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国史大纲》（12）

第四编：魏晋南北朝之部——第十九章：变相的封建势力下之社会形态（上）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战乱，真正死于战场的，是少数。百姓永远是最受摧残的群体。

灵、献以来，海内荒残，人户所存，十无一二。

参考规模较大的赤壁之战。曹操号称大军百万，但按较客观的估计，北方青州兵约十五六万，荆州降兵约七八万，合计二十多万。江东兵约五万。刘备及刘琦总兵力两万多。三方合计约三十万。

曹操战败，虽然兵力损失殆尽，但绝不可能全部战死，除了留守陆地的兵将外，水面出征的兵将被击溃后也有逃生的可能。事实上，若非是水战，以古代冷兵器的杀伤力，每逢大战，兵卒溃逃的远多于阵亡，所以经常会复聚兵力，重整旗鼓。

对比再看百姓。仅举几例：

洛阳。董卓西迁，悉驱余民数百万口至长安。尽烧宗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

长安。董卓初死，三辅民尚数十万户。李、郭相斗，放兵劫掠，加以饥馑，献帝脱逃，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

徐州。徐方百姓殷盛，流民多归之。曹操父嵩避难琅琊，为陶谦别将所杀。初平四年，操攻谦，凡杀男女数十万人，泗水为之不流，五县无行迹。

陈群谓：“丧乱后人民比汉文、景时不过一大郡。”可见民生凋敝，百姓几无活路。

底层民众，最重要的两个群体，一是农民，二是兵卒。二者也并非完全独立，存在转换关系。

农民的地位一降再降。

两汉以来的农民，以公民资格自耕其地，而向政府纳租。

汉初田租，通常是十五税一，至景帝以后更减至三十税一。抛开其他的劳役赋税政策，仅田租而论，农民是能够得以休养生息的。

农民在大动乱种，地方政权随着中央政权而接替，他们无可讬命，不得不依存于当地或附近的强宗豪族。强宗豪族把他们武装起来，成为一种自卫的集团，他们便成为强宗豪族的“部曲”。

农民本就有限的自由空间被剥夺，是其社会地位的一次明显降格。豪族世家都有隐匿户口的私兵，到汉末，各世家为了图强或自保，私兵的规模急速膨胀，已不是国家所能掌控。

局势逐渐澄清，各地的强宗豪族，逐渐消并其势力于几个大势力之下，再建政府，这便是三国。当时最严重的问题，是只有兵队而无农民。

暂时对此问题的解决办法，便是屯田制度。尤著者如曹操之屯田许下。

屯田制并非始于三国，早在始皇帝时开先例，至汉文、景时，边疆屯田已属于常态。从结果论，屯田许下较有效地解决了曹操军队的补给问题。从情势论，屯田制度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与文、景时作为保境安民的措施之一，已有区别。

而对农民，则转为屯卒。兵队代替农民做了国家的基本公民。此时的士卒与战国时的“战士为贵族”已完全不同，几乎和奴隶无异。这是农民的社会地位再一次降低，降无可降。

三国后，屯田制度并未消失，往后历朝历代均有不同规模的实施，尤其是在西北疆域。事实上，著名的大生产也是屯田制的延伸和发展。

第四编：魏晋南北朝之部——第二十章：变相的封建势力下之社会形态（下）

对于农民和军队，魏晋南北朝先后实施了一系列的制度。

如南方，西晋实行户调制和官品占田制，针对兵役不足的难题，所谓的“发奴为兵”、“料隐为兵”、“罪谪为兵”等纷纷出炉，又强逼世袭兵役。具体的没看太明白，不细究。

在北方，面临严峻的形势，同时还要考虑复杂的种族问题，实际上更为艰难。北魏的“均田制”、西魏的“府兵制”都是解决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从实际效果上看，却好过南方。同样不细究。

第四编：魏晋南北朝之部——第二十一章：宗教思想之弥漫

何为宗教？常说的儒、释、道三教，其中儒算不算宗教？

这是两个难题。为此搜遍了全网，并没有找到我想要的答案。

所以，只能按我自己的理解：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只有敬事鬼神和学术思想的传播。中原并不存在所谓的宗教信仰，有的只是儒家的忠君爱国，除了避世的群体，这算是最深刻的印记，却非信仰。

古代的中国人信仰上帝，可说是一种“一神教”。但人民只信仰上帝之存在而对之尊敬，至于礼拜上帝之仪节，则由天子执行。

皇帝是天子，代天牧万民。天子祭天，诸侯祭土。这些都是为了皇权统治所编造的一套理论。要说信仰，祭天的皇帝真有几个信的？

天道远，人道迩。

所以孔子虽然“祭神如神在”，同时又“不语怪力乱神”。鬼神的事，谁又知道？做好凡人的事情，比什么都好。

道教？和孔子一样，老子也会对自己成为老祖而错愕。不过，算宗教吧，本土是需要一个宗教的。

提及宗教，更多是说佛教。中国佛教的鼎盛在南北朝时期。

虽然都是信佛，南北有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北方重石刻，南方禁石刻。这多少有些泾渭分明的意思。

在北方，以大同和龙门为代表的佛教石刻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南方，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何止四百八十？梁武帝时，仅京师寺刹，多至七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