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发展是进化还是适应？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生物界乃至社会学界的普遍共识。

达尔文说，人类是进化来的，不是上帝创造的。这一学说震撼了宗教界，简直是异端邪说。

达尔文展示了科学考察的论据，发现了生物界不同种类之间的发展链条，如果说人是动物的话，那就是最高级的居于生物链（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名词，只知道有食物链）顶端的高级动物，由低等动物发展而来。

问题是，即使各物种之间有简单到复杂的特征，就一定是发展出来的吗？能不能是并列的存在？你人能复杂的活，我单细胞照样活，有啥了不起？你嘲笑我简单，我还不屑你的繁杂呢！

另外，进化究竟是什么意思？是生物发展的必然吗？

现实好像不是，因为所谓的低级生物和高级动物各自逍遥的同时生存在这个世界中。

有人还会提到动物随着环境的变化，有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某地区环境污染，很多植物都是黑色的，植物间就生活着一种黑色的蛾子，后来环境改善，绿水青山，这种蛾子就变成白色的了。解释的原因是：污染时，白色的蛾子也有降生，但很容易被天敌消灭了，黑蛾子得到繁衍；空气质量改良时，不是黑蛾子变成了白色蛾子，而是孵化出的黑蛾子很容易被天敌吃掉，只有先天孵化成白蛾子才更多的留存下来。

过程中不是一只只蛾子黑白转换，像变色龙那样，而是先天的基因。会突变的基因让一个物种处于变化中，谁适应，谁活着。

正如长颈鹿为什么脖子长？不是总伸长脖子吃高处的树叶把脖子练长了——后天性状不遗传（现在发现后天性状也有一定程度的遗传，但较之基因的改变，还是弱一些），而是当年的鹿妈妈生出了长脖子的鹿，在干旱的大草原上能吃到仅有的高树上的树叶就存活并繁衍开来。

如果说进化，那人经过几千年的进化，现在的人是不是比古代比如周朝的人智慧？这明显是不对的，因为那个时期是华夏民族乃至世界人类发展史的黄金时期，诞生了随后几千年都模行的思想。哪里有进化的影子，现代人多的只是信息化的知识，不是智慧。

进化这个概念给人太多误解，其最初的汉语翻译是“演化”。

我觉得演化也不好，不如换成“适应”。

生命本身都追求能活起来，并把基因传下去，不是有“自私的基因”的研究吗，说的就是这个理儿。既然生命本身都想活着，又只能在环境中活（这几乎是废话，任何实在的生物总得占空间的存在，自然就涉及环境），谁的适应性强，谁活得就好，基因流传得也丰富。

从这个角度说，物种之间的智慧就出来了，各种生命为了留存，各展其能。这其中，人类是最强大的一族，这一组最善于利用环境甚至能改造环境，能文化传承，更重要的是能不断的技术更新，其制造的工具越来越强大，于是渐渐成为地球上最了不起的族类。而有很多物种因为自身的适应性或者改造性不强而惨遭灭绝。科学家发现，由于人类的干扰，鸟类和哺乳类动物灭绝的速度提高了100至1000倍。这一方面反应出人类的强大（包括残暴与专横，谁知道这是不是另一种愚蠢，这先按下不提），另一方面说明了其它物种的脆弱。

适应性强弱哪里来的？

天生的。

人类的始祖智人，不就是某一期忽然善于思考起来，有了超越生存需要的想象，这些想象让智人成为了人类。

当然，这个适应不是被动的因陋就简，而是生命寻求最佳的生存方式，这是一种创造的能力，其动力就是源于生命本身的能量与智慧。

埃里克森说：“任何反应模式似乎都是‘在生物学上给予的’，而且，任何发展上先天决定的时间表必须考虑为一系列潜能。这种潜能可以改变人与人之间调节的模式。”

《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的翻译者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这是“生物学化观点”，言外之意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对社会的改造性。

其实主观能动性不过是生命固有的特点。

既然一切都是生命本身的涌动，那文化价值何在？

文化的价值一方面是对自身的认识，也就是对生命本身的认识，看到生命的伟大与神奇，中国哲学和东方哲学对此的洞见极高极准确，也有如埃里克森这样，努力的揭示生命发展的脉络，尊重它保护它；另一方面就是促进它，为这种发展提供更好工具和环境，前者是哲学和科学，后者是社会学。哲学、科学和社会学都是对生命的透悟而产生的，也是生命本身的创造。千万不要把人想象成后天文化灌注才成为的人。

我赞同埃里克森的生物学化的观点。

这不是消极，恰恰是凸显生命的神奇与强大。当下的文化可以滋养生命，但生命本身注定要超越当下的文化。这正是真正伟大的生命。

当我们人类沾沾自喜的嘲笑其他物种低级时，或者理性的人蔑视非理性的人的生活时，是否也被快意生存的低级物种（超越人的数量的物种似乎很多）嘲笑为作茧自缚的机器？是否自己也隐隐的感觉到所谓的理性是那么的单薄与脆弱？

以此文结束《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的读书笔记。

（《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读书笔记之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