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锐：追寻启蒙时代（中）
散文
追寻启蒙时代（中）
杨英锐
（三）文学启蒙
回想起来，难以想象，我在少年时代怎么会读了那么多的文学著作，而我当时并没有燃起文学狂热。这其实也就是文学的力量，你读到了，你就会受到感染。说文学启蒙，就难免会说些个人感受；谈文学，不谈个体主观感受，就所剩无多了，因为那就成为别人家的文学。注意，这里不是做现代文学评论，而是翻现一个少年在十三岁到十六岁时，也就是初中生年纪的文学启蒙。
如果拉下脸来当真说话，对“初中生”年龄所接触阅读的中外文学作品量而言，古今中外，恐怕天下少有人能出杨英锐其右。有谁不服，等看完此节，你不妨试找一个反例。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造成的。1967年，我结识了北大中文系学生冯隆。由于某种原因，他有一段时间天天来我家，由此彼此熟悉起来。冯隆在北大学生宿舍住的房间号是某楼212。又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宿舍被打成 “212小集团” ，罚做劳动改造。因为他们是中文系学生，劳改任务就是为图书馆里的中外文学名著，尤其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作品” 写批判性简介。每个星期他们都从图书馆搬回一大摞书来，分头写批判。这样，就相当于北大图书馆和中文系为我选书，他们一摞摞搬，我只管一本本看。还得快看，因为那是劳改任务，每批书限期一周完成。下面先叙中国文学如何启迪学生，再述西方文学如何将我启蒙。
上小学时，看课外书是零星的，记得读过我父亲译的朝鲜名剧《春香传》，还读过描写叶挺独立团北伐的小说《铁军》等。可是到了1966年，人人皆读鲁迅，不读鲁迅就似没文化。这方便，我家书架上就有《鲁迅全集》（不全）。我读鲁迅，心怀敬意虔诚，不仅读过他的诸多名篇，还硬生生地读完了《古小说钩沉》。鲁迅文字，令人感到沉重压抑，但他论必究底，言必诛心的文风，让我印象深刻。当时第二个必读的作家是郭沫若，他曾是第一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我读过他的《甲申三百年祭》和《李白与杜甫》，以及郭译歌德长诗剧《浮士德》，我还背过其中段落。郭沫若的文字给我一种想说什么又说不出什么的感觉。1940年代，鲁迅作为左翼文学主将曾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文学新月派有过激烈的论爭。
我读了曹禺的剧作，世称生命三部曲《雷雨》，《日出》和《原野》。我读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我读了老舍和沈从文的小说集，等等。这些都是1930至1940年代左右的作品。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对这些作品喜欢不起来，感觉格局太碎，是悲剧是喜剧，说不清楚。文字对我也没有震撼力。这种感受，可能是因为我对作品的社会背景不了解，也可能是因为我受1960年代文学批判氛围的影响。无论哪种原因，似乎都难以掩盖作品本身的文学穿透力不足。因为，我读的时候是认真的，我内心很愿意受到这些作家的影响。
当时受大朋友冯隆的推荐，我看了四大名著，但没有一本是从头到尾看完的，因为我对其中的内容兴趣不足。然而，名著就是名著，使我感受到了强烈的文学冲击，其文字的穿透，行文的笔法，结构的恢宏与故事的演绎，都使得我心生敬畏。我从《红楼梦》中学到了如何使用语言的文白相间以掌握表述节奏，以及如何穿插诗文与口语以推动雅俗起伏。我从《三国演义》中学到了叙事不要拖泥带水，修辞精炼，事情说完戛然而止，给读者留有余味。我从《西游记》中学到了让佛系与神话共舞，心智与魔幻同行，人间与天国对接等诸多文学笔法。我也从《水浒传》中学到了体制内外兼修，官话粗话交流，下海上岸通途的统书结构。
