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复兴

       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是人民的艺术。

       从古到今，留传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锦绣诗篇。最早的如《诗经》里那些动人的诗篇：“关关之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睢》；“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伐檀》；以及《乐府诗》中的：“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孔雀东南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木兰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江南》……等等，就是古代的劳动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创作与吟唱的。由此可见，诗歌在很久以前就是我们的先辈们非常喜爱和擅长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

       南北朝及隋唐以后，随着文人们创作的大量近体格律诗的出现，诗歌遂步脱离了人民大众，变成了“小众的艺术”。以唐诗为代表的近体诗：句式对仗工整、韵律和谐优美，以其巨大的艺术魅力享誉千载，最终让诗歌步入了神圣的文学殿堂。

       近体格律诗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唐代诗坛的双子星：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但近体诗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严格的格律规范，束缚了诗歌的自由表达，这一局限性也让它逐步脱离了民间与人民大众，变成了知识阶层文人雅士们所独擅的“学院艺术”。

       直至五四以后，随着白话文的逐步推广，以胡适、闻一多、徐志摩等为代表的新派诗人们，开始倡导用白话文体来创作诗歌。在汲取中国古典诗词艺术精华的基础上，并揉合进欧美诗歌艺术的表现手法及创作模式后，中国现代诗歌作品如雨后春笋般绽放在当时的文坛。其间有不少名作，如：闻一多的《红烛》、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林徽因的《人间四月天》……等等。民国文坛涌现出的杰出的诗人及其作品，为中国的现代诗歌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现代诗的出现与发展，为诗歌的通俗化、大众化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建国后，在国家的支持以及诗人们的不懈努力下，诗歌更进一步走向了人民大众，这一时期涌现了众多以劳动及劳动人民为题材的诗歌作品，如：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藏克家的《有的人》……等等诗人的作品。

       文革时期，诗歌趋于困顿，一度沦为政治的附庸，不过，民间仍有一些诗人在坚持创作，如：食指【代表作《相信未来》】、流沙河【代表作《就是那只蟋蟀》】……等等。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80年代，现代诗歌进入了黄金十年。大量诗歌作品井喷般涌现，并出现了几位重量级的当代诗人，如：北岛、顾城、海子、舒婷等；那时的诗人也一度成为了大众所崇尚追逐的明星级人物，诗歌也随着这一大好形势，更进一步的走向了民间、走向了人民大众。90年代，随着北岛、舒婷等众多诗人的隐退，以及海子、顾城的逝去，现代诗歌已渐趋没落，遂渐淡出了普通大众的视野，此种惨淡景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当代诗歌已趋式微，没落到乏人问津的地步，除了大众的阅读兴趣转移外，如今众多媒体、诗刊杂志的愚蠢和不作为也难辞其咎。请看这些年来，他们所推荐和出版的那些所谓的诗歌：“乌青体”、“羊羔体”、“梨花体”之流，以及所谓“下半身写作”等等，除了让读者大倒胃口外，反而益发加速了诗歌的没落之势。

       难道说当代中国“诗人已死”？答案是否定的，其实“高手一直在民间”！民间里有许多才华横溢的无名的诗人，他们所创作的诗歌就非常优美，也是真正的美的艺术。诗人是常有的，欠缺的，不过是伯乐；而当代中国，纵有伯乐，也忙于去淘金了，谁还顾得上来发掘“千里马”。一个唯利是图的“名利场”、一个追名逐利之辈所占据与把持了的文坛，想来是出不了“李白”和“杜甫”这样才华横溢的大师的！或许这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可悲之处！

       如何让诗歌重新涣发出崭新的生命力，进而再度成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这是摆在当代诗人与文艺工作者们面前的一个严峻的课题。

       当代的诗人与文艺工作者们还需大胆地解放思想，挣脱格律与形式的束缚，从自我封闭、自我陶醉的小天地中走出，为诗歌的复兴与大众化作长期不懈的努力。恳请写诗的诸君们摒弃原先的僵化与保守，让诗歌从阴郁潮湿的旧文学的古殿堂中走出来，走到阳光底下去、走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走到生活的海洋中去……虚心地向人民大众学习生活中的语言艺术，用以改造我们的当代诗歌，从而让其获得更强大与更持久的艺术生命力。唯有如此不懈的努力，诗歌的再度复兴才会有希望，才能让这颗文学皇冠上的明珠再度绽放出璀璨光芒。

       中国诗歌的复兴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