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逸|王阳明—读书笔记（2）

第二章，早年

王氏家族终于有了苦尽甘来的迹象，光宗耀祖的事业肇端与王华，大成与王守仁（也就是我们习惯于号称的王阳明）。

王守仁原名王云，名字虽然俗气，不像书香门第会用的平淡名字，但是却有非凡的来历，在王云出生的当天，其祖母梦见天上有仪仗队吹吹打打而来，一位天神怀抱一名婴儿乘云飞至，将婴儿交给了自己。梦醒后就听到小孙儿出生时的啼哭声，因此取名为王云。王云其孕期和儒家圣王谱系里的第一任尧，以及汉昭帝一样经14个月才降生。王云五岁了还不会讲话，偶尔间在户外嬉戏，有道人注意到，感慨道“好个孩儿，可惜道破。”

这个时候祖父才恍然大悟，原来孙儿的名字泄露了天机，所以才受到口不能言的天罚。于是改名为“守仁”，果然不药而愈。在获得语言能力之后，王守仁很快便语出惊人，并且表现出了非凡的特质。

王守仁十一岁，其父亲王华状元及第，王氏家族的运势就开始了翻天复地的变化，父亲进京第二年稳定下来的时候，迎养父亲王伦进京。王伦带着王守仁一路北上，在途径金山寺的时候才华横溢、惊艳绝伦的写出了两首不同题材的诗，一首七绝，想象奇特，境界壮阔，法度森严，有气分好奇，三分仙气；一首七古，视角奇特，气魄雄浑，兼有李白的浪漫潇洒又有苏轼的妙语理趣。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王守仁十岁之前都是在家乡余姚生活，受祖父自然率性的气质感染，钱德洪《年谱》原文表达十一岁的王守仁就“豪迈不羁”，黄绾《形状》对王守仁的性情表达为“性豪迈不羁，喜任侠”。这样难免王华会因为他的性格能否和自幼接受儒家礼教训练的高门大户的小孩们“适应”和“融入”。但是伴随着王守仁的种种异象和神迹表明，这些任何的忧虑都是有些多余。

黄绾的《形状》根据《年谱》记载了王守仁少时的一段经历，少时王守仁在长安街玩耍是遇到一位相士，相士叮嘱王守仁几句话“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但是作者熊逸根据《形状》与《年谱》的时间差（《年谱》后与《形状》二十年，按理也应该是《年谱》参照《形状》校对才是），以及阳明心学是一门相当具有感性气质的学问，判断这桩旧事大抵是他的门徒为了推尊王阳明而添枝加叶出来的。既然是编撰出来的为什么还要写这段事了？王守仁经过这番话后就开始拘泥（年少，因此使用的是“拘泥”二字）于“圣”字，读书的时候时常“静坐疑思”，并且沉思的是人生大问题“什么是第一等大事？”塾师给他的回答“读书登第”，这个回答他是不满意的，他的理解是“读书学圣贤，才是第一等大事。”

孔子有句名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以前的学者是为自己而学习，或者追求至道，或为提升修养，或者仅仅为了兴趣爱好；如今的人却是为了迎合别人的需求而学习，迎合别人以谋求自己的发展。两者的核心区别就在于是否抱有功利目的。

程颐有阐释说“古之学者为己而成物，今之学者为人而丧己。”以孔子或者程颐的标准来看，今天的大学教育都是“为人之学”，大家都是为了学习一门技能以求在将来的就业市场上谋到一席之地，努力赚到丰厚的报酬，从此过上富裕的生活；至于孔子所在意的“道”，只能到九霄云外去找了。

孔子一心“克己复礼”，为传承天下大道而孜孜不倦，对得失荣辱全不放在心上，正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学生当中也不乏颜渊那样箪食壶浆而不改其乐的任务。但当儒家作为一个学派真正立稳脚跟之后，尤其在它变身为进入仕途最必要的阶梯之后，无数满怀功利渴望的“今之学者”便蜂拥到儒家阵营里，从内部努力败坏着儒家的纯洁性性。

