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经营原理——第四次工业革命（下）

对国家和全球的影响

第四次工业革命引发的颠覆性变革正使公共机构和组织重新调整运行特别是迫使地区、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自我调整，找到与公众及私营部门合作的新方式。

政府还要意识到有哪些持久的力量正在改变人们对于政治家的传统看法及其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随着公民被赋予更多权力，社会分裂和两极分化愈加严重，政治体系将随之改变，使得政府治理难度增加，政府工作效率变低。这种变化尤其值得关注，因为政府现在应该与其他相关方一道，共同推动建立全新的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架构。

在评估第四次工业革命对政府的影响方面，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提高治理水平至关重要。同时，政府必须进行自我调整，适应这样的现实，即权力正从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转移，从现有的体制向松散的网络转移；新技术以及在新技术推动下产生的社会分组和互动允许任何人发挥数年前不可想象的影响力。这种权力本质上是转瞬即逝的，对政府产生的影响最大。毋庸置疑，治理的难度比以前大大增加。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政策制定者越来越难以对变革施加影响。这是因为他们受到来自于国际、省际、当地甚至个人等其他权力中心的牵制。这种“微观权力”足以对政府等“宏观权力”形成制约。

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变革极为迅猛，这让监管者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今，各类突发事件让政治、立法和监管机构应接不暇，使他们既难以应付飞速发展的技术变革，也不能参透随之而来的影响及含义。日夜不息的全天候新闻报导给领导人带来了很大压力，要求他们必须立即对突发事件进行评论和反应，导致他们没有足够时间权衡利弊，做出符合原则、妥善精准的反应。这样，事态失控的危险就切实存在了，特别是在当今世界有近200个独立国家、数千种不同的文化和语言共存的背景下，这种危险更难以避免。

目前大多数的技术进步并未在现有的监管框架中得以合理规范，有的甚至颠覆了政府和公众长期以来建立的社会契约关系。第四次工业革命使政府应对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挑战，即：政府必须在把风险最小化的同时，让创新蓬勃发展。而灵活治理的意义在于，监管者必须想办法持续地适应快速变化的新环境，重塑自我，加深对治理对象的了解。

数字技术是无国界的。技术产生的地域性影响，以及地域对技术的影响可以引发很多思考。创新生态体系是竞争力的重要推动因素。展望未来，高成本和低成本国家之间，以及新兴市场与成熟市场之间的区别将越来越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经济体是否具有创新能力是其成败的关键。城市吸纳和采用技术的速度和广度决定了城市吸引人才的竞争力。根据英国创新慈善机构“国家科技与艺术基金会”的研究，政策环境最有助于推动创新的全球前五大城市分别是：纽约、伦敦、赫尔辛基、巴塞罗那和阿姆斯特丹。该基金会的相关研究还表明，这些城市及其成功地在官方政策框架之外以创新方式实施变革，对新事物持开放态度，作风更像企业家（而不是官僚）。正是这三个标准造就了当今世界创新城市的典范，它们同样也适用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2015年10月，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城市的未来”议题组发表了一份报告，重点介绍了世界多个城市在积极采用创新方案解决各类问题的案例，该报告指出，第四次工业革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由全球智能型（基于网络的）城市、国家和地区所组成的集体共同推动形成的。这个全球性网络了解并善于利用这次革命的机遇，从全面、整体的角度出发，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式推动革命发展。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对国家关系和国际安全产生深远影响。

当今世界的极大危险是世界高度互联且不平等不断加剧，可能导致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种族隔离和社会动荡，从而滋生暴力极端行为的土壤。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改变安全威胁的特征，同时也影响着权力的交替。权力不仅在地域之间出现变更，也在从国家主体向非国家主体转移。

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但将改变冲突规模，也将改变其特点。战争与和平、战斗者与非战斗者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同样，战场日益变得兼具本地化和全球化性质。

