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起源

在中国古代，关于药物起源的传说颇多。“伏羲氏尝味百药而制九针”、“神农尝百草”与“伊尹制汤液”的传说反映了中华先民认识和使用药物的起源。基于考古学、民族学、生物学和古代文献记载等诸方面综合研究，一般认为中医药的知识起源于原始社会。经过世代人们无数次尝试和经验积累，逐渐获得了鉴别食物、药物和毒物的知识，并有意识加以利用。随着人们更多的生产和医疗实践，逐渐发现了越来越多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动物和矿物，并积累发展了药物知识。

早期的药物知识记载

药，《说文解字》释为“治病之草”，明确指出“药”乃治病之物。目前所知最早的“药”字，出自数千年前古钟鼎类铜器上铭文（即金文）。自西周以后，“药”字使用增多，如《书经》有“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易经》有“无妄之疾，勿药有喜；无妄之药，不可试也”；《礼记·曲礼》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周礼·疾医》曰“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等等。《诗经》《山海经》、《万物》等书中也收载了不少植物、动物和矿物药，甚至明确记载了某些药物的疗效；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养生方》等简帛中也存在大量药物组方疗疾的记载。

药物复方的产生

我国药物复方的产生不晚于春秋战国时期。古代对于药物复方的称呼，早期多以“齐”“和齐”或“和药”称之，见载于《周礼·天官》、《世本》等。古代复方有多种剂型，汤剂只是其中之一。目前尚无充分依据说明汤剂是我国中药复方产生的唯一标志。如，以复方见称最早的方书《五十二病方》中记载的和剂中，有的是将药物研细和合，有的用水和煮，有的以药汁合搅，有的以药和酒，并无独立的汤剂称谓，书中的“汤”早期指的是外用的药汤水。

“药品”的记载

药品一词，据考证首次见载于元代的《御药院方》（以宋金元三朝御药院所制成方为基础编制），记载御药院的职能“掌按验秘方，以时剂和药品，以进御和供奉禁中之用”。之后，随着现代药品管理制度的建立，药品的含义发生了改变。

“本草”一词，沿用已有两千多年之久。根据现存文献考证，“本草”之名，始于西汉晚期。《汉书》之《平帝记》、《郊祀记》、《楼护传》均有记载。

“本草”的含义，一是指中国传统医药学中的药物。 “本”在《说文解字》中训为“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草”本字作“艸”，训为“百艸也”。可见“本”的原始意义是根，“草”则是草本植物的泛称。韩保昇认为“按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直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最多也”。因此，我国习惯以“本草”代指中药。《墨子·贵义》有“譬若药然草之本”，算是最早以本草言药者。二是指中国传统药物学及药物学专著。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的序中论述，认为扁鹊、淳于意、仲景、胡洽等历代名医用药“皆修药性”，为“本草家意”，并引用颜光禄之言，指出“诠三品药性,以本草为主”。由此可知“本草”还指研究药理药性的专门学问，并与经方有一定渊源关系。

“中药”名称的来源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传统药物多以“药”“毒”或“毒药”称谓表述。“中药”一词，最早记载于《神农本草经》，将药物按有毒无毒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中，“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此处“中药”是一种药物分类术语，是相对“上药”和“下药”而言的，专指无毒或有毒，既能补虚又能祛邪的中品药物。

“中药”一词的广泛应用，与外来药物（尤其是西方药学）的输入直接相关。早期传入的外来药物对我国传统药学的影响并不大，而且很快被收入历代本草之中，并赋予了中医药理论体系的特有内涵，丰富和发展了我国传统药学。如《新修本草》至少收载有27种药材不是中国出产；《海药本草》收录药物所注的产地大都是外国地名。

随着17—18世纪我国西学东渐速度的加快，西方医药输入日益增多。由于中西药之间有明显的差异，为便于区分，人们逐渐把中国传统药物称为“中药”。如，在清代末期“医士”考试试卷中出现过“中药”称谓；近代名医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明确提出了“中药”与“西药”的概念及其二者差异。云：“盖西医用药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也。究之标本原宜兼顾，若遇难治之证，以西药治其标，以中药治其本，则奏效必捷，而临证亦确有把握矣”。

由此可见，“中药”一词在20世纪初正式开始启用，成为我国传统药物的称谓；然而，广泛使用“中药”一词则较晚。在1950年之前，中医学校的教科书中和出版的药学书籍中罕有“中药”一词作为书名、学科名或机构名称。直到1950年以后，“中药”一词才大量出现在行政机构、学校、书籍、团体和会议的名称上，一直沿用至今。

