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地理线

著名时评人童大焕指出，有一条自然地理线——不可逾越的胡焕庸线在控制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轨迹。

    1935年，胡焕庸首次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规律。即自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画一条直线（约为45°），线东南半壁36%的土地供养了全国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仅供养4%的人口。二者平均人口密度比为42.6∶1。

    在工业文明的今天，胡焕庸线所揭示的人口分布规律依然没有被打破。

    胡焕庸线主要描述了人口密度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并由此得出我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图。

自古以来，中国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早已成为事实，但没有人对这种现象加以有力的理论论证。瑷珲—腾冲线的出现廓清了这一分界，影响深远，成为研究和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多年后，美国学者将之称为“胡焕庸线”。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发现，这条人口分割线与气象上的降雨线、地貌区域分割线、文化转换的分割线以及民族界线均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合。胡焕庸线以西是唐代边塞诗描写的古道西风瘦马，以东则是小桥流水人家。

胡焕庸线的形成有其自然背景。

“它是气候变化的产物。”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教授王铮曾向《科学时报》记者表示，现在认为胡焕庸线是我国东南季风的影响范围，而在1230年以前，气候形势并不如此。1230—1260年的气候突变，基本奠定了中国的现代气候特征。由此时期开始，各种旱涝灾害特别是大洪涝灾害空间频率分布的走向与胡焕庸线日趋吻合，越到近代越明显。

    在汉唐时期，西部的黄土高原及关中地区气候较为温暖湿润，因而能够承载更多的人口，从而成为历代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唐中期曾频繁从长安迁都洛阳，除了政治、经济上的解释，长安地区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宋代以后，气候变化日益表现出“胡焕庸方向”的趋势，中国人口、文化、经济重心遂逐渐南迁长江流域。明清两代，政府虽大力经营甘肃，但胡焕庸线以西，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粮食自给已成问题。

    1982年和1990年我国进行的第三、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自1935年以来，我国人口分布的格局基本不变。以东南部地区为例，1982年面积占比42.9%，人口占比94.4%，1990年人口占比为94.2%，经历了55年时间，东西部人口比例变化不大。我国东西部所占全国人口之百分比仅有1.8%的增减变化。两次人口普查结果还表明，我国人口的60%集中在距海500千米的东部地区。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东南、西北两部分的人口比例还是94.2%比5.8%。与当年相比虽然相差不大，但是线东南的人口数量已非4亿多，而变成12亿多。中科院国情小组根据2000年资料统计分析，胡焕庸线东南侧以占全国43.1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93.77%的人口和95.70%的GDP，压倒性地显示出高密度的经济、社会功能。胡焕庸线西北侧地广人稀，受生态胁迫，其发展经济、集聚人口的功能较弱，总体以生态恢复和保护为主体功能。

    根据美国城市地理学家纳瑟姆（1979）总结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演化规律所提炼出的“S”形曲线（即“纳瑟姆曲线”），城市化过程分为起步阶段（城市化率低于30%）——加速阶段（城市化率在30%—70%之间）——成熟阶段（城市化率高于70%）三个不同阶段。中国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城镇化发展取得长足的进步，2011年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镇化率超过50%，表明中国正处于加速阶段的中后期，已进入城镇化发展的关键阶段。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将“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高科技”并称为影响21世纪进程的两件大事。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有效途径，是促进中国持续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

纵观35年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从人口城镇化层面看，城镇化率不断上升，年均提高近1个百分点，每年有1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但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从土地城镇化层面看，城镇数量显著增长，城市面积不断扩大，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全世界现在超过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是25个，中国才3个，占1/ 8，而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1/4。中国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产值大概只占到了GDP的35%左右，美国和日本三大都市群都占到了60-70%。

对此，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在接受《华西都市报》采访时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应该优先发展大城市，并不客气地指出目前北京等大城市存在的城市病并不是“大”惹的祸，而是城市管理水平和管理体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