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我最喜爱的的书

我读的书不算少，喜爱的书也很多，要选出十本最喜爱的书却不容易。现在我试试先选出五本“我最喜爱的书”，并且说说我之所以喜爱这几本书的道理。这样是否对青年朋友有点帮助，对此我没有什么把握。

第一本是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论语》的版本很多，不需要我介绍)。每个人都应有个做人的道理，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而不能徙，不善而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不修养道德，不研习学问，听到合乎道义的话而不能跟着做，自己有了错误而不能改正，这些正是我的忧虑。我认为，对一个知识分子说“修德进学”应是最要紧的，孔子认为，“死生”和“富贵”不应是他追求的目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道德和学问才是他追求的目标。一部《论语》是从“学而时习之”开始的。学什么?学如何做人，做一个有道德有学问有理想的人。学做人，在孔子看就是实现“仁”，孔子说：“仁者，人也。”(《中庸》)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做到爱别人并不容易，这要不仅爱自己的亲人，还要“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这样就得有一种“杀身成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气概。我想，达到这种境界是极不容易的，只能以此自勉，“虽不能尔，心向往之”。

第二本是庄周的《庄子》(《庄子》的版本也很多，也不需我来介绍)。我特别喜欢读《庄子》书的第一篇《逍遥游》。对“逍遥游”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也许庄子以“无待”为“逍遥”，注《庄子》的郭象以“适性”为“逍遥”，而我以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为“逍遥”。“自由”是伟大的创造力，没有自由，无论哲学、文学、科技等等，就失去了创造的动力。如何得到这种创造的自由?庄子认为，必须抛弃那些对自己身心内外的种种束缚，使自己能“自由思考”，“自由发挥”创造力，这样就必须要有一种“无我”(或者说“忘我”)的精神。人之所以常常陷入自缚之困境而不能自拔，就在于对“小我”的执着，把自己的一切看得比什么都重，不择手段地争夺个人权力和金钱，为私利所缠身。这样在精神上还能得到自由吗?没有精神上的自由，哪还会有为人类作出真正贡献的创造力呢?照我看，人甚至也不应刻意追求什么“名利”之类，为自己树碑立传更近于无聊，这些都是对“小我”有所执着。也许还是凭良心，按道理，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好些。自己创造性地、老老实实地、扎扎实实地做人、做事为好，努力摆脱“小我”，进入“无我”的境界。使自己升华到“逍遥游”的境地，这样也许创造力就会像无穷无尽的泉水一样不断地涌现出来，而与“大我”融为一体了。

第三本书是《陶渊明集》(《陶渊明集》的版本同样很多，也不必介绍了)。你真能“不为五斗米折腰”吗?我不能。你真能“归园田居”吗?我不能。你真能做个北窗下卧的“羲皇上人”吗?我不能。但我能读《陶渊明集》，我爱读《陶渊明集》，我能从中得到启示，得到愉悦，得到解放，得到升华，得到自由自在。陶渊明的诗中，我最喜欢的是那首《形影神赠答诗》，而其中我最喜爱的是最后那几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人生在天地之间，你不要天天为你自己的事忧心忡忡，怕这怕那。海那么阔，天那么空；你应尽的责任，你就自自然然地尽伦尽职吧，不要老去计较你可以得到多少回报!如果这样活着，不是更好、更美、更真实吗?人活着难道真的就是为了那些损人利己的“争名夺利”吗?我们活着难道就是为了每天讲那些看起来“高尚”的连他们自己也不真正相信的空话大话吗?难道就是为了说一套做一套，来骗人吗?我们还是像陶渊明那样真实一点好。

第四本是捷克共产党人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我是50年代初读到这本书的，这本书表现出的对人类的爱深深地打动了我，直到今日我每每想到或读到它心情都非常激动，又非常沉重。伏契克于1943年在被希特勒杀害前在监狱中写了这份《绞刑架下的报告》，它中间表现的对人类的爱、对理想的忠诚，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当时就读了好几遍，其中有一段我几乎可以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的时候，我是难过的。我得罪了谁，那么就请你们原谅吧!我使谁快乐过，那就请你们不要忘记吧！让我的名字在任何人心里不要唤起悲哀。这是我给你们的遗言，父亲，母亲和妹妹们；给你的遗言，我的古丝妲(引者按：古丝妲是伏契克的妻子)；给你们的遗言，同志们，给所有我爱的人的遗言。如果眼泪能帮助你们，那么你们就放声哭吧！但不要怜惜我。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的坟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正的。

这种热爱生活，热爱人类，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在我每次读到这里时，禁不住热泪盈眶。本来在1949年前，我对真正的生活了解很少，但在我心中也有着一种潜在的对人类的爱，但那是一种“小爱”而不是对人类的“大爱”。在我读了《绞刑架下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一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

第五本书是我和法国法兰西学院院士艾克沙维 · 李比雄(Xavier Le Pichon)合写的《生死》(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在法国出版的书名为La Mort，Desclée de Brouwer，1999)。我无意吹捧自己的书，既然是要我写“我最喜爱的书”，那我真的喜爱《生死》这本书，不是说这本书有多么伟大等等。我深感当前人类社会(当然包括当前中国社会)问题多多，存在着信仰危机、道德滑坡、精神空虚和种种虚伪奸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大概人们失去了理想，失去了对向上的精神境界的追求，这大概是和人们对“生死”、“苦乐”的看法不无关系吧！有许多人活着只想毫不付出地享受，甚至害国害民地夺取。他们为了延长自己的生命追求“长生”之类而巧取豪夺，过着腐朽的生活，这样活着为什么？他们以为这样是最大的快乐，最不痛苦的生活。他们的追求和企望与我国历史上的一些真正的圣贤的格调相差多远呀!我在《生死》一书中的“超越生死观念和途径”一节中，论述了中国古代儒、道、释的真圣贤与上面说到的那些全然堕落的人有着完全不同的苦乐观、生死观，我以为：儒家的苦乐观、生死观是“道德超越”，天人合一，苦在德业之未能竟(实现)；道家的是“顺应自然”，与道同体，苦在自然之未能顺；禅宗的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苦在无明之未能除。在当今之世，我们没有必要做儒、道、释的圣徒，但我们都应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苦乐观，应有为爱人类而生、爱人类而死的生死观。宋代张载《西铭》的最后两句：“存，吾顺世；没，吾宁也。”人活着的时候应努力尽自己的责任，那么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就是安宁的，问心无愧的。

2000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