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山县志》漫谈

1801年七月初秋，古城乐山迎来了新的地方长官，江西奉新人宋鸣琦从宜宾（叙州）平调到乐山（嘉定）担任知府。作为一个从科举正道过来的官员，对于传统中国文化有自己的心得体会。上任伊始，便把文化教育放在首位，办学缺资，先从自己的工资拿出百金作表率，不两月，筹得千金，修房造屋建成九峰书院，并亲自为书院订立条规。

宋知府来到风景秀丽，名胜古迹众多的乐山任职，心情是愉悦的。唯一让宋知府感到遗憾的是，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其前世今生，资料十分单薄。尽管有历朝历代修成的府志，一说到属下的乐山县，只是一个大概，没有县志说的周详。缺少一本乐山县志成了宋知府的心病。从此，政务活动中，但凡遇到发生在乐山县境内的事情，宋知府总是多了个心眼，“于事系乐山者，皆详加考核，广为搜罗。”

光阴荏苒，1809年，湖北监利人龚云舫调任乐山担任知县，此翁是个干事的官员，“甫下车，修废举坠，舆论翕然。”宋知府很是赏识龚知县，经常见面，每每谈及乐山县内的事情，都以缺少一本县志为憾。

正好，1812年，经朝庭批准，四川省要修撰省志。乐山知县龚云舫心花怒放，他说“此可遂吾志也”。赶紧招兵买马，成立了一个乐山县志编辑部，并亲自担任主编。领导重视，员工出力，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乐山文化历史上的大事，《嘉庆乐山县志》隆重出版发行。有感于此，知府宋鸣琦为乐山县志写了序言，知县龚传舫也把编辑县志的过程作为二序一并刊在县志前。

岁月如梭。清代的马蹄声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远遁，中华民国诞生了。新社会、新官员，出生于四川大邑的唐受潘受命来乐山担任县知事，他想了解民国以前乐山县的各种事宜，可惜，仅有的一部《嘉庆乐山县志》，由于年久失修，雕刻在木板上的字板已经找不到了。好不容易找到几本破烂不堪的旧本，也是缺页少内容。如果再不抢救，即便是几本腐旧书以后也难看到了。这是号称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的耻辱，是所有热爱地方文化的仁人志士不愿意看到的。

1918年秋，唐知事把乐山县志的修撰放在议事日程上了，指派易晴窗先生为纂修主任，可惜易主任身体不好，上任不久病逝了。修志是件大事，耽误不得，又指定谢碧岑、黄经华等专家学者继续进行，在唐知事眼里，“黄君与谢易二君暨纂修诸君子，皆精于考据，撰文述事，词朴理长。”多是些相当优秀的通古适今的文化才子。一直到1924年2月，经过将近六年时间，在继承嘉庆乐山县志的基础上，民国乐山县志诞生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书编好后没有即时出版，又等了十年，并补充了一些最新内容后，方于1934年正式发行。总编辑黄熔，字经华，是乐山县河儿坎人，为民国乐山县志写了一篇千多字的序言，上下古今，纵论乐山事理，写得相当漂亮。

民国乐山县志除了继承传统志书的特点，还采用了大量的图片和地图。特别是毕业于四川铁道学堂绘图科的黃光泽先生，为乐山县志测绘制作了相当精准的地图。尤其值得称道的还有参加编辑采访的工作人员，有贡生、生员和学堂的学生共五十多人。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乐山当地人，知识丰富，熟悉地方历史。

就拿《乐山县志．卷五》津梁一章解析，其中列了乐山县境内桥梁108座，其工作之细，方向感之强，既通俗易懂，又尽量不失历史沿革和资料。比如现在乐山城北的张公桥，县志介绍如下，距离乐山城三里，清代康熙时建，过了此桥，可以通往九溪铺往成都。并在下面特别注明：这座桥，是由上川南道张能鳞重修。看了此条注释，再联系到张能鳞，此翁北京人，1661年分守上川南道，驻地乐山。这是他任上的功德。

再说最近乐山文史正在讨论，关于古镇苏稽峨眉河上的漫水桥，《乐山县志》上是这样介绍的，地处怀苏乡，一甲之地，名称叫苏稽大桥，距离乐山城三十里，建于清代道光二十五年，通往夹江、峨眉方向。一些读者，用现代的眼光去看此桥，认为“苏稽大桥”喊大了。其实，古代受到资金、技术制约，能够架设十七孔，每孔用五条雅石拼接，每条雅石重达几吨，如此浩大工程，道光年间的乐山，是找不出第二个项目的，因此，地名后冠以大桥二字恰如其份，不为过。为此，我去明代的《嘉定州志》和清代康熙《嘉定州志》寻访，涉及到乐山县境内的桥梁只有十来处，现在大多湮灭了。再结合南宋范成大留在苏稽的诗文，以及清代末期日本人路过苏稽的记录，苏稽古镇，是乐山城通往峨眉、夹江的重要通道上的节点，也是古镇峨眉河两岸民众来往的要道。在没有建桥之前，康熙《嘉定州志》记载，苏稽场有个渡口，由政府每年出工食银七两二钱，闰年再加六钱银子，供养渡夫一名。苏稽大桥建成后，民国《乐山县志》没有这个渡口的记录了。

