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住地下室的日子

这几年，我们一家人喜欢周末自驾到多伦多周边250公里以内的小镇去玩。

前一周的周六，我们一大早去多伦多北边100公里处的小城市巴里(Barrie)，那里有个丛林动物园和农场儿童游乐园。

开车到半路上时，我们在高速公路汽车服务中心停靠，吃早餐。买完早餐坐定后，我边喝咖啡边看手机。微信中简书时差党群正在庆祝时差党专题成立一周年，未读新消息有两三百条。大家讨论热烈。我正翻看中，二女儿问：“今天几号，爸爸。”

我说7月28号呢。老婆丹妮对两个女儿说：“知道吗。15年前的今天，爸爸和妈妈刚下飞机到达多伦多呢。”

我不由赞叹老婆的记性。年纪渐大，对各种周年日子越来越记不住。记忆力如一棵慢慢枯萎的树，渐失生气。

老婆的话有如一把钥匙，打开了我那储存有刚到加拿大那段日子记忆的盒子。

登陆那段时间刚好是非典的后期。在入关之前，填了一堆关于健康情况的问卷，然后还要测体温，确认没有发烧才放行办入关手续。在海关办手续时，发现自己的六级英语和雅思6.5分的水平根本不够用，海关官员说的话一开始基本听不懂，还好"I beg your pardon"说得很溜，最后那海关官员用对幼儿园小朋友说话的速度慢慢地说，终于让我连蒙带猜把问题都答完，把我们放行，大家都有松了口气的感觉。

丹妮的表妹少婷已先我们一年到加拿大留学，在我们来前提早租好了房间。她和男朋友租了辆车把我们和一大堆行李拉到了租的地下室。少婷看到我们行李装满的卫生纸、锅碗瓢盆，看傻了。后来才知道，在加拿大，这些生活用品并不贵。不过炒锅带对了。老外用的锅都是平底煎锅，用来炒菜太浅。

地下室的房间很小，大约有八九平方米的样子。房间是长方形。房间的一角放了一张双人床，靠门的墙放了一张大铁书桌，另一面墙放了一个三人沙发，剩下的空间，基本只能够一个人走了。说是地下室，其实并不完全在地下，房间的顶部有个约一尺高的窗，这个窗是全在地上的。所以房间还不算不见天日。

去年去参观一个小镇旧监狱的地下监室，看了监室很有亲切感。这监室的格局就跟我们当时住的地下室房间差不多。

房间的隔壁是洗衣房。与我们一起租房的还有两个男留学生。他们经常半夜洗衣服。有一个晚上，洗衣机的声音特别大，差不多可以赶上打雷的轰隆声了。好不容易等他们洗完，我们松了一口气，想着总算可以好好睡觉了。过不一会，轰隆声又起，这次声音更大了，频率更快，是干衣机的声音。第二天问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在洗鞋子，只能委婉地告诉他们鞋子最好还是晾干的好，用洗衣机洗容易坏。他们可能也听进去了，后来再没有半夜听到那么大的雷声。

地下室不地下室，房间够不够大，半夜吵不吵，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唯一让我不满意是床垫是很差的弹簧垫。我患有强直性脊柱炎，那时症状还很严重，要靠吃止痛药缓解疼痛。在这种垫子上睡一晚，全身都很酸痛，脊柱从尾椎到颈椎都是僵硬的，犹如背上支着一根木棍。刚住进去的那几周的一个周末，我和丹妮在去附近图书馆的路上，看到有家人在路边扔了一块旧三合板，约有一米长，七十公分宽，我眼睛一亮，于是跟丹妮商量要不要把木板抬回去。少婷有告诉我们，人家扔在路牙上的旧家具都是不要的，有需要的人可以自取。虽然知道可以抬走，拿人家东西还是有点不好意思。我们看附近没什么人，快步走到木板前，抬了木板就走，像做贼似地。拿回家一放，刚好够我一人躺着。这块木板也就陪了我们在那个地下室的半年时间。

跟丹妮的犟脾气比，这些更不算什么。那时我们都才二十几岁，一个爱生气，一个不会哄人。一个是一点火就着的炮仗，一个是点了火都不知道原因的二愣子。在加拿大要打工前，要先办社会保险卡，这就像想开车，要先考驾照一样。办这社保卡，我们愣是跑了三趟才办成。

我这个人不爱问路，地图是随身必备的宝。丹妮倒是不怕问路，可英语太差，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开口问。我是知道怎么说，却不知为什么，就不好意思开口。我看了地图，觉得办卡的政府办事处不远，就过四个街区就到，以一个街区一公里算，才四公里。于是跟老婆决定走路去，可以省四张车票。当时一张车票好像是1.75加元，算成人民币要十块多呢。结果走了半小时，还没到半路。

加拿大夏天的太阳很毒，那时还不知道有防晒霜这玩意，我们走得满身是汗，皮肤也是火辣辣地疼。丹妮让我问路。我说，再走走吧，也许就到了。丹妮火了，调头就往回走。我也只好一肚委屈地跟在后面回家了。到家认真看地图，才发现，按比例换算，一个街区有两公里左右呢，怪不得走半小时还没到一半。

该办的还是要办，于是第二天，我们又出发去办事处。这次学乖了，选择乘公车。我怕听不懂司机报站，于是在地图上算好了，一个街区一站，我们第四站就可以下车了。司机的报站果然是听不懂的，我暗自庆幸有做准备。到了第四站，我自信满满地拉了丹妮就下车。

下车一看，怎么是昨天有走到的地方，还没到昨天走的最远的地方呢。原来，多伦多的公车，百来米就有停靠点。丹妮又数落我，你怎么不问问司机呢？我火了，说，有本事你问啊。炮仗又点着了。我又只好灰溜溜地跟在她屁股后面回家了。

第三天，在向老婆诚恳道错并承诺一定不下错车站之后，屡败屡战的我们重新踏上办卡漫漫路。这次我真正学乖了，想好了要跟司机说的话，让司机在我到站时提醒我。还好司机很热心，在我们到了办事处的站时提醒我们，并告诉我们再往前走一段就行了。进了办事大厅，我回头看了眼跟在屁股后面的丹妮，心想，有本事，你再调头走啊。

办好了卡。我们也开始了在加拿大的打工生涯。老婆运气好，一下子就通过中介找到了一个汽配厂生产线组装工的工作。这个工作，她做了有三年多，一直干到工厂倒闭为止。我则比较不幸，好多工作干几天就结束了，要么吃不消，要么人家嫌我不够快。统计一下，在加拿大的第一年干了有五个工作， 包括鸡肉厂切肉工、面包厂杂工、快递公司的分货工、印刷厂的模具清洁工，还有做了有八个月的汽配厂胶合机器操作工。第二年我就重新上大学了。老婆的那份工作的收入，足够支付我们俩人的生活开支。

学校毕业后半年，我也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现在我们住上了自己的小房子，我的病的症状基本没有了，炮仗的引火线也慢慢磨没了，我们已从两人组变成了四人帮。

世俗的成功，我们这辈子可能是达不到了。但想想当年的辛苦，我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因着那些年经历过的艰辛，我才更加珍惜现在的拥有，珍惜与家人在一起的每分每秒，珍惜爱人生气的背影，珍惜女儿争吵的喧闹。

那储存着那些年住地下室日子的记忆的盒子，我不时还会打开慢慢欣赏，与爱人一起，带着感谢与调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