“中药”一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不同的内涵，随着中医药理论实践的发展，其内涵不断得以丰富，形式不断得到拓展。汉代《神农本草经》记载“中药”主要用作药物的分类标准；20世纪初，“中药”是针对我国传统药物的一种称谓；目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中药”是指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药的统称。

综观我国药物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其发展轨迹基本上遵循着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规律发生发展，并与社会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密切相关， 是系统的、科学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历代本草和药物专著

历代学者在长期医疗实践中不断继承发展，提炼总结使得药物品种、法治等日益丰富，并著之于文献，即历代本草中。到清代，经著录的本草古籍达1000余种，保存至今的也有400余种。

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作为最经典之作，为后世药学理论发展奠定基础。魏晋以来，本草学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

如《雷公炮炙论》是我国药学史上最早的炮炙学专著；《本草经集注》丰富临床用药内容，初步确立综合性本草模式。唐代在全国药物普查基础上修撰的《新修本草》是我国第一部官修本草，也被称为世界上第一部药典，比欧洲《纽伦堡药典》早800年。宋代由国家组织撰修、雕版印刷《开宝本草》《嘉祐本草》等，使本草规范得以准确地广泛传播；《证类本草》囊括北宋以前的本草资料，被视为本草典籍承前启后的传世之作；《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被称为世界上第一部成方制剂规范，收载大量方剂和制法；金元时期，张元素的药物专书《珍珠囊》开创以讨论药性、注重临床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本草体例。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编写的《本草纲目》内容丰富、取材广泛、考订详明、标纲立目、分类先进、体例严谨，成为中国本草史上最伟大的集成之作。清代赵学敏编著的《本草纲目拾遗》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新药和民间用药，极大地丰富了本草学内容。

此外，在我国古代还有炼丹、炮制、食疗、药用植物等方面的专题著作。如《周易参同契》、《抱朴子》，是早期炼丹术的代表作，表明当时中国在化学制药方面已趋于领先。《雷公炮炙论》《雷公炮炙药性赋》、《本草蒙筌》、《炮炙大法》、《修事指南》等对后世炮制都很有影响。《食疗本草》对食物治疗、食物鉴定颇有发挥；《饮膳正要》记载了少数民族食疗经验，并记述了蒸馏制酒法；《南方草木状》、《本草原始》、《植物名实图考》等，偏于药用植物来源、药材鉴别，真伪考订。同时，还有《履巉岩本草》、《滇南本草》等一批记载地区药物的本草专书。

收载药物

历代本草和药学专著对药物发展各有贡献，收载的药物不断增加。《神农本草经》载药365种，《本草经集注》载药730种，《新修本草》载药850种，《本草拾遗》增收《新修本草》未载之药692种，二者合计1542种，《本草纲目》收载药物已达1892种（其中植物药计有1094种，动物药443种，矿物药161种，其他类药物194种）。《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实图考》等又广补前人所未载之药。至此，见于药物学著作记载的药物数量已达2800多种。

制药技术的发展

我国古代中药具有悠久的用药历史和丰富的用药形式，制药技术较为发达。

对于药物剂型而言，古代就有药性决定剂型、从临床用药需求选择适宜剂型的论述。

早在商代就有汤剂使用记载，战国时期《五十二病方》记载有丸剂、洒（散）剂。该时期丸剂最为常用，出现有以酒、醋、油脂制丸的技术；《内经》有汤剂、丸剂、散剂、膏剂、酒剂的记载。

汉代张仲景在“因病制剂”的原则指导下创制了各种药物剂型，其《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记载有煎剂、丸剂、散剂、酒剂、坐剂、导剂、含化剂、滴剂、糖浆剂、软膏剂、洗剂、栓剂等十余种剂型。

晋代《肘后备急方》记载有黑膏药、干浸膏、浓缩丸、蜡丸、熨剂、尿道栓剂等剂型，并首先使用“成药”这一术语，并有专章论述。

唐朝《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所载“紫雪丹”“磁朱丸”“定志丸”等中成药至今仍在沿用。

