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名著(12)： 《水浒传》中物证作用有几何？

《水浒传》中不仅涉及刑事法律、民事法律、经济法律、军事法律、行政法律各个方面，同时包括与之相关的严刑峻法、贪污腐败、江湖世界诸多内容。而且，因为讲述故事、引人入胜的需要，和其它古典小说“三言两拍”等一样，设置穿插大量的案件尤其是刑法命案，包括与之相关的诉讼、缉捕、审判、处罚等环节，描绘了断案的过程、诉讼各方的心理以及证据的运用等,既构成小说铺垫叙事的重要部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

包公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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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案须有证据,物证必不可少。

物证，在现代刑事诉讼中主要包括犯罪使用的工具、犯罪遗留下来的物质痕迹、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物、犯罪现场留下的物品，以及其他可以用来发现犯罪行为、查获犯罪分子的存在物。

在勘验制度比较成熟发达的宋朝，其现场勘验的物证也大体包括上述内容，而且是举证犯罪最关键的依据，当发生盗窃、杀人等刑事案件时，只要有赃物、杀人工具等现场物证存在，即可照例处刑，也就是《宋刑统》中所说的“若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即据状断之”。徽宗时曾规定：推勘盗窃案件，必须查处窝藏的赃物和停留地点，否则司法官吏要受徒二年的处罚。

三言两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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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物证，必须合法取得。

古代小说为了吊人胃口、制造悬念，往往在县官、州官等办理案子时多头叙事、一波三折，既能显示清官的智慧、又能制造噱头，最终皆大欢喜、正义得到伸张。比如，“三言”、“二拍”有不少智取证据的段子，如刘推事设柜藏吏智赚供词(《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包龙图智赚合同文(《拍案惊奇•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等。

定案强调物证,物证效力高于证人证言。命案要见尸身,钱财纠纷要见旁证。《二刻拍案惊奇•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中陈祈拿不出证据，知县就说:“就是银子有的，当官只凭文券；既没有文券，做甚么断还得你?”

《水浒传》第18回“众做公的绕屋寻赃寻贼。寻到床底下，见地面不平。众人掘开，不到三尺深，众多公人发声喊，白胜面如土色。就地下取出一包金银。随即把白胜头脸包了，带他老婆，扛抬赃物，都连夜赶回济州城里来”。

这里从床底下起出的“一包金银”就成为白胜罪名成立最有力的物证。可以说，物证在我国宋代的诉讼活动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成为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

白日鼠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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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有些情况下，物证则成为陷害好人的片面证据，其证明犯罪的正面价值被歪曲了。

比如，《水浒传》第39回中武松被张都监设计陷害，“张都监喝道：‘且把他押去他房里，搜看有无赃物。’众军汉把武松押着，迳到他房里，打开他那柳藤箱子看时，上面都是些衣服，下面却是些银酒器皿，约有一二百两赃物……张都监看了，大骂道：‘贼配早如此无礼！赃物正在你箱子里搜出来，如何赖得过？……既然赃正明白，没话说了’”。

这个场景不止《水浒传》中独有，很多小说包括明清以来一些著名案件中，都有设置物证陷阱、置人于死地的桥段；我们现实生活中，对于证据尤其是物证的运用出现重大偏颇也时有耳闻。

物证在西方曾被称为“哑巴证人”，实际上是因为其不同于言词证据存在的较大可变性，相对来说更直观、更稳定也更客观；但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如果所谓的物证没有被正确运用或者自身并不真实，则会削弱或者颠覆其所具有的证明价值。

武松怒杀张都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