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时光
【文字家园】
两年前，我听儿子说，刚刚上幼儿园的孙子，得到了一个上BJ海淀区小有名气的上学指标。
作为混了半个多世纪的我，自然知道这个信息对我们整个家庭的重要性了。虽然这只是个没有实现的有待未来验证的消息，但是，作为爷爷的我，还是为孙子的美好未来报以殷殷期待。
在过去，孩子上学并不是一件让家长操心的事。
可是现在，这绝对不是一件小事。
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许许多多家长，还没等孩子上幼儿园，就早早谋划，各显神通。
有钱的，选择购买优质小学附近的学区房；有关系的，托人弄弊，未雨绸缪；没钱没关系的，只有仰天兴叹的份。
现实是残酷的，却又是公平的。
处在学区以外的孩子，假如你再优秀，如果家里没钱，没地位，没关系，你就无法上优质学校去读书。
正是人人都明白“名师出高徒”的道理，对于“望子成龙”，自然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机会。
现如今，不得不承认，一切都要靠实力来说话。
时光虽然不能倒流，但人们的记忆，却可以弥补这个缺陷。
我们这些五六十年出生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在他们上学的时候，就没有像现在这么复杂。
那时的人际关系非常简单，也很少有人相互攀比，人们对金钱的追求，绝对没有像今天这般狂热，这样崇拜。我在读小学时，老师还在教育我们批判西方的“拜/金/主/义”，天天要求我们学雷锋，学张思德，学白求恩。经过几十年的社会转型，人人都深知没有“金钱”是寸步难行的道理。关于金钱对于上学的影响力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就已初试牛刀。所以，孙子的爸妈的，也许比起我们这些五零六零后的老人们更懂得这一点，甚至更刻苦铭心。
值得庆幸的是，不要说是在城市，就是在偏远的农村，适龄儿童入学率几乎也能达到百分之百。
而在五六十年前，对于农村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能否及时入学，却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五十二年前，我走进了我们村的惠恩小学。
上学时，正值三月。
我第一次走进教室时，对于眼前的一切，我并不陌生。
我家离学校只有500米的路程。
若不是因为照顾两个弟弟，我可能会在三年前就是一名学生了。
正是因为学校离我们家较近，平日里，我也会带着我的弟弟上学校操场上去玩。
那时的农村小学都不是封闭的，操场上的四周栽的是大叶杨。除了前后两趟砖瓦房外，操场上还有一个乒乓球水泥台，一个篮球场，一个高低杠，一个跳远的沙坑，在老师办公室前的一颗果树上，挂着一个用于提示上下课敲打的铁环，这就是我上学前就知道的教室外的所有教学设施。
在上学前，学生上课时，我是不敢从窗户往里看的，我只好站在离教室较远的地方，听教室里传出朗朗的读书声，我每每听到时，都令我羡慕不已。
等到学生放学后，或是利用寒暑假，我会跟着我四哥到学校玩时，时不时地要从玻璃窗窥探各个年级教室内的全貌。
教室内，陈旧的长条桌子，凳子，墙上的黑板，以及黑板前的讲台，在离开了学生和老师的它们，格外显得肃静，解脱。放假的时候，喧嚣不见了，压力不见了，教鞭触碰黑板咔咔的脆音，也消声匿迹了。但是，桌面上的涂鸦与划痕，仍然无法消除。不知是哪位哥哥和姐姐为我们留下的“遗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继续往下传递。
三月，取暖期仍未结束。
浅黑色的烟筒，并排从教室内伸出长长的脖子，一并朝向南方，不到一袋烟的功夫，个个吐出了白色的烟雾。
位于教室中央的站炉子，火苗渐渐旺了起来，寒气随之消退，一双双稚嫩的冻得发痒的小手，伴随着发出呲哈呲唔的声音，在炉旁翻滚，个个发紫的小脸蛋，不一会儿，泛起了红晕。
在多半面墙的黑板上方，用红漆写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八个大字，又迎来了一匹新生。
在我上学时，学校没有电铃。
各个年级上课和下课的时间是一致的。
只要听到铃声，不论哪个年级，都会步调一致，及时上课，及时下课，在一般情况下，老师是不会压课的。
当然，在下午最后一节课，就另当别论了。
一年级的上学期，我们班的班主任是我们家前院的于文兰老师。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于老师在我们小学只负责教一年级的上学期，直到退休，她也没教过一年级的下学期。
夏去秋来，我们进入了一年级的下学期。
这个学期，我们班换了一名班主任，也姓于，后来听说，她是当时汤池四中毕业的初中生。
从一年级下学期开始，于老师整整教了我们三个学期。在此期间，我们经历过“批/林/批/孔”运动。
到了三年级，班主任是位从鞍山来到我们村的下乡青年范丽。
范丽老师一站上讲台，那副严肃认真，不让一个学生掉队的态度，让学校领导、老师和学生家长感到吃惊。她在整个三年级的教学中，无论在班级纪律，还是学习成绩方面，都在我们公社的同年级评比中名列前茅，因此，深受家长们欢迎。
在小学阶段，由于我比我们班同学最小年龄大四岁，从学习、劳动、纪律等方面一直得到老师的喜欢，深得历任班主老师的信赖和同学们的认可，所以，我在每个学期都能拿到一个“三好学生”奖状，如遇勤工俭学评比，我还会多得一个。
到了四年级，新的班主任也姓于，所不同的是，较前两位于老师相比，他是位男老师。而这位于老师，对学生纪律方面的要求，对于学习成绩的提升，听之任之，较范老师的态度相比，落差十分明显。