不但战争的门槛降低了，战争与和平的界限也模糊了，因为任何网络的互联设备,从军事系统到民用设施，如能源、电网、医疗、交通管控和供水系统等，都会成为网络入侵和攻击的对象。对手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与过去不同的是，你可能不知道受到了谁的攻击，更有甚者，你有可能根本察觉不到被袭击了。

以前只有政府和极其高端的组织才具备造成大规模伤害的能力，而现在这种能力正迅速广泛地大众化。从3D打印武器到家庭基因工程实验室，大量新兴技术制造的破坏性工具正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得。随着这些技术的普及，难以预知的力量将应运而生，并挑战现有的法律和道德框架。

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

新型数字媒体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组成部分，对我们个人和集体构建社会及社群产生着越来越大的推动力。网络数字媒体给很多人带来了实质性的好处。它除了提供资讯，之外，还给个人提供了作为公民参与讨论和决策过程的权利。但不幸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向公民赋权的同时，也在损害公民的利益。世界经济论坛的2016年全球风险报告阐述了“公民被赋权和剥权”现象，即随着政府、企业和利益群体采用新兴技术，公民和社群被赋权的同时也在被剥夺权利。

使用社交媒体的典型特征是分享，但这一特性也蕴藏着危害，即能够扭曲决策，并给文明社会带来风险。与人们的直觉相反的是，虽然数字渠道提供了很多媒介，但人的信息来源反而变得狭窄且单一。

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正在改变我们的行为，也在改变我们自身。它对每个个体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包括我们的身份认同及其相关方面，如隐私保护意识、所有权观念、消费方式、工作与休闲时间的分配以及如何发展职业生涯、磨练技能。它将影响我们待人接物和维系人脉的方式、我们赖以生存的阶层、我们的健康状况，并且可能还会以超出我们预想的速度增进人体各方面的机能，从而引发我们对自身存在的反思。人类世界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速发展之时，这些变化使我们既兴奋又恐惧。

某些特定种类的技术，如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对于人类的影响是很容易了解的，且已被专家、学者们广泛讨论过，但要了解它们在其他方面造成的影响则要难得多。人工智能与合成生物学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许就能亲眼目睹定制婴儿，以及对于人类进行的其他全面改良，从消灭遗传病到增强人类认知能力。而这些技术都将使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伦理与精神问题。

技术与文化作家尼古拉斯·卡尔认为，我们在电子世界中沉浸得越久，我们的认知能力就越弱，因为我们已经无法控制我们的注意力了。“互联网本身是一个干扰系统，一个分散注意力的机器。持续的干扰能分散我们的思维，减弱我们的记忆力，让我们变得紧张和焦虑。我们所陷入的思绪越复杂，干扰所造成的伤害就越大。”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赫伯特·西蒙早在1971年就警告说：“丰富的信息将导致注意力的缺乏”。如今的情况更加糟糕，对于决策者而言尤其如此。他们被过多信息所困扰，无法招架持续不断的压力，导致过度劳累。“游记作家皮柯·伊耶这样写道,“身处精神涣散的时代，没有什么比集中注意力更加珍贵。身处不断奔波的时代，没有什么比安静地坐着更加重要。

互联网时代给个人带来的一大挑战，以及人与人之间总体来说愈加密切的相互联系，均涉及隐私问题。这一问题日益凸显，其背后的原因正如哈佛大学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所指出的——“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在日常使用的设备上牺牲隐私以换取便利”。我们都能看出互联网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工具，但同时也是大规模、广范围、无差别、高强度监视的帮凶。

各行各业都在发生重大转变，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现有商业模式被颠覆，生产、消费、运输与交付体系被重塑。同样，政府、各类组织机构以及教育、医疗和交通体系也正在被重塑。

对于所有行业和企业而言，问题不再是“我是否会被他人颠覆”，而是“颠覆会何时到来？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对我和我所在的组织会产生怎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