喊着救命，她已经处在幻想的世界里，她不知道，那两个男人正是在救她的命。坐在一旁等候复诊的病人们唏嘘万分，没有一个人是看热闹的表情，嘟嘟囔囔在说的，都是猜测她遭遇了何等不幸。“太作孽了。”他们异口同声道。

曾经的公司附近，一直有个老爷爷，经常一个人在大马路上骂骂咧咧。他面目狰狞，他口齿不清。等红绿灯的时候，大家都纷纷避开，议论纷纷，说他好吓人。当时只有一个同事说，他只是个可怜人。我不记得哪个精神学家说过，其实那些疯言疯语是有含义的。他所遭受的罪孽，所经历的故事，都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在他的表述里。作为精神科医生的使命，就是去解读这些看似毫无逻辑的话，找到藏在谜团里的真相。

小时候几乎没有母亲的概念，也不会问父亲她去了哪里。我只知道每个月我都会路过一家糖果店，然后买上一包泡泡糖，去一个奇奇怪怪的地方。我们总是隔着铁窗去看一个短发的女人，有时候带些粽子，有时候带些其他吃的。护士小姐们看到我总是很高兴，我也总是告诉他们我要把她偷运出去的计划。我说，我要在半夜没人的时候，用席子裹住她，和爸爸一起把她扛走。我知道这个女人叫作“妈妈”，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感觉。有时候会看到有人发了狂，爬到窗台上疯狂地摇铁栅栏，像被囚禁在动物园的猩猩一样，我并不感到震惊，也不感到害怕，但这些画面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了。

若干年后我问父亲，母亲当初为何会住院？他说是因为产后抑郁，没有奶水喂我给急的，又说是长期被同事欺负，老早就有的毛病。我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他总说她没住多久医院，没几个月就出来了，而我却觉得她好像缺席了我整个幼年。我从未因母亲的病情而感到羞耻或是丢脸。因为这不是她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好在遗传因素只占7%，外加没有母乳喂养的缘故，我此后的生病也只是一场意外。

有人问我，抑郁症是不是精神疾病的一种，我说当然是啊，但是它的患者并不如传统的人们想象的那样疯癫、抓狂。这是一种压根没有力气去闹的疾病，它可以让一个爱闹腾的人变得沉默不语，它可以让一切生机勃勃变得死气沉沉。

2015年11月第一次踏入这里，17年6月正式断药，8月结束了同济大学的心理咨询，历时近乎两年。两年间我依然看上去和正常人无异，只有天知道做一件普通人能做到的事，我得多花多少倍力气。如今我依然会有情绪化的时候，我也从不掩饰自己曾经的病况。我一直认为，只有你坦荡荡地去面对这只是场医学上的疾病的时候，才会不用害怕再次被打败。

宛平南路600号这座还保留着上世纪90年代风格的老旧的医院里，每个人带着伤痛而来，背负着沉重的故事，可说起来时却又漫不经心。这里并没有想象中的祥玲嫂式的啰嗦和林黛玉式的哀怨。人们筋疲力尽地等待着医生叫号，像等待着诺亚方舟的救赎。是被救，也是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