特别要注意，《乐山县志》在苏稽大桥一栏下，面对乐山历史上清代道光之前最大的一座桥梁，没有任何注释，没有说由谁倡议甚至由谁捐款，从大桥建设的1840年到《乐山县志》成书的1924年，八十多年时间沉淀，如果存在由谁倡导甚至捐钱捐物的情况，在官本位意识浓厚的地方，史书上应该不会遗忘。志书上其他桥的记录，比如同是怀苏乡的六甲杨湾桥，建于光绪九年，由“里人帅宜泽倡首重修”。古市乡的茹公桥、苏公桥、虹桥都在下面专门写了由乡绅罗士伦等建修、里人宋荣清建房楼等文字记载。苏稽大桥名下没有任何记载，这只能说明大桥的建设，其倡导、资金筹措非一日之功一人之力，是相当长时间内乐山、苏稽一项集中了无数人心血的结晶，直接取名为“苏稽大桥”，不带任何无中生有的人事，是大桥的最佳选择。个别文化人想当然的把当时的一个县官名強加在苏稽大桥的名字之上，不仅是对《乐山县志》的轻视，也可以说是对历史的极不负责任。

至于县志中提到的乡名、甲分，我们不能用今天的乡镇基层政府的概念去套古代的乡村。清代以前，甚至民国初期，国家只在县一级设立权力管理机构，乡村治理都是由民众自发管理。农村保甲制度是在宋代推行王安石新政后，开始行保甲制，具体是农村每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甲长类似于今天的生产队长，三年一换届，保长相当于村长，一年一换，这是个大概。到了明代，保长改叫里正，小说《水浒传》第二回九纹龙史进的父亲，便是华阴县的一个里正。里正平时干什么工作呢，《水浒传》第三回鲁达打死了卖肉的镇关西，出面调查管事的有本地官人，验尸官仵作行人，还有坊厢里正。

清代入主中原后，沿袭了明代的制度，规定每甲十一户，十甲为一里，选纳粮最多的户充当里长。也就是说，土地最多，最有钱的人容易当里长。这些保长甲长平时干嘛呢，抽丁纳粮，防备土匪等。到了清代嘉庆、道光之后，这样的乡村治理模式逐渐混乱，特别是哥老会（袍哥）的遍地开花，严重冲击了传统保甲制，地方事务大多听命于哥老会的舵把子，家族事务则听命于族长。举个例子，我的大舅民国时期在成都上大学，学到一些民主、民权方面的新知识，有一年放假回老家白马场，去茶馆喝茶，正好遇上白马场的袍哥开会，向乡民強行分摊各种费用，如正月十五的花灯费，九月九答谢川主神的九月会，请人唱大戏等费用，大舅听了不服气，非要让袍哥五排的红旗大管事把账算清楚。这挑战严重损害了袍哥威严，要挨板子。幸亏刘家在白马是大户人家，悄悄把大舅送走，一直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大舅流浪在外不敢回家。

袍哥组织对乡村传统治理冲击很大，参加了袍哥的人，可以不听命于保长甲长，甚至抽丁当兵也可拒绝。袍哥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的，必须三代清白，有介绍人、引荐人、保荐人。不久前看过一资料。是乐山牛华盐厂一个工人在1950年写的个人历史，说他从乡下到盐厂做工，为了逃避当壮丁，做小生意没人敢阻拦，1940年经人介绍参加了袍哥，成为九排一个老幺。

回到《乐山县志》，文中一些字眼的表达体现了历史的真相，比如古市有座虹桥，是乾隆年间修建，到了光绪年间，里人宋荣清出钱在桥上修了桥楼，形成廊桥，供来往行人躲雨遮阳。县志编辑在名字的前面加了里人二字，说明宋荣清是个很有钱的人，曾经当过里长即保长；而茹公桥则是由怀苏、古市两乡的商人罗仕伦等人修建；修于光绪二年的尖碑桥，则是由“邑人曹现培、宋伦元创修”，邑人，尖碑桥位置所在的当地人也。里人、邑人、绅商等称谓，史书记载不含糊！

综上所述，今天读《乐山县志》，在我们温故知新，触摸乐山城乡历史点线面的真实写照，需要我们对当时的主持、编辑、采访者充满温情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