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要成为哲学王的人做优雅的小女孩儿

“三八节”随感:别叫我woman!

2018-03-08  本文已影响4人  雨幕流苏
“三八节”随感:别叫我woman!

从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劳动妇女罢工游行集会以来,至今已经有110年的历程了。然而这群革命的芝加哥妇女不知道,百年后的今天有一群人发明了一个三七节,这个节日就很微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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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做出了这样的评论:“‘女生节’这种称呼,好像是给我的年龄过节;‘女王节’这种称呼,好像是给我的钱包过节;‘女神节’这种称呼,好像是给我的脸和胸和腿过节。所以我的人格、兴趣、梦想、行动,以及最基本的作为人的权利,好像只有妇女节才能包容得下。”

然而“妇女节”,其实也是一个微妙的日子。这一天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快乐的日子,而是一个女性群体为了追求公平的政治地位和合法休假权而进行的政治革命和政治节日。简单来说,妇女节和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乃至国难纪念日没有任何区别。从来没有人会对我们说:“呐,今天七七啊,为了纪念卢沟桥事变,你买根口红吧!”但却有很多人在告诉我们,“今天妇女获得了合法休假权,你应该买点化妆品庆祝一下。”那很抱歉,我更愿意过劳工节。

正如《第二性》中所写:“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她是变成女人的。”的确,我们从生物意义上就有雄性和雌性的区分,在第二性征上就有根本的差异。但当我们都是猿猴的年代,一定不会有一只公猿猴对一只母猿猴说,“lady first,这块肉你先吃吧!”他们必须得要求这只母猿猴发誓只给他一只猴生猴子,才会觉得公平,“那我打回来的肉你可以吃一些。”如果只是一直陌生的猴子,它才不会管她公的母的,“你采果子你就吃果子,我打的肉你不许抢。”

然而后来我们变成了人,奴隶制的年代有一群政治家站出来说,我们应当有社会分工,分配到“男人”队列里的自由人,你们是享有独立政治权可以参与民主选举的,分配到“女人”队列里的,就是繁衍的土壤。从此“woman”出现了,她们没有陶瓷片片,没有政治权力,不再是独立的自由人,她们只是“man”的“wo-”前缀,不完全的个体,从男人身上切下来的一段器官。

《圣经》讲得很浪漫,“you are a part of me。”可当你放假的时候,你的心脏不放假,你的胃不放假,你的“肋骨”也理所当然地不能放假。所以女性主义产生了,她们跳出来,我不是你的一根肋骨,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一个可以穿裤子、可以穿高跟鞋、可以带帽子、可以放假的人。

02

遗憾的是,肖伯纳说,让人们受到束缚比让他们摆脱这种束缚更容易,只要这种束缚会带来利益。

当年的女权革命者去世了,妇女节还在继续,现在这群过妇女节的女人们忘记了当年革命的历史,只记得这一天能放一天假。

过妇女节的女人们分为两拨,一拨人似乎还能看到“女性运动”的意义,因为她们还被迫承受着“肋骨”的命运。然而对于她们来说,似乎也习惯于这种“肋骨”的身份,只是希望能够凭借这个日子得到短暂的休息,从职场上离开,专心地洗衣做饭收拾家。

另一拨人终于基本实现了“女性解放”,开始成为了一个可以享受更多尊重和优待的女人。但她们的欲望也变本加厉地爆发了出来,追求着更多“束缚带来的利益。”

“我可是女孩子,你不应该给我拧瓶盖吗?”“我是你女朋友!三八节这么大的日子你为什么不给我买口红?”“哦呵呵呵呵呵,我可是女王大人!今天我一定要买买买。”……结果是让那群解析着第二性的荒谬的革命者们的努力抛弃,紧紧地拥抱着自己“woman”的身份。男人早就懂得,想要快活,就要靠自己。 而女人,上天赐予她们的美好礼物其实早就标好了价格。妇女节已经产生了110年,她们却还是没有意识到这种海市蜃楼式的诱惑对她们的愚弄。

又或者真正“独立自主”了起来,就成了“没人爱”的灭绝师太,抱着自己手里的倚天剑警惕着看着天下的男人,“武当派这群臭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明明连和男人相处的机会都不多,也被父兄保护照顾,却还是敏感地看到满世界的“渣男”和“中央空调”,看到朋友被亲了一口就觉得她受到了天大的委屈,整个人都炸了起来。

对于中文系的女生来说,妇女节还有额外的利益。又要写论文了,这次是写张爱玲的女性悲剧,还是写林徽因的女性喜剧呢?再不然就写迟子建、王安忆、铁凝好了!就是写毕飞宇,也可以写“毕飞宇笔下的女性”嘛!这个话题似乎是她们天然的母题,都已经被写到恶臭,却还是理所当然地要写一写,仿佛不写写她们,都对不起自己的X染色体。

然而在我而言,最讨厌张爱玲,然后讨厌林徽因,迟子建、铁凝、王安忆,我没有一个不厌烦的。而其中最烦的一点,恰恰是她们自诩自己的文章反应了中国女性的命运和她们的内心情感。可这些命运和情感,男性不也同样在经历吗?也许女性始终活在明码标价的品牌中,可男人也要被电子鼠标、高级跑车所支配,王琦瑶经历的,男人们又不是经历不到。同样的,女性也一样可以靠自己得到快乐,不做灭绝师太,也不做野蛮女友,就当一个普通的战士,为了自己的荣耀,为了精神境界的满足,或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而快乐不也一样吗?我不认为张裕民的人生遭际和命运与黑妮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若是有,也不过是因为出身,而非性别。既然如此,又为什么要称呼那位作家是“女性主义”呢?

当然,我们依然需要性别的设定来作为我们生理构造和实际能力的笼统概括,并凭借这个“男”或“女”的称呼来进行简单的社会分工,但是我不想被称为“妇女”,或“三七节”的某一个称呼,这几个词我一个也不喜欢,索性不管这两个日子,去过我的劳工节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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