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平:埃及象形文字传奇13丨托马斯冲刺罗塞塔
第三篇 埃及象形文字传奇
13. 托马斯冲刺罗塞塔
托马斯·杨相信并记住了乔治·佐加和德·萨西的提示：在罗塞塔石碑上部圣书体象形文本里，首先要寻找的是外国人的名字，这个名字因为不可能有现存的埃及语书面表达方式，极有可能是根据他的读音用某些符号来拼写。因为罗塞塔石碑记叙的对象——托勒密五世是希腊殖民者，就是一个地道的歪果仁。
托勒密是法老，法老的名字在圣书体中往往被写在一个椭圆形的框内，框的一端有与其成直角的线段，埃及人称之为“舍努”（shenu）。他们认为，舍努代表生命的圆圈（可能来自伊希斯神系在腰间的绳子，打了一个神秘的结）。椭圆圈的正式名称是王名圈（法语：cartouche，或译作王名框、象形茧）。王名圈内的象形文字就是托勒密的名字或称号。王名圈只有法老可以拥有，椭圆圈是为了保护他们在生前和死后免受邪灵侵害。在拿破仑入侵埃及期间，它被士兵俗称“炮弹”（法语中的cartouche有“弹药筒”的含义）。世俗体文字则将王名圈简化为一对括号和一条垂直线。
阿拜多斯王表中的法老王名圈（局部示例）
当学者们试图破译象形铭文的时候，王名圈自然而然成为初始位置。班克斯是如此，乔治·佐加是如此，托马斯·杨也是如此。我们今后还会看到，商博良破译的起点仍然是王名圈，而且大家都把谜底聚焦在“托勒密”之上，因为罗塞塔石碑就是托勒密王朝的产物。
班克斯曾经根据菲莱方尖碑“蒙”对了托勒密（Ptolmes）和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王名圈象形符号，但托马斯·杨总不能像班克斯那样去“蒙”吧？更何况班克斯“蒙”出托勒密在后，参照物正是托马斯·杨的结论。
罗塞塔圣书体象形文字铭文
杨首先仔细地比对了石碑上的希腊文“托勒密”（ΠΤΟΛΕΜΑΙΟΣ）与象形文字中王名圈出现的位置，发现王名圈和希腊文“托勒密”出现的位置基本相同，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杨确定了这个王名圈中所写的就是“托勒密五世”（Ptolmes Ⅴ），但它一共出现了六次，其中，三次是短符号王名圈，三次是长符号王名圈。
罗塞塔古希腊语的细节，托勒密为 ΠΤΟΛΕΜΑΙΟΣ
要搞清某个法老在文本中出现的次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在公元前2000年后，古埃及的法老创造出了一套搞怪的名号体系，分别由五个不同的名字组成的自己的头衔。
罗塞塔圣书体文本细节：生日名和加冕名
经过查阅希腊文献资料，杨博士知道了，在托勒密的五个名字中最重要的是“出生名”（Nomen）和获得王位得到的“加冕名”（Prenomen），也只有这两个名字会被写入王名圈。在罗塞塔石碑上分别表现为短象形符号和长象形符号的王名圈，两个王名圈有部分象形符号重叠。
罗塞塔圣书体文本的细节：托勒密加冕名
比较这两个不同的王名圈，杨进一步猜测，长象形符号是希腊文记录托勒密加冕名的埃及形式“阿蒙的挚爱，雷的选民”（Méryimen Sétepenrê）。而加冕名王名圈前面的8个符号，与出生名（希腊文Soter I）给出的象形符号完全相同。这样一来，杨就精确地锁定了代表“托勒密”的8个象形符号，其中有盒子、面包、花朵、狮子、折叠布等图形。
正因为托勒密是来自希腊的外国统治者，因此杨继续大胆推测，他的名字在埃及文字中，就只能用某些象形符号把发音拼出来，就好像我们今天用“拜登”这两个中文字，近似地为美国总统“Biden”的名字发声一样。
接下来杨要做的事，是确定这些象形字符和它所代表的读音。于是他对应希腊语Ptolmes的读音，得到了埃及象形文字6个符号的发音（虽然它们并不完全正确）。例如，“盒子”符号的发音为“p”，“面包”符号的发音为“t”，以及“折叠布”符号发音为“os”（现在确定是“s”）。
托勒密生日名王名圈（翻转图）及象形符号读音