宋朝是我国成药大发展时期，设立有专门的制药、售药机构（和剂局、惠民局）。同时期编著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收载了大量的方剂及其制备方法，其中成药775种，方剂791首（按剂型分，丸剂290方，汤剂128方，煎剂2方，煮散剂26方，散剂233方，膏剂19方，饼剂4方，锭剂2方，砂熨剂4方，丹剂77方，粉剂1方，其他剂型5方），被称为世界上第一部中药制剂规范。

明代《本草纲目》收载中药剂型近40种，除记载丸散膏丹常用剂型外，尚有油剂、软膏剂、熏蒸剂、曲剂、露剂、喷雾剂等。明清时期，中药制剂品种繁多，剂型齐备，官方管理严格，其生产与经销得到进一步扩大。

在给药途径方面，战国时期除用药外敷和内服外，就存在有药浴、熏、熨等法；到东汉时期，给药途径就多达几十种，如洗身法、药摩法、含咽法、烟熏法、灌肠法等等。这些给药方法在后世都得到了保留并有进一步的发展。

名医熊继柏：学中医从什么书读起？

讲讲中医从什么书读起，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有人曾采访过我，问我是什么派的。我说我既是学徒派，又是学院派。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是学徒派，谁都知道，现在有句笑话，叫“地球人都知道”，因为我讲真话，从不隐讳我的出身，讲假话我不会的。

问我是什么文化水平，我说我就是学徒出身。十三岁当学徒，当到十六岁当医生。当学徒的时候，什么事我都干过，给老师提尿壶，那是常事；打洗脸水、倒洗脚水，那也是常事；在药铺里下梭板，打扫卫生，扫厕所，这些事我都搞。

这个学徒派读书和我们现在科班派读书有区别。这就是我要讲的核心，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我记得二十年前，我校的彭坚教授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湖南中医应该研究熊继柏现象。”他说应该研究一下我的现象。他说你为什么会讲课，为什么会看病，为什么会写书，他说我们值得研究一下这个现象。

确实是学徒出身，我倒不在乎什么研究我的现象，也没有谁研究过我的现象。但是我琢磨，因为我在农村公社卫生院工作了20多年，我对农村的情况特别了解，我在城市又当了30多年医生，我对城市医疗也很了解，但更重要的是我在高等学府教了30多年书，退休后几乎跑遍全国，全国许多大的中医院校我都去过，如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给全国的名医班讲课，所以我对上面的情况很了解，我对基层的情况很了解，像我这样的人确实不多，所以我就琢磨中医的教育问题，我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不讲规律，我就讲讲我是怎么读书的。

第一本书——《雷公炮炙四大药性赋》，我四个早上把它背完，一个早晨背一个药性，寒、热、温、平，就四个早上背完了，白天我就玩，没事干。

背完了接着就是《药性歌括四百味》，当时背了，但现在我不一定还记得。四大药性赋我还能背，要我写我还能写下来。《药性歌括四百味》我就写不下来了，连接不起来了。这就是第二本书。

第三本书——《医学三字经》。要说明的是，我读的书都是抄来的，不是原版的。第一，没有书买；第二，买不起。都是抄师傅的，抄了有错别字，师傅给你改正，改过来后再教一遍，让你去读，就这样的。

《四大药性赋》师傅没讲，《药性歌括四百味》也没讲，《医学三字经》讲了，讲得似懂非懂。“医之始，本岐黄”，岐伯和黄帝，就这么讲，那时我哪知道岐伯、黄帝是谁啊？“灵枢作，素问详”，灵枢是什么，素问又是什么，那时全不知道。“难经出，更洋洋”，“难经”是什么不知道，现在知道了。那时《医学三字经》全背。现在如果谁要我抄，我可以一个晚上给抄出来，不仅不要书本，而且绝对没错。这是第三本书。

第四本书是《脉诀》，包括《王叔和脉诀》和《濒湖脉诀》两本脉诀，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诊断学。这是第四本书。

第五本书是《医宗金鉴·四诊心法要诀》，讲的是诊断学。

现在总结归类就是中药学、三字经、诊断学。

之后开始学方剂。首先是《局方》。《汤头歌诀》读完了，读陈修园的《时方歌括》，这两本书的方剂歌括我全能背，比如藿香正气汤：“和解藿香正气汤，苏叶白芷共藿香，陈半茯苓大腹草，厚朴桔梗引枣姜。”这是《金鉴》的。“藿香正气白芷苏，甘桔陈苓术朴俱，夏曲腹皮加姜枣，感伤岚障并能驱。”这是《时方歌括》的。这两本方剂书我都能背。

