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农大的教授们

早起来办公室看书，暴雨倾盆，无法回家，兼连喝两杯咖啡——连媛婷所送的云南苦咖啡也喝了一杯，神采奕奕，不妨写点文字。写什么呢？想了想，小学、中学、大学的老师我能记住的，多数已写过，唯有研究生阶段的老师们从来没提，不免有点惭愧，即为尊师计，也必须写。

江珩，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学校教务处处长，教高等教育学，据说是我的嫡系师兄，属李门中人，但“云师门”微信群既无他在，师门聚会也从未参加，所以颇怀疑其李门身份。 其人身材高大，戴方框眼镜，长着一幅苦大仇深的脸，不苟言笑，严肃非常，无人不怕，好抽烟，下课时常掏出一包20块钱的软黄鹤楼，吞云吐雾，自得其乐，害的我们羡慕的要命。大家对他的怕，倒不是因为他在校位高权重，毕竟高教所的导师不是书记就是副校长，至少也是院长级别，而是他教书一丝不苟，考试又是一丝不苟，如果挂科，那就不是玩的。最好笑的一件事是，某日，他居然将同学的课堂笔记收齐，细细检查了一遍，然后一一点评。自然，我上课是很用功的，笔记也做的齐全——记录和转化别人的语言一向就是我的本事。我记得我一直盼望他的一个专题，名字叫《书生为什么短命》，可惜直到最后，他也没讲。他的学生是朱莉，一直到现在还和我保持良好关系。

沈振锋，时为副教授，上《教育评价》课？我不敢肯定。其人极具创造思维，酷爱读书——他告诉我每年会买两三万块钱的书来看，简直不可思议。沈老师有点复杂，30出头就是处级干部，任水产学院副园长之类，但起点高，发展慢，笑容多，变脸快，到我毕业离校几年，据说还是副院长，不过换去了继续教育学院。我猜，大概有思想，有能力的人都会有点愤世嫉俗，发展慢点也就是自然的事。2008年，他负责带我们几个学生接待来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的领导，络绎不绝的来，他不胜其烦，等复旦大学副校长来时，他斜躺在沙发上，说，“我不去了，你们去接他吧。”因为我俩亦师亦友的关系，毕业答辩时，他还给我挖了个大坑：他问我，“科学定位与特色发展是一个行政问题还是一个学术问题？你认为我们学校在行政和学术关系处理上有什么问题？”我的天啊！我的导师就是学校党委书记，这不是挖坑埋我吗？但我反应极其敏捷，笑着说，“沈老师，这既是一个行政问题，也是一个学术问题。至于我们学校存在什么问题，答辩后我再向老师探讨请教。”他笑笑，没再追问。毕业时，我坚持请他吃饭（事后当然是老师付账），饭桌上埋怨他挖坑害我。我说，“幸好我聪明，及时绕过去了。你问的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怎么回答都不对。如果我蠢，跳进坑去怎么办？”他笑着说，“如果你真的跳进去，我会拉你出来的。”其实，我也很感激他，因为他的这个问题以及我的敏捷得体反应，恰恰体现了我的应变能力，导师对我答辩的表现极其满意。沈老师其人，是湖北人真实的写照：聪明、自信、勤奋，带点玩世不恭，就是在学术研究方面浪费了自己的天赋，也可能是行政事务过多。我曾取笑他华中科大的博士读了七年才毕业，一辈子发的文章加起来没几篇。他大笑，说，“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后记还是写的极其精彩的”，——这点我是承认的，他整篇博士论文最大的亮点确实在于后记。毕业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也是唯二我保持经常性联系的老师。我永远不会忘记沈老师。顺便提一句，除了我，其他同学都很怕他，尤其是他的学生冯宁，尽管冯宁和我也很要好。

徐某某老师，职称职务不清，教历史学，研一时曾经选过他的历史课。为什么将这位不熟悉的老师列为第三个描述的人物呢？因为我觉得，华中农大教过我的老师，唯有他的确可称得上“一无所长”。假如一定要我说出他的长处，我只好说，“他长得很帅，脾气很好。”我感觉，他实在像个绣花枕头，外表只管漂亮，内里全是糟糠。他的兴趣不在教学，听说是在外面“活动”，是什么活动，我也不清楚。以历史的教学领域，想在外面弄个什么科研课题好像也不太可能，所以我最终也不明白他的“活动”是什么“活动”。徐老师口才有点小毛病，讲话细声细气，像个害羞的大姑娘，内容又比较贫乏，兼选课的才七八个人，大教室里稀稀拉拉，上课气氛是很压抑的。我不知道其他女研究生是怎么度过的，或者她们还可以看看他那张绝对帅气的脸和傲人的身材，但一来我对男人不感兴趣，二来我一心只想求学，每次上他的课真是一种绝大的煎熬。幸好有时他在外“活动”，无法及时赶回来上课，不必每周煎熬一回。一学期来，我只记得他一句话，“所谓封建，就是封土建国”。对现在的我而言，对“封建”的理解自然更深刻全面，但当时确实是从他那里第一次得知。如此看，这门课也不算完全白选，尽管代价有点大。

风散了，雨停了，人也累了，该回家了，有空再续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