一个偶然机会，杨得到了另外一份来自卢克索卡纳克神庙的埃及文字记录。我们在讲述德农埃及之旅的章节曾经提到：卢克索古称底比斯，在尼罗河中游，是中王国及新王国时期的首都，被古希腊大诗人荷马称为“百门之都”。卡纳克神庙则是太阳神阿蒙神的崇拜中心，为古埃及最大的神庙。英国著名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写作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曾在此取景，大柱厅就是神探波洛险些被石头砸中的地方，巨型石柱上写满了象形文字。杨在这里找到的文献，有托勒密一世（PtolmesⅠ）法老的名号，于是推测同一段文字中的另一个王名圈，其符号是他的王后贝莱妮丝（Bérénice）。
埃及卡纳克神庙大柱厅圆柱上的象形文字，作者摄于卢克索
杨试图把上述方法也运用于贝莱妮丝王名圈，但没有那么成功，尽管他确实识别出标记阴性的蛋形符号以及t词尾，得到了一组有13个象形符号的发音表，其中6个正确，3个部分正确，4个错误。
贝莱妮丝Bérénice王名圈象形文字符号
至此，托马斯·杨通过缜密的科学思维，不仅成功地确定了两位法老的埃及文字写法，同时大胆地推测他们的名字是由埃及象形符号用表音的方式拼出。这就是说，杨首次提出了圣书体既有表意功能也有表音功能。虽然他没有推断出圣书体的构词方法，但这已经是罗塞塔石碑被发现20年来，人们所能够取得的最大成功。
杨对罗塞塔石碑翻译的笔记，请注意王名圈与托勒密标记
但是，他的破解工作到这里仿佛也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虽然他知道了两个法老名字的拼法，但毕竟是他们是歪果仁，他知道其名字的希腊语读音。至于其他的文字内容，特别是埃及人的专有名词，抑或埃及语的海量词汇，究竟由哪些象形字符来拼读呢？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杨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复制其他埃及象形字符，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手头掌握的象形符号太少。他认为，每个象形符号不足以拼写一个单词，每个单词应该由两到三个象形符号来拼写。1818年 2 月10 日，杨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朋友、我们熟悉的威廉·班克斯先生，请他帮助在埃及寻找这些象形符号的范例。他要像乔治·佐加那样尽可能多地收集象形符号素材。然而，杨的努力并没有获得太大的进展，他无法找到更多合适的语音符号。
托马斯杨写给班克斯的信
杨博士对罗塞塔石碑的研究结果，于1815年匿名发表在《考古学》杂志十八卷，并附有罗塞塔石碑上的世俗语文本的翻译（请注意，是世俗体而非圣书体）。
1814 年 8 月，托马斯·杨就开始与德·萨西通信，与后者就罗塞塔石碑问题开展讨论。经过多次通信交换意见后，他告诉尊敬的德·萨西前辈，虽然希望在圣书体象形文字中找到更多的表音符，但由于圣书体使用的符号形式五花八门，他未能如愿以偿。
杨最后的结论是，象形文字表音符是不存在的，只有一个例外，即德·萨西在1802年出版的刊物中说的“象形文字可能在书写外来语言时起语音作用”。
换句话说，除了用于释读外国名字的拼写之外，杨未能解决圣书体象形文字的读音规则，这阻碍了他在象形文字破译领域取得更大的突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在这个问题上再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最大的原因，可能是这位“什么都知道的人”不太知道科普特语言，从而把“埃及学之父”的桂冠让给了掌握科普特语言的商博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