读完方剂后开始读内科学的书。内科第一本书是陈修园的《时方妙用》。“中风……风者，主外来之邪风而言也。中者，如矢石之中于人也。”像这样的话都要背，这就是接触内科学。

接触内科学以后，老师就开始跳跃式地教我了，这是我的第一个老师，胡岱峰老师，他是清朝秀才，古文功底好得不得了，他的古文真是学究式的。

他说我能读书，不能跟大家一起读，要开小灶，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一个班。让我开小灶就是学习《伤寒论》，读的是《伤寒论新注》。开始是读原文，老师的标准就是背。

背的同时也讲，比如给我讲猪肤汤，我问过一个问题，我问老师：猪肤是不是就是猪皮，老师回答说是，我说：“那是不是随便哪里的皮都可以？”“哎呀，你怎么问这样的问题呢？”老师说：“你怎么问这样的话，你问得出奇呀。”他感到奇怪。

又比如“五苓散，白饮和服”，我问“白饮”是什么，老师说：“白饮就是米汤啊。”就问这些东西，都是当时读书的灵感，所以永远都记得。就这样《伤寒论》我背下来了，背下来后就觉得这书读得差不多了，这样的书都能背下来，而且是搞不懂的书。我为什么现在始终念念不忘我这个老师，就是因为我这个老师引我入正门。如果没有这样的老师，我对经典不可能读得这么好。

《伤寒论》读完了，接着就是《金匮要略》，又是要求背。我一年内把这两本书背完，半年背一本，其中《金匮要略》好背，就是《伤寒论》不好背，尤其是太阳篇，把人背得晕头转向。这两本书读完后，赶上1958年开始“大跃进”，我就当医生去了。

我当时就读了这么多书开始去当医生。那时刚开始当医生看不好病，当然也可能偶尔看好一两个，但总是不满意。人家老医生看了几十年，病人天天找他看，因为看得好啊。

我就问那个老医生：“你怎么看得好病，我怎么就看不好呢？”我问他读些什么书，是不是书比我读得多些。他问我都读些什么书，我说读了《伤寒论》《金匮要略》，他说：“谁读那样的书啊，那书有什么用，那书没用。那书是讲理论的，不是看病的。”我说：“你怎么知道啰？”他说："我们都不读，你看我们哪个读，一个都不读。”

这就是说当地的医生没一个读过《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但他们就能看得好病。于是我就问他读些什么书，他告诉我只读过《医宗金鉴》，我又问他《医宗金鉴》怎么读，他说就读《杂病心法要诀》。好，我就找到《医宗金鉴》，把它借来。

我一看，《杂病心法要诀》基本出自《金匮》，但它在《金匮》方基础上加了一些时方，就成了一些常用方了。

另外一位医生又告诉我，《医宗金鉴》里面值钱的是它的妇科学和幼科学。我在读《医宗金鉴》时又发现一个问题，《伤寒心法要诀》把庞大复杂的《伤寒论》原文精化精简了。于是我把《伤寒心法要诀》认真读了，比内科《杂病心法要诀》读得要熟得多。这样，我就花力气读了《伤寒心法要诀》《妇科心法要诀》和《幼科心法要诀》。所以我的学生都知道，我经常用《伤寒》方、《金匮》方，用得很熟，妇科、儿科基本上用《医宗金鉴》的方，这是自学的。

读完了这些书我才真正开始当医生。在农村当医生，你要应付各方面的病人，尤其是当你出名以后，比如我那时每天要看将近一百个病人。那时候很多怪病就开始遇到了，师傅不在身边，我没处去请教，农村那些老医生我跟他们讲《伤寒论》和《金匮》他们不懂，所以我只能自己解决。

我看病没人带，都是自己闯出来的，所以我的经验都是实践中反复摸爬滚打出来的。跟我上门诊的这些学生得到我的经验好像很容易，其实我是吃过大苦的，所以我现在用起来，学生们一下就学到了，好像非常简单，其实我是经过几十年磨炼得来的，其中既有正面的，更有反面的，它是不断地升华、总结出来的东西，它不光是书本上的东西。

对于一个方，我怎么加，怎么减，已经形成了一个规律。某个病一来，我立刻能想到用什么方，这些经验是我几十年积累的东西。病人一来诊察之后，我的方就出来了，为什么这么快呢？因为我搞了几十年啊，我看了几十万人了。