当儒家成为官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之后，越来越多的“今之学者”加入了名义上任属于孔子高尚阵营。而越是以改变命运、脱贫致富为目的的人，越是下得来驯良刺骨的功夫，也越是能够以足够的圆滑来应对考试标准的调整，迎合主考大人的风格与偏好。所以反对科举取士的呼声伴随着科举制度发展之始终，却终归“不废江河万古流”。原因也异乎寻常的简单，皇帝只需要“今之学者”，不需要“古之学者”。我们试想下，如果把帝国想象成一家公司，如果公司职员都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都是坚守道义而不问成败的人，工作起来都是“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人，那么一切规章制度与奖惩措施都会失效。标准意义上的“古之学者”适合做顾问，不适合做员工。皇帝当然也会需要一两个顾问，但是更需要成千上万的员工。

在醇儒的标准下，岳飞显然算不得忠臣，孔子认为令尹子文称得上“忠”。站在士大夫或者员工的角度，可以认为令尹子文的境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平常心，修炼出这样的平常心不仅仅是合乎道义的，甚至有功利性的收获；使自己的内心摆脱负面情绪的啮噬，摆脱压力感，有更大的机会赢得上级的好感。站在皇帝的角度，当然会觉得令尹子文式的忠臣用起来最顺手也最省心，他们不再像是活生生的、有情绪的人，倒像是机器，可以由使用者随意处置。但事实上，任何管理者都很难喜欢令尹子文式的部下，因为你只能选择用或者不用，却无法选择这样用或者那样用，一切奖惩机制对他完全无效。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家门徒，无论从何种意义而言，都应该是道德意义上的君子，即只能“喻于义”而绝不“喻于利”，但科举制度偏偏使儒家成为通往功名利禄的第一捷径，这就强化了世道人心当中的一种虚伪态度：为了“喻于利”，必须表面上装出“喻于义”的样子，“义”装得越逼真，“利”得的越丰厚。

在这里熊逸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讲儒家道义与当时科举考试和功名利禄之间的相互矛盾关系，其目的就是想讲明白少年王守仁所处在的环境是一个主流价值观为：读圣贤书就是为了科举考试，而考科举的目的就是为了入仕为官。社会已经很坦然的面对这套“小人喻于利”的逻辑，甚至不觉得需要拿一块布来为它遮羞。

明代以八股文取士，被后人扣上了“钳制思想”的罪名，但说到底八股文只是一种文体形式，你既可以用它阐扬孔孟之道，也可以用它论述任何你想要论述的思想。古代世界的思想繁荣时期往往并非官方鼓励“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结果，而是发生在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明显减弱的时候。

引导一个庞大的社会，利诱往往会比威逼有效许多。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科举考试该订立怎样的标准，实际上就是要订立一个利诱的标准。唐代以诗赋取士，造就了一个繁盛得旷古烁今的诗歌时代。

回到他的关于“人生第一等大事”的思考上来，说明少年王守仁的两个要点：1、少年王守仁已经有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甚至于质疑权威。2、少年王守仁有一种很实在的读书态度。

人的普遍心理，即容易服从权威，也同样容易从众从俗；在习俗观念里，圣贤总是遥不可及；个人特质和社会评价经常脱节。所以只要我们能以一种很实在的态度读书，摒除习俗成见的影响，在摆脱掉对强者的崇拜欲，就会发现所谓证得阿罗汉果位并非遥不可及的事情。少年王守仁以这样的态度读书，于是发现成圣成贤并非不可以做到。

十三岁时王守仁母亲去世，长到十五岁的时候其“豪迈不羁”的性格，自然是对战争有强烈的兴趣。十五岁的王守仁“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而且当真“知行合一”，独自出游居庸关外，亲自查访各部“蛮夷”与大明帝国的边防守备实况，甚至“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这即便有过人的天赋，也必须有父亲的许可，家庭财力的支持以及自幼的勤学苦练才行。

总结下这个篇章：1、少年王守仁在十一岁时就已经表现出了非常惊人的文学天赋；2、少年王守仁对“读书”有自己很诚实的态度“读书学圣贤”；3、上年王守仁表现出了对战争的兴趣及作战能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