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书评——一个时代的繁盛与荒芜：燃尽了青春、桎梏了芳华
文章很长，请“有期许、有诉求”的你细读：
《芳华》原著
说实话，要真正看懂《芳华》原著，与电影不同，我们首先要看到、看懂《芳华》背后那个有着传奇人生经历的严歌苓。
《芳华》作者
如今的严歌苓在当代华人作家中占据了相当的分量，今年已是2018，她出生于1958，你很难想象这个宛若空谷幽兰的东方美人已经60岁。赴美留学之前，严歌苓并没有真正学过写作，20几岁就能从文坛崛起，最终成为“最受关注、最受好评”的华裔女作家、女编剧，源自两点：
其一、人生
1958年，严歌苓生于上海，父母离异，她和弟弟严歌平留在安徽。1970年，严歌苓考入成都军区，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1979年，严歌苓主动请缨，赶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成为一名战地记者。1980年，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心弦》，次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成影片。1983年，严歌苓调到铁道兵政治部担任创作员，丰富的军旅生涯为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她的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就是创作于这一时期。1986年，严歌苓遇到了李克威，门当户对与相同的写作背景使得严歌苓和李克威很快相恋并结婚。1989年，严歌苓与李克威离婚。1992年，严歌苓与美国外交官劳伦斯在旧金山结婚。
其二、家庭
严歌苓的祖父，严恩春。16岁上大学，25岁读博士，回国后曾在厦门大学教书，是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的首位中文译者，有着长达20年的大西北监狱生涯，在对时局的失望中自尽身亡。实际上，祖父就是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的原型，后者是严歌苓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严歌苓的父亲，严敦勋，1946年入上海市立工专学校，1948年从事学生运动被开除，随后赴苏北解放区从事文化工作，1957年后调到安徽省文联，生前著有《哨音》《纸铐》及《破壁记》《铁梨花》等。严歌苓的前夫李克威，小说家，与她有着相同的写作的背景，严歌苓的丈夫劳伦斯，外交官，曾为了妻子放弃外交官身份。
人生阅历、家庭影响，往往是作家的崛起的根底。然后，我们需要认识《芳华》所处的那个时代。
《芳华》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毫无疑问，那是一个大时代：大的思潮、大的热情、大的运动、大的人流、大的情绪、大的动荡、大的变革、大的更迭、大的挣扎、大的冲突、大的兴衰。在那样一个大时代的洪流中，每个人都是被时代裹挟着往前走的小人物，身不由己、情不由衷，甚至都没有能回头看一眼。那是个倒置英雄与平凡的年代，甚至“时代有它不可告人的用心，教导了我们平凡了更平凡”，那段时光里有宏大的国家话语权，却少有个人意识、个人自由。那个时代的压迫，甚至让每个人身上都毫无例外地发生了“分裂”，明里根正苗红、暗里温柔湿软。
《芳华》在描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毋庸置疑，那就是严歌苓自己的故事。作者亲历了那个时代：她12岁入伍，在成都文工团遍布藏、滇进行演出，因恋爱遭遇过检举，险些抑郁自杀，在越战时主动请战担任战地记者，后转编为铁道部创作员，80年代末出国留学。那个时代文工团的熟悉场景在《芳华》里被细致描绘重现：报到、排练、军训、打靶；暧昧、情书、骚动、调侃，甚至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集体主义教育（语录）”和“集体主义批判（批斗）”。《芳华》是最接近严歌苓亲身见闻的作品，这也成为读者群抗议《芳华》抄素材、炒冷饭的原因。
《芳华》里，严歌苓在写什么？
严歌苓不仅仅在写故事、写人物，也在写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如此繁盛。
在《芳华》的豆瓣书评里，有个作者写的特别好：故事里还有太多的人，有太多的情绪，有太多的岁月，有太多的冲突，有些已经随着年月远去，有些是笔者一厢情愿的创作，但读者会相信，动荡年月里的感情是真，动荡年月里的背叛是真，动荡年月里的善意是真,动荡年月里不知所以的恶意也是真。他们的感情在青春里播下一生的种，他们的青春在战火连天里盛大绽放。
那个时代，如此荒芜。