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我又读了一些书，比如《傅青主女科》，我读得很熟，《傅青主女科》里面的方我经常用，当然是有选择地用。治妇科病我基本上就是用《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和《傅青主女科》的方，治儿科病我基本上就用《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要诀》的方。

曾经有一本幼科专著叫《幼科铁镜》，我读过，我个人觉得不怎么样。还有一本书是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这本书过于复杂，把妇科复杂化了。

我经常说我们中医学本来就够复杂的了，我们现在有不少的中医，甚至于号称中医学家，他把中医学人为地复杂化。难道还嫌它复杂不够吗？把它人为地搞复杂了，我们的后人还怎么来学啊！一看到就怕它，一看到就住后退缩，进一步退三步，他还怎么学？这人为的复杂给后人带来的弊病，只能给中医学术带来摧残作用。

我的第一位老师教我通读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到1961年，我又拜第二位老师了，他是陈文和老师，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他是在国内学中医，然后到日本去深造。

陈老师发现我读书读得好，但有明显的缺陷，第一，没学过温病学；第二，没读《内经》。温病学和《内经》讲些什么东西，我确实都不知道。我后来见到我第一位老师胡老师时，我就问他为什么不教我读《内经》？他说：“你那么小，读什么《内经》，那是你读的啊？到时候你自然就可以读。”我问他要到什么时候？“当几年医生以后，到20多岁30岁时再读吧”，这是胡老师跟我讲的，他叫我到二三十岁再读《内经》。

在陈老师那里，他就教我读《内经知要》，其实我原来真正的《内经》功底就是《内经知要》，温病功底就是《温病条辨》。《温病条辨》拿到手以后，我的感觉就不一样，这都是我原先不知道的。所以我就在《温病条辨》上下了功夫。我对《温病条辨》是读得很熟的。我们学校的温病教研室主任谢凤英教授，她的温病学水平是很不错的，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了我对温病也很熟，她说：“你怎么对《温病条辨》那么熟啊？”我开玩笑说：“难道就只允许你一个人熟啊！”

现在我就可以告诉大家了，我治病用的方来自哪些地方。开始不是讲了两本方剂学吗，这是基础，然后是《伤寒》方,《金匮》方，《医宗金鉴》方，程钟龄的方，傅青主的方，然后就是温病方，就这么多方，就来自这些地方。当然，以后还有一些杂家的方，比如张景岳的方，喻嘉言的方，李中梓的方，还有《审视瑶函》的方，那是个别现象，包括《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的方，那都是个别的方，不是全面的，上面讲到的那些方才是全面的方。

跟陈老师重点就读了《温病条辨》和《内经知要》，陈老师告诉我一个重要的道理：要想当一个好医生，必须大量读方剂。他有个手抄本，有2000多首方，当时他要我抄下来，我那时因为记性好得很，全记得，就没抄。那时又没有复印机,否则的话就复印下来了，真可惜啊！

自从跟陈老师学了温病学后，回去当医生就大不一样了。当时我们那里乙脑、流脑流行，我治好几个危重病例，在石门县西北地区的医名就打开了，所以我出名是在1963年以后，是因为治乙脑、流脑。

上面所谈的就是学徒读书。分析学徒读书的特点是：

第一，读的是原著，没有水分，至少没有现在的书这么多水分。我不是读的现在的书，我读的是原著，这是第一。现在的教材里面有很多是人为的错误，人为的复杂。

第二，我读中医书，并且读得比较熟。恐怕大部分人虽然读是读过，但没有读得这么深，读得这么熟，尤其是现在科班出身的，尽管对某一门很熟，比如讲《金匮》的对《金匮》很熟，讲《伤寒》的对《伤寒》熟，但是讲《金匮》的不熟悉《伤寒》，讲《伤寒》的不熟悉《金匮》，他还不一定做到了纯熟，因为他没有背书本，仅仅局限于教材的一点点，教材以外的不注意去读。

当然全部中医学徒都像我熊某人一样读书是不可能的。第一，不可能人人都有很好的记忆力，有很好的悟性；第二即使有这个记忆力，下不了这个决心，不能像我这样不要命地去读书，去搞临床实践。因为我有一个环境所迫，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

我学医时吃什么？吃红薯。我睡什么？一床棉絮，既没有被套，也没有床单。那个时候都是两个同学一起睡，一个出盖被，一个出垫被，但是谁都不愿意和我睡，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没盖的，二没垫的，一床破棉絮，并且还有几个洞，我就一床棉絮一裹，就是这么睡觉，哪像现在的年青人生活这么幸福。我当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

