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写作】一个80后眼中的大逃港事件
写在前面的话
偶然看到关于大逃港的文章，震撼于改革开放背后不为人知的事件，遂从京东入手《大逃港》，花了1个月时间看完。此读书笔记约3000字，包含大逃港的主要事件和一个80后的感触。仅供参考。
《大逃港》一书来源
1987年，记者陈秉安偶然发现改革开放的历史远不是书本上看到的那么简单，遂决定深入探究。1987-2009，陈花了22年遍访可能找到的当事人，直到档案解密，这本书的出版得以实现。从写作水平看，陈也许并非名家；由于某些原因，此书也无法畅销。但如今这本书就在那里，你看或不看，大逃港的事件都真实发生。曾经从大陆逃亡香港的人们：
他们当初为何要冒死逃往香港？
他们都经历过了什么磨难？
为什么说逃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直接动因？
（《大逃港》封面）
第1次：政权更迭引发逃港（1947-1956年）
1949年，国民党撤守台湾。出于对新政权的担心，众多不愿意跟随新政权以及来不及随蒋撤退台湾的人们疯狂涌向罗湖桥。港英方一时无措，临时规定“广东人可以过，非广东人不可以”。这根本满足不了过境需求，于是便有了深圳河上最早的偷渡。新中国成立伊始生活物资紧张，更有国民党残余势力负隅顽抗，中方故意放宽出境，既可以节省资源、又有利于社会秩序。
（被港英政府接纳的逃港者所居住的棚户区）
但另一方面，国民党残余势力以香港为基地，在深圳张贴反动标语、伺机纵火、杀害民兵，撬动新中国政权的稳定，边境斗争愈发尖锐，中方不得已决定封锁边界。相对于国共两党，香港在政治上较为中立，成为国民党伺机反攻大陆的大本营，这也构成了今日大陆、港、台复杂关系的历史背景之一。
（逃港路上的群众）
故事：作者的姑丈曾是国民党官员，50年代逃港，姑妈随后在“阶级斗争”中不堪重负投河自尽。表哥出逃后在香港打拼终成企业家。2000年家乡邀请表哥回乡投资，他始终没答应。
第2次：“大锅饭”引发逃港（1956-1957年）
建国后，新中国开展“土地改革”，将地主富农的田地分给穷苦农民。但并非所有农民愿意自己耕田，特别是老弱病残的家庭将分到的农田再卖给他人，渐渐地土地又流向富人手里。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央开展“农村合作社”，引导农民把分到的土地、工具再交回集体”。遗憾的是“合作社模式”造成“大锅饭现象”，直接导致消极怠工、生产效率低下。
1957年，中央开展“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等运动，对合作社有怨言的农民纷纷发言。可是这些言论愈演愈烈，甚至有右派分子提出反动言论。不得已，“阶级斗争”的武器向“右派分子”开炮。生活水平低下，加上“阶级斗争”，不少人被迫逃往香港。
数据：1947-1949年逃港者主要为因国民党欺压生活难以为继的农民；1949-1956年逃港者主要是国民党籍人士；在1956年后逃港者首次出现贫农、共产党员、农村干部。
第3次：水灾印发逃港（1957年）
1957年春，粤北发生水灾，大批农民涌向粤南。宝安县提出“开放河口”的申请，报告首次用“出港打工”代替“逃港”，非常聪明。但情况发展迅速超出控制，河口刚一开放，广东各地上万群众结伴出境，其中既有合法的、也有偷渡的。严重程度到了“福田上沙农业社第一生产队，15个男人中竟外逃了13人，不久连剩下的2个也跑了”。宝安县委不得不重新封锁边境，再次用“阶级斗争”的法宝号召群众“坚决打退外逃风”。
第4次：大饥荒引发逃港（1962年）
1957年在中央号召下，“农村合作社”升级为“人民公社”，群众的热情超乎意料、干劲冲天！“稻谷亩产三万斤！”“一颗大白菜500斤！”的神话频现在农业报告上。但中央为了不打击农民积极性，并未予以制止。顶层设计直接影响基层情绪，基层情绪反过来又绑架顶层设计。
