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水漫笔二则

一 鸿儒孤鸣

－－印象辜鸿铭先生

--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长 楚水

1857年7月18日，咸丰八年，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大败清军，是日辜鸿铭先生出生。1928年4月28日，朱毛红军井岗山会师，两日后即4月30日，辜鸿铭先生卒，时年71岁，在山河飘零风飘絮的岁月，人到七十古来稀，算是高寿。

以上文字，不是乱点鸳鸯谱，除了时间交集外，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然后，再向下文字，仍然不会有什么逻辑。完全是历史不能假设的某种假设，信马由缰而已，可算作葫芦僧乱判糊涂案，一笑了之。辜鸿铭先生所形成的文化现象，不同于虚云和尚入世济世、普渡众生之修行，也同于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上思想。辜鸿铭先生晚生于虚云和尚十七年，早生于陈寅恪先生三十三年，早卒于虚云和尚三十一年，一生七十一载，在时间与虚云和尚都有交集，空间上也未必没有交集，这里不必去考证。早卒于陈寅恪四十一年，时间上交集三十八载，尽管二人同为大儒耄宿，如果认真考证，空间上也未必真有交集，所以，只有率性为文，不必多虑。

有交集也好，没有交集也罢。抛开历史发展过程中某种约定俗成的东西，假设世界大势，如大三国演义，二百年太平洋西岸，二百年太平东岸是发展之必然的话。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第一个100年，则是中国被深度融入世界文化－－特别是欧美文化之开始，属于多元的外来文化输入或强迫输入中华文明的时期。其实，虚云和尚、辜鸿铭先生，陈寅恪先生，都是在这一时期，尝试英雄改变历史的人物。并且通过自己之努力，形成的文化现象，已经掀起了历史的波澜，涟漪没有形成风浪。如果谈及虚云和尚，势必要汲及一个佛教是不是仍然需要中国化的问题，特别是与伴随着侵略战争而来的西方宗教文化斗争中，中国的佛教在捍卫中国文化过程里，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尚需要一个立其论点而究其论据过程，这里不作研究，恐怕也非楚某所能研究。而辜鸿铭先生则是逆其势而行之，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对内又极其保守地恪守中国传统，早年毕业英国爱丁堡大学，精通九种语言，前后获十三个博士，以至于：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的人，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不可小觑，但毕竟东风无法抵挡西风席卷之势，徒徒败北，非人力之不及，而是大势不可逆也。

而与之获诸多博士之不同，曾经就读于哈佛、剑桥等世界诸多名校，却从未取得任何学位的陈寅恪先生，无疑是近代之大儒。其之所谓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却潜移默化地将辩证法应用历史之研究，所以，学术才大有所斩获，硕果累累。某些程度上讲，陈寅恪先生应该是不自觉地应用西方先进思想，以试图影响中国的人，温树血诚，精勇亦可嘉也。至于三人精神区别或异同，绝非短短一篇随笔，所能把握，就是以上信手之拈来之文字，恐怕也谬之千里。

还是回到辜鸿铭身上。读辜鸿铭先生的文章，好像都在隔靴搔痒，甚不快意，何也？辜先生之鸿文，大都是英文写就，又加上出版社滥竽充数，极不认真，既不注明译者身份，又不注明原文时间，以及译者何时所译，更有甚者还与作者用中文写的文章混杂一起，这就很难准确把握作者的思想轨迹，不能说不是一种悲哀，然而，究竟是什么悲哀呢？又无法确切说出。

鸿儒孤呜，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总觉得辜鸿铭老先生，是一个孤独的坚守者，而这种坚守与坚持，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自信，难道没有启迪么？如果那样才是不能言之的悲哀之后，另外一种悲哀。

二 感冒

感冒两天了，鼻涕如注。原以为是因为洗鼻子所至，有时候一天洗四、五次，次数多了，可能会物极必反。后来发现，喉咙也开始发炎，才知道可能真的就是感冒了。

前几天北京忽然障温，自己的浴室刚改造过，多装了几个浴霸，以至于浴室和卧室温差较大，一不留神，就会感冒。有时候，自己经常歪理邪说，认为感冒是人身体的调节器，可以检测自己身体的好坏，春夏秋冬每一季度，最好都感冒一次，调整一下自己的身体。或者至少夏天热感冒一次，冬天冷感冒一次，就好像车子行驶到一定里程，需要保养一样，感冒是身体的自动调节。

那么，这次感冒，与洗鼻子有无关系呢？有抑或无，其实都一样。有，比如刚刚睡醒，并没有马上鼻涕如注，一洗鼻子，反而像打开闸门。没有，因为沒有感冒之前，并非如此。所以，一个良好习惯的养成，需要坚持，更需要在挫折中调整，再寻找到适应适合自己的最佳方式。

王安石说：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养生也是这样，人们总是不自觉地坚持某种约定俗成的习惯，而不会轻易改变。而一个良好习惯的养成，需要长时间的坚持，才能慢慢地看到效果。绝不能偶遇困难，就改弦易辙，或怀疑这种尝试的正确。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是真正的养生境界。比如这次感冒，并没有头昏脑胀，阅读辜鸿铭先生仍能浮想连篇，妄言随笔仍能海阔天空，天马行空，说不定就是洗鼻子，而使大脑在感冒中仍然保持清醒的缘故，所以，好习惯形成的自信，需要在慢慢的摸索中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