后来当医生的时候我连煤油灯都点不起，经常在月光下看书。所以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成功，要两点，第一，要聪明；第二，要勤奋。用我们的土话讲就是发狠，不要命地去干。你说现在的聪明人多不多？像现在的硕士、博士，哪一个不聪明啊？但是你能下这个狠功夫吗？这一点很难。

有人问我：“您到底读了多少书啊？”我给大家交个底，其实并没有读很多书，只是我读得比较熟，读得比较细，理论功底比较扎实，临床经验比较老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中医学徒学医的特点。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一点，过去我们的中医老师有门户之见，有派别。比如我的两位老师，第一位老师是典型的温热派，他熟读《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也很熟悉《内经》，但他不懂温病；而我的第二位老师是清凉派，他恰恰注重温病。因此，现在回头反思他们的临床功夫，我第二位老师治疗常见病擅长，第一位老师治疗怪病功夫厉害。我很幸运恰好得到了这两位老师的指点，如果我只跟了第一位老师而没有跟第二位老师，那我的临床水平肯定没有现在高。这就是学徒的偏颇，所以我说学医者的老师绝不能糊涂。

另外，我们古代老师带徒较保守，但我不保守。我在课堂上或临证带学生什么都讲，如果学生用心就记住了，如果学生不用心或未入门就可能—晃而过，不能体会。跟我的学生都知道我从不保守，只要我有空，问我的问题我都答复。

我记得初当医生时，在我们山区遇到了一个病人，他的脑袋肿大，脖子也肿得和脑袋一般粗，又红又肿，又痒又痛，又发烧。我当时只有十六七岁，有人请出诊看病我很高兴，看了这个病人之后很自信地判断是“大头瘟”，于是很有把握地开了个“普济消毒饮”。哪晓得病人吃了三付药，一点都没好，于是我又给他改了个“防风通圣散”，心想这个病人又痒又痛又发烧，不是风火吗？防风通圣散既消风又泻火，应该会好。结果又没好，我就傻眼了，顿时方寸大乱，跑了三十里山路去找我的老师。

我老师当时八九十岁了，正在家里抽一个大烟斗，我进门后很恭敬地叫师傅，老师见了我就说：“你来了，是不是看病看不好啊？”我说：“是的。”于是把情况告诉了老师，然后问：“您看怎么办呢？”师傅慢条斯理地给了我三个字：“翻书去。”我这来回六十里山路算是白跑了，但是“翻书去”这三个字有好处啊。

回去后我一通宵都在翻书，还要思考，这样得来的知识比老师讲的印象要深刻得多。所以，我后来基本上不再去问老师了，因为问他也就是这三个字，不骂人就算不错了。现在，有时候我也会跟我的学生开玩笑说：“翻书去。”

当然，旧时的老师带徒弟也是很严格的。有一次我治疗一个寒实结胸证的病人，用“三物白散”，开了“巴豆霜”一钱，碾粉后冲服。

患者拿处方到医院药房去买药，药房捡药的老先生有七八十岁，经验非常丰富。他拿到处方后直接扣下了处方，送到我师傅那里，然后打发病家把我叫到师傅那儿去。我知道是因为巴豆霜的缘故，到了师傅那里，他明知故问说：“巴豆霜是你开的？”我说：“是的。”他说：“巴豆吃了会怎样啊？”我说：“书上说，不利，进热粥，利过不止，进冷粥。”他说：“要是吃了拉血怎么办？”我听了就傻眼了，因为张仲景没讲吃了会拉血呀！

师傅就责问了我一句：“你有多大能耐？敢开巴豆霜？”我当时还壮着胆子辩白了一句：“师傅，我是看您经常开。”我很后悔说这个话。后来我再也没有开过巴豆霜了。所以，我当医生一辈子都很谨慎，没有出过医疗事故，砒霜、斑蝥、马钱子这些有毒的药物我都不用，老师对徒弟严格是有好处的。