从他接手以后，我班的纪律明显不如从前，这也给作为学生头的我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有一次，因为于老师第二天因故不能上班，在头一天放学前对我作了交待，我也是非常自信的答应他。可是，到了第二天，平时就是班级调皮捣蛋的少数几个学生，见于老师不来上班，旧病复发，故技重演。在老师打完上课铃之后，没有及时回到教室，却被值班老师发现，因此，我们班当月纪律分，一下子就被扣了10分，这还不算，当于老师上班后，前一天值班的老师，把这个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当于老师知道后，在当天下午放学后，单独把我留下，并对我好顿训斥，埋怨我没有尽到职责。
这是我从上学以来，第一次受到老师的指责。当时，我确实有些吃不消。
到了五年级，我们班又换了一名班主任，他叫徐景辉，多年以后，他在小学校长的位子上圆满收官。
在我的印象里，徐老师是个非常懂得教学和管理的小学老师。
他教的是语文，在这个最不容易出成绩的科目上，他善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用启发式的教育方法，因势利导，师生互动，把每个学生都调动起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很快地掌握了老师的教学规律。
他每次在上课时都要求我们先阅读课文，然后划分段落，并写出段落大意，最后归纳出课文的中心思想，这已成为徐老师固定的教学模式。从此以后，只要一到语文课，我就成为了徐老师重点关注对象，在完成最早，划分最准确，归纳总结最精炼，最完整等几方面，几乎被我包揽，其余同学根本无法逾越。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最后，徐老师干脆把我对课文的解析及答案作为班级的标准答案。这既是徐老师的高度信任，也是对我的无穷鞭策。
徐老师退休后，他也在市里买了楼房，得知后，我主动宴请了他，他在同学们面前夸奖我，说我能顶半个班主任。
徐老师作为我的班主任，也只有一年时间，时间虽然短暂，还是给留下了许多不能忘怀的记忆。
记得在下学期的一天课后，徐老师把我叫到学校老师的办公室。他坐在椅子上，我面对着老师，徐老师告诉我，应学校领导安排，要求我准备一篇发言稿，半个月后，要在公社大礼堂举行的全乡教师大会上作经验交流。当我听到这个十分让我意外的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想，我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根不红”如一块巨石，始终压在我的心头。不知如何，学校却偏偏选中了我，我又怎敢不答应呢。当我还没缓过神来，徐老师又向我扔出一枚重磅炸弹，他要求我，这篇讲稿要由我自己起草。
当时，习惯了听老师话的我，深知这个任务的分量，我当着老师的面，即使别人借我个胆子，我也不敢违背老师的意愿。
无奈之下，我只好答应。
我走出办公室，在回教室的路上，我的心情难以平静。激动，荣誉，责任，忐忑，这四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有种从来不曾有过的精神压力。
放学后，我又找到了徐老师，我把我的想法如实地向他作了汇报。
我想，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我们学校的光荣，此事非同小可，我怕写不好，怕给学校丢脸，于是，我想请徐老师帮我写这篇发言稿。当我把这个想法如实说出后，徐老师一点儿也没有责怪我，他用充满信任的语气对我说，你完全可以自己写。实在没办法，这是赶鸭子上架，不上也得上。
由于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不知从何下笔，老师耐心地告诉我，“你怎么想的，就怎么写，怎么做的，就怎么写。”
老师的一席话，顿时为我打开了一扇窗，点亮了一盏灯，对正处在迷雾和彷徨中的我指明了方向。
豁然开朗的我回到家里后，我立马把饭桌从地上轻轻松松地搬到了炕上，拿出新买的信纸，提起笔，半个月后我在会场演讲的情景浮现在眼前，开头十分顺利，中间的内容也如放电影一般，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任我回忆，任我梳理，利用一晚上的时间，整整写了五张半稿纸。到底有多少字，估计也有三四千字吧。
第二天，我把这篇草稿送给徐老师审阅，结果，老师一字未改，顺利过关。
在公社召开教师大会那天，我坐在学校老师的旁边，心里一直非常紧张。这是我平生以来第一次面对这么多观众，而且青一色的都是受社会尊敬的教师，说不害怕，那是假话。当我走向讲台，面对台下一双双陌生的眼睛，我稍作镇静，从兜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讲稿，从正文开始，字字句句，如打开闸门的水，倾泄而出。此时，句号和逗号不分，更分不清层次结构，如子弹出膛，若不是我口齿伶俐，台下的老师恐怕很能听得出个个数来。
我的演讲结束后，台下暴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时光已漂移至一九七六，是中国现历史上悲喜交加的一年。
这一年，有三位伟人相继离开了我们。此时，我仍在我们村的小学继续学业。
由于当时公社办学条件所限，我们只好在我们村的小学正式跨入中学阶段。
前后算起来，我在小学阶段度过了五年半的青少年时光。
当时，小学实行的是五年制，因为我在入学时是春季开学，后来改为秋季开学，所以，我们就在小学多呆了半年。
由于我在小学读书时，正值“十年浩劫”，又出现多次教育“反/潮/流”，再加上三年以上的班级，必须参加村里和学校的勤工俭学，所以，我们在小学后三年多的时间里，上课的时间时断时续，这就是我所在农村小学的真实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