“人民公社”“大跃进”“全民炼钢”等导致了劳动生产效率低下、国力耗尽、农业大幅减产、人民普遍营养不良以及大量非正常死亡。1961全国性大饥荒开始，导致宝安县逃港现象复发。广东省思想开明的领导被迫认识到，与其让老板姓在大陆饿死，不如放他们一条生路。但政策“一卡就死、一放就乱”！几天后，数十万计的群众短时间就涌入深圳河边，边境基本失控。
下半年，中央再次提出“狠抓阶级斗争”，紧急叫停边境开放政策。
故事：1962年5月，南雄县人叶小明和母亲因饥荒逃港。暴雨天气，深圳河水上涨迅猛，叶小明和母亲爬到一棵树上躲避。树上的另一个逃港者因为位置不足，竟然将母亲一脚踹下河水，最终叶小明和母亲相隔两世。叶小明后来在香港打拼有成，说“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冒着生死被逼上梁山的人，用眼泪，用血创造出来的！”此外，逃到香港的人一部分去了台湾，还有小部分去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牙买加等地。
阶级斗争印发逃港（1962-1970年）
1962逃港结束后，边境暂时安静了下来。1963年，宝安县开展“反逃港运动”。“反逃港运动”以思想工作为主，从5个方面劝说群众：
逃去香港的人90%以上为资本家打工，生活困苦；
逃去香港的人因为生活不稳定，50%以上一直未婚；
逃去香港的人无法与家人团聚；
逃去香港的人容易染上吃喝嫖赌等陋习；
逃港的路上有荆棘、边防军、警犬、风浪等各种风险。
然而这种思想工作存在明显弊端：只分析了逃港的结果，未分析逃港的原因。无论这种思想工作做得多么充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群众对改善生活的追求。
1970年的普宁县，3个青年在山上放羊，因为实在饿得不行偷了公家的番薯。事发后3个青年作为“盗窃犯”被批斗，批斗中治保主任对其中1人官文烈拳打脚踢，这让官文列怒火中烧、决定逃港。逃港前官文列实在放不下仇恨，采取报复行为，治保主任因此毙命。官文列等人被捕和执行枪决。阶级斗争逼迫人们逃港，逃港又导致阶级斗争升级，再进一步导致逃港，形成可怕的恶性循环。
改革开放（1977-1980年）
严格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逃港事件从未停止，只是在某些特殊时期尤为激烈。政策尺度难以把握，经常出现“一卡就死、一放就乱”，不但群众、连基层政府也很被动。1949-1976，近30年的逃港风不断，中央意识到政策需要调整。
1977年，复出的邓小平到广东省调研。调研中发现，逃港的直接原因是“生活太苦，河那边经济发达，两地差距太大，所以很难留住人。”在调研中，宝安县委再次提出放宽政策，并得到了明确的、肯定的答复。
1979年3月，广东省委批准了《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允许对港贸易。只用了2年时间，深圳经济活跃起来了，大量的蔬菜、鱼鲜从深圳运往香港，不但过去做生意的群众不会滞留不回，连早先逃过去的群众也回来了！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
2007年7月1日，链接香港和深圳的西部跨海大桥连通；
2009年4月1日，深圳居民可自由多次往返香港。
1949年以前大陆与香港可以自由行。历史转了一圈回到原地。也或许，不再是原地。
启发
看完《大逃港》，一天的工作消失在夜幕。遥望历史与深夜回顾一天的感觉如此相似：酸甜苦辣尽在不言中。
每个阶段都有其历史局限性，执政者的认识也随着历史进程不断提高。历史和政策从来不会针对某个人，所以怪罪历史无用。只是制定一项政策时，不但要考虑解决什么问题，更要考虑造成问题的原因，这样才能治标又治本。总之，历史进程不可阻挡，人性需求宜疏不宜堵。
作为一个80后，成长环境相对稳定，对这段历史从未知晓。之所以要了解历史，也许最具有实践意义的，是让我们在教育下一代时心中有一杆秤：知道我们从何而来，探索我们将要去哪。文化上不可以厚今薄古，但在行动上应该如此。因为只有不断披荆斩，世界才会更加宽阔。
2017年8月13日广州
（感谢你阅读到最后一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