在我学药的时候，有位七十多岁的姓郑的老师让我受益匪浅。我做学徒要一大早起床，把门打开，把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晚上下班后要把药屉一个个整理好、关紧，称药的秤、压纸的木方、冲臼、研钵都要整整齐齐地放在固定的地方，碾槽要收拾干净竖起来。切药的时候，老师规定切一种药就尝一种药，切当归就尝当归，切苦参就尝苦参，切黄连就尝黄连。当时我不理解，觉得味道太难忍受了。现在我理解了，这样做才能知道哪个药是什么味道，什么药麻口，什么药封喉，现在有哪个医生知道呢？而我却知道。

因此，我非常感谢这位老师。但这位老师很保守，问他什么也不讲。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中医从古代传到现在，有多少好东西由于保守已经失传了！一方面是保守，一方面是有话讲不出来，再就是忘记了。

比如，有的东西你不问我，我就没讲，因为每天门诊量这么大，看完病人就精疲力尽了。由此我就联想到叶天士为什么写书不多，他的书都是他讲，学生记录而成的，不是他不会写，而是没时间写。

我现在深有体会，过去一天看一百号病人，没时间也没能力写，现在有能力了但没时间写。这也是现在中医界的一大紧要问题，真的要组织抢救、整理老中医的经验，要组织一些懂专业、有水平、有能力的人来整理和写作。关于学徒方面我就讲这么多。

我已在中医大学教学30多年，我认为学院派的优势在于：

第一，学科系统全面，有系统的教材，如中医基础理论、诊断、中药、方剂、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科，等等，分科很细，而我们学徒无所谓分科；

第二，管理规范，只读书，不像我们学徒要做各种杂事，包括打扫卫生、上山采药，等等。

但学院派也存在几个问题：

第一，不专，学专业不专，心思不专。因为现在的大学生要全面培养，要与世界接轨，做综合性人才，这当然没错。但由此也产生了问题，比如很多学生都把大量精力倾注在学外语上，就不能集中精力学中医，他们在专业上的深度和广度就会受影响。

第二，脱离或者说缺乏临床实践。学中医脱离临床实践是最大的问题，中医必须进行临床实践。我记得上海中医药大学的老院长金寿山教授讲过一句话：“脱离实践讲理论，那是空洞的理论，耍的是花腔，好看不顶用。”这话讲到点子上了。有些人说理论头头是道，著作一本接一本，但连个感冒都看不好，这是什么中医呢？这就是学院派的两大毛病，包括现在的硕士、博士，有的人务实、舍得下功夫，专业可以学得不错；若稍微一飘，就只剩下外语好，其他都不好。

因此，我们很多高学历的人缺的恰恰是专业水平，是临床能力，这也是中医人才问题的症结所在。以上就是我关于学徒派与学院派的比较。

《雷公炮炙论》成书于南北朝时期(公元420～479年）,全面总结了南北朝时期以前的中药炮制技术和经验,是中国历史上对中药炮制技术的第一次总结,也是世界上出现最早的制药学专著,它的问世初步奠定了炮制学基础,使中药炮制成为一门学科。

《雷公炮炙论》原着早已亡佚,这一书名, 始载于宋代《图经本草》,后被宋唐慎微所着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引用,流传至今。建国以后, 由王兴法辑校整理而成的(辑佚本)问世,并将雷氏原著散落在各家本草著作中的精髓内容尽录其中,基本上较为符合雷氏原作的面貌。该著共分上、 中、下三卷,所载药物268味。记载了药物的性味、炮炙、煮熬、修治等理论和方法。该著全面论述了中药炮炙前后的制备基本知识,包括真伪优劣药材的选择、修治和切制、文武火候的掌握,以及醪醯辅料的取舍和操作工艺流程等。此外,还介绍了中药饮片的贮藏、炮制作用及注意事项等基本知识,并系统地归纳了《雷公炮炙十七法》,被后世奉为中药炮制的经典准则。

正如敦煌出土《五藏经》所云:“雷公妙典,咸述炮炙”,它对后世中药炮制事业的发展影响颇深。明代李中梓的《雷公炮炙药性赋》和明代缪希雍撰写的《炮炙大法》等著名的中药炮制专著均是在整理《雷公炮炙论》的基础上,分别汇总了一些民间炮炙经验而著成,从而使中药加工炮制技术日臻完善,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完整的中药炮制学。

在《雷公炮炙论》中所提到的中药炮炙方法就达17种之多,被后世称为"雷公炮炙十七法"。其方法,这些方法大都实用性强,至今仍然沿革引用。在现代中药炮制学(五版)高等教材中,仍然是炮制教学的基本内容。该著作在今天仍不失为“如法炮 制”的重要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