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之“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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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响彻古今的东方国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文化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因为外部势力的入侵而中断发展的古老文明。
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奠定了华夏文化独立发展的物质基础，地主—自耕农土地占有制提供了中华文化稳定发展的经济土壤，宗法—专制的社会结构激发了华夏文化持续发展的动力。使得中华文化的发展的一以贯之。
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任何文明都有其源头和发展的初始阶段。
东周时期，王室衰微，宗法制逐步解体，社会结构发生巨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尤其是私有经济的发展，使得诸侯列国风起云涌，拉开了春秋战国这一伟大时代的序幕。
也正是在这一时代，中国形成了完整的文化体系和先进的政治管理制度，影响华夏文明发展两千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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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苞待放，蓄势待发。
早在夏商周时期，生产力尚不发达，中国处于奴隶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维护着天子的统治秩序，在这一时期，文化现象开始出现。
雕刻方面：不仅仅出现了骨雕、牙雕、陶雕和石雕，而且还出现了以平面线为主的浮雕和圆雕。
绘画方面：不仅仅有彩陶图案，还有遍布全国的崖刻、岩画等等。除此之外，在建筑、医药、数学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字被广泛的应用。
自此文化的发展有了传承的工具和载体，尤其是青铜器的使用，大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相当规模的雏形城市。
人类从以采集现成天然物为主，到学会经营农业与畜牧业，再而进化到对天然物进行加工改造，华夏文明初现，人类开始摆脱蒙昧野蛮的状态。
但是在这一时期，以天地神学为主的奴隶社会，文化的瑰宝被牢牢的掌握在统治阶层的手中，平民和奴隶根本无法受到文化的熏陶，这不仅仅阻碍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还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因此，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正在悄悄的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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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并存，百家争鸣。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81年，东周的前段因鲁史《春秋》记载而得名“春秋”，后段因列国争战而称为“战国”，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社会变革和文化转折时期。
在这一时期，代表着奴隶统治阶层的“官学”逐渐衰落，曾经的王室文化官员下移至列国，混迹于民间，造成的影响十分深远，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学术的接受从官府转向私门，由于私学的兴起，代表知识阶层的“士”日益勃兴，从而为这一时期的文化大繁荣奠定了基础。
此外，这一时期经历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战争洗礼，政治格局呈多元化发展。
各个诸侯独立建国，相互之间战争频繁，文化碰撞激烈。
因此，政治的多元为文化的多元发展提供了条件，在这一背景下，学派林立，学术观点异彩纷呈，其中，影响最大的要属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这是一个重视血亲人伦、追求现实事功的学派。其学说主要记载在《论语》中，主张“礼”与“仁”即维护周朝宗法制度下的行为规范，要求人们以礼来约束自己行为。
此外在教育方面，孔子还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这在当时社会极大的促进了教育的公平性。
孔子之后，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主张“法先王，施仁政”体现了民本思想的光辉。此外，他倡言的“名贵君轻”思想，将民本主义推向了高峰。
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礼”的思想，主张“法后王”，其礼治思想成为秦国法制的直接源头。
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他们不满于商周时期的等级秩序，抨击维护这种等级秩序的儒家，是庶众的代表。
主张“兼爱”“非攻”“尚同”，墨家切近民事劳作，故其知识论重实证，其逻辑思想，开辟中国逻辑史的先河，其著作《墨经》还记载了科学技术知识，在几何学，光学。力学等领域多有卓见。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在人生中主张“绝圣弃智”，复归于人的本性，走向“自然”。
其主要著作为《道德经》，统治者既可以用儒家的学说求得文治武功，又可用道家学说确保休养生息。“儒道互补”共同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框架。
法家的主要代表人是韩非子，他提出以法为本，法、数、事相结合的“南面数”，以充作“帝王之具。
法家的主要代表作品为《商君书》和《韩非子》，这为封建专制主义，君主集权政治的建立提供了依据。
自此，法家的“法”与儒家的“礼”同样为历代帝王所惯用，尤其是两汉以降，帝王大都一手捧着儒家经典宣誓教化，一手高举法家的利剑历行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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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追索与创造，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从“简单同一”向“丰富多元”转化，从而为秦汉间学术文化从“多”到“一”的整合奠定了广阔的基础。
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中国的轴心时代，也伴随着统一的专制大帝国—秦汉帝国的崛起，而走向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