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五

他在同族同辈中排行老五，小名傻五。

傻五四个月大的时候就没有了父亲，他的妈妈家是地主出身，在那个成分高于一切的年代，孤儿寡母的更加被人瞧不起了。

由于成分的关系，他只读到了高中。毕业后，生产队缺一个队长，于是大家推选了这个19岁的毛头小子做了队长，他很认真，又有一股傻傻的冲劲儿，对本家的爷爷奶奶们，毫不客气，干活就是干活，几乎不苟言笑的带头干各种农活。大家都说，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田边看不到杂草和大的土坷垃的地，肯定是他们队里的。

青苗也争气，几乎一样的高低，一排排的，整整齐齐。秋天收获了，在他的带领下，亩产在周围几十个生产队，总是第一名。分到每家每户的东西，他总是让大家先拿，自己最后拿。大家既感激他，又敬畏他，也亲切的喊他“傻五”。

我和弟弟是他的孩子，被大伯一家称为“傻五的孩子”。

八十年代初的农村，大伯一家和奶奶住在正房里，就是北屋；我们一家住在东屋。白面馒头很少，以玉米面为主的窝头，就成了主食。我就是吃窝头长大的。大伯家的堂哥，因为是男孩子，从小就吃饼干，吃馒头，不吃的，剩下的，我是连渣都看不到的。

小孩子嘴馋，闻到了饼干的奶香，口水就掉下来了，哭着吵着也要吃饼干，怎么哄也停不下来，我爸进来了，对着我的屁股就是啪啪两巴掌，事后妈妈说屁股都红了。我停止了哭泣，母亲边哭边吵：“都是小孩子，我们女儿比他还小，凭什么不让她吃，你还打她！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之类，你是真的傻呀，怪不得叫你“傻五。”堂屋的大伯和大娘的笑声很刺耳，父亲一直默不作声，抽着旱烟。

父亲一直是让着大伯家的，奶奶总是说父亲不是傻，是顾念亲情，是大度，是顾全大局。

我们读小学了，玉米面窝头还在吃，但吃的少了，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新家。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跟什么人学的，就知道父亲会编草绳，编箩筐的手艺。他会去田野砍草来编绳子，砍来一种红色的荆条来编筐子。五天一个集，他每次都会走十多里路，挑着他的作品去集上卖，一路向北，风雨无阻。我们几个的学费书本费硬是爸爸编绳子、编筐子编出来的。

父亲还有一另股傻乎乎的样子，他喜欢喝一点酒。母亲呢，是个懂生活的女人，无论多么辛苦，她都会想办法帮父亲炒个小菜下酒，最好的不过就是炒两个鸡蛋，外加一碟自己煮的花生米。他喝了一点白酒，就开始兴奋起来，开始唱《红灯记》铁梅的选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杨子荣的打虎上山，沙家浜的智斗，都是他喜欢的唱段，虽然是一副破锣嗓子，但也唱得有滋有味，气势上从未输过真人。

他也会学李铁梅甩着长长的辫子（其实他头发并不多，差不多三十多一点，已经成了中央支援地方的发型），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偶尔呢，他也会很有感情的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加上有些僵硬的肢体动作，竟是一个革命战士的样子。那样的日子虽然清苦，但很快乐。

我长大后，竟然也和父亲一样，成了别人看起来傻乎乎的样子。居然，只身一人，靠着这样的傻，在上海也打拼出了自己的天地，找到了自身价值，有了很强的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