时代的选择反复教导要平凡的人最终也如时代所愿落到平凡的网里，平凡磨掉了他们青春岁月里太多的选择，他们也在平凡的岁月里挣扎着做不凡的选择。所以，这个时代里的每个角色、每个角落都是荒芜的。这是一个“平凡且荒芜”的时代，荒芜不是因为空虚，荒芜恰是因为充盈，只不过充盈的内容太过单一、太多重复，恰如一望无垠的荒草，肆虐漫布在每个人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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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个“最美好、最糟糕；最智慧、最愚蠢；最信仰、最怀疑；最光明、最黑暗”的时代，和我们所处的今天，其实也没什么不同。
严歌苓签售
作者自己，不想写时代，只想写人性！
《芳华》透过故事的讲述者萧穗子的眼睛，读者可以望见上世纪七十年代，一群从大江南北招募而来进入部队文工团的少男少女，望见刘峰、何小曼、萧穗子、林丁丁、郝淑雯等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他们所经历的残酷的青春、隐忍的爱情和坎坷的人生。故事的主线，就是原著名“你触碰了我”，一个平凡英雄因为触碰少女而跌落神坛。严歌苓曾说：“我到了国外之后，发现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写的。我不想控诉某个人。我只想写这样一段不寻常带有荒谬的历史运动，让读者看到一种非凡的奇怪的人性。我对人性感兴趣，而对展示人性的舞台毫无兴趣。”正如原著里提到的：“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他有着令人憎恨也令人热爱，令人发笑也令人悲怜的人性。并且人性的不可预期，不可靠，以及它的变幻无穷，不乏罪恶，荤腥肉欲，正是人性魅力所在。”
令人遗憾的是，《芳华》写人性，仅仅止步于“感兴趣”。
我甚至不仅揣测，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是否还有人，在观察、关注人性的悲悯。无论是《芳华》的电影或原著，我都无比希望看到“有勇气去控诉、抗争”的人，哪怕能残存一两个角色能“不忘初心、守住本真”，但我们没有看到，只听到穗子跨越岁月后的平静独白，冷漠、凄冷，甚至刻薄。严歌苓在采访中说：“人群迫害别人是免除自己被迫害，是延缓自己被迫害的时限，从而建立一个短暂的安全期，所以从众去迫害一个可迫害的对象，是人性中寻求安全的本能。”很难讲，这是解释，还是推卸。《芳华》这两个字太过美好，美的几乎包裹了假象、抹杀了谎言、填平了背叛。虽然《芳华》的位置，通过情感共鸣，让人在唏嘘不已、痛彻心扉的氛围里沉醉，但我则更认同：“人们内心深处对于美好事物毁灭的心理倾向”的说法，明显比作者的解释更深刻、更坦诚。
好吧，最后一个“无法回避”问题：
《芳华》写的好不好？
与同类小说比，挺好。
与经典大师比，一般。
与作者旧作比，不好。
作为一个严歌苓的普通书迷、粉丝，实在没有资格、更不好意思拆解、剖析严歌苓的作品，但这一部《芳华》确实有因“赶工期、改剧本”匆忙草就的嫌疑。
我猜，也会有人不认同我，凭什么？
这样，我们先谈一谈什么是好作品？
有可能的话，可以去翻翻作者的《小姨多鹤》《陆犯焉识》，甚至直接描述英雄情愫的《床畔》，再不然，去书堆里找一找《傲慢与偏见》《包法利夫人》或者《安娜·卡列玲娜》。
这些作品，在“文学技巧、文学思想”上都很极致：
1.文学技巧
词句韵律、措辞犀利、精确的描写、深入的分析。
悬念设置、角色塑造、冲突的凸显、细节的描绘。
2.文学思想
正向价值：宽慰、鼓励、希望
反向价值：提示、警醒、反思
上述两方面，《芳华》倒没有欠缺，甚至也做的不错。但除了“技巧与思想”，我想真正好的作品，还应该有“深度思考、深度共鸣”，对人群、阶层、社会有深刻影响，历久弥新。
最好的作品应该能：让自己进行深度思考、让读者发生深度共鸣。好的作品，一定来源于作者挖掘人性、触碰灵魂的深度思考，这是人类追求心灵和精神自由的最精彩尝试，否则作品就是单调而乏味的，我们不否认通俗文学在传播上的功能价值，但真正好的作品应该有必要的思考深度。同样，好的作品还会让读者有：代入感、亲历感，会让读者忘记了自己在读书，而是感觉：走入另一个时代、经历另一种人生。（这个意义上，电影作品会更容易做到代入。）尤其是作品结束时，人们或喜悦、或感伤、或叹息，甚至是忿忿不平、意犹未尽，但最好不要是浅层次的娱乐和消遣，甚至产生反感和愤怒。而《芳华》却未必做到了这点，因为作者亲历者的身份，成就了最为精彩、细致的细节刻画，却流入了回忆录、流水账的框子，生动有余、思考不足，甚至缺乏对于人性悲悯的剖析和反思，而《芳华》也就成为作者多部塑造女性角色的作品中，最单薄、最羸弱的，也就失去了人物的精神和力量，这样的作品，是没法让有期许、有诉求的人真正感动的，即便作品中呈现了那么多的温婉感伤。
好吧，虽然有遗憾，但读者们不急不缓，严歌苓也依然笔耕不辍，所以我相信并期待着她的新作。文章的结尾，用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的《双城记》来标记《芳华》，聊表歉意、算是致敬：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我们面前似乎拥有一切，我们面前似乎空无一物；我们会直升天堂，或者直接坠入另一个方向。——简而言之，那个时代和这个时代是如此相似，因而一些吵嚷不休的权威们也坚持认为，不管它是好是坏，都只能用“最”来形容它。
作者：阮颖
2018年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