我还从我家书架上找到王力著《格律十讲》，看了但不想学，觉得太八股，当时不提倡。我读艾青新诗，“小小的草，青青的草，…”，很是心动，也理解了他为什么受批判。我曾倾心于郭小川的诗体，其风格形式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味道。我读了闻一多的诗和朱自清的散文，前者铿锵后者清婉，但没抓住我的心神。当时真正使我感受到中国文学美感的，是北大中文系游国恩先生写的《中国文学史》。游先生行文诗气扑人，笔法流畅，注释文学史的文字有现代感，终于使我的心境从鲁迅治文学史的沉重感中解脱，开始明朗起来。
现在回想，按当时的切实感受，我读到的中国文学作品，好像有一种整体性内在推力，把我推离文学。什么原因呢，我也不清楚。有一种可能是，中国过去的文学作品，或者现实主义色彩浓重，作者拘泥于个人经历感受，社会现实观察，和历史史料再现，以至于匠心有余，独具不足，演义充分，层次繁迭，使人读时容易进入故事情节，读完心脑有内容无形式，让人感受欠欠。或者走向现实主义的反面，以各种方式出世躲避，以至于穿越魔幻，不知所以然，混世有余，有侮浪漫。这两个极端都会降低必要的艺术抽象性，减弱文学张力。把我拉向文学的力量，是我当时读到的西方文学。我想，这部分是由于我当时看的西方文学作品都是中译本，而译者的文字再创作使作品变得容易亲近了。但不可否认，类似于近代科学的发展，西方文学有对现实作抽象思维的传统，从而增强了其文学表现张力。有如文艺复兴时期，把射影几何引入绘画艺术，提高了表现力。把话说到文学哲学的层面，略述个人认知，得罪了。
这里做一些𨒂伸思考。很多学科，无分文理，都有其哲学层面，称为心理学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物理学哲学，数学哲学，自然哲学，等等。认知科学本身就包括了哲学。唯有文学，只知道有美学，没听说过“文学哲学”。我们都知道，文学可以涉及心理学和物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但那一般是指在文学作品中融入心理学或物理学的内容，比如电影《心理医生》，《美丽的心灵》，《盗梦空间》或科幻影片《星际穿越》，《阿波罗十三号》，等等。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参考心理学和物理学，做文学设计。比如，一个文学作品涉及多少层次和维度更符合人的认知通道，出现多少人物更符合人在记忆中的信息管理能力，什么样的文学对称性更能激发人的审美要求，什么元性质更具有文学冲击力，等等，都可以成为实验文学的哲学论题。在我们学校的实验艺术和游戏设计等项目中，这些论题都是研究课题，并得到迪斯尼的资助。
仅凭我现在的不完全记忆，下面罗列出我当时或精或粗读过的外国文学中译本。我基本略去当时个人感受部分，第一是由于不想多花时间精力，第二是由于我在讲课和写作中，奉陈寅恪先生的一句话为座右铭：别人讲过的，我不讲。目录如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静静的顿河 / 战爭与和平 / 安娜·卡列尼娜 / 复活 / 光荣与梦想 / 浮士德 / 堂·吉柯徳 / 悲惨世界 / 简爱 / 九三年 / 牛氓 / 高老头 / 马克·吐温小说集 / 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集 / 拜仑诗集 / 死魂灵 / 钦差大臣 / 普希金诗选 / 荷马史诗 / 神曲 / 罪与罚 / 傲慢与偏见 / 少年维特之烦恼 / 呼啸山庄 / 鲁宾逊飘流记 / 老人与海 / 双城记 / 基督山伯爵 / 茶花女 / 约翰·克里斯朵夫，等等。
上面我特别提到翻译家朱生豪，他32岁英年早逝。《莎士比亚戏剧集》朱译本让我第一次见识了什么叫“才华”，什么叫“才华横溢”。印象中，有三本书催我泪目失声，即《九三年》，《牛氓》和《高老头》。其中对宗教，人性，责任与现实之间的冲突纠结，及其情节的典型化表现手法，强烈地冲击了我的心灵。
在结束本节之前，忍不住说一个教育学的话题。文字功底和表达能力是一个人自信的基本要素。我说，我在少年时代的阅读量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而现在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轻而易举随手可得的事情。如今初中生的阅读量和阅读范围怎样呢？我以为，现行的教育体系，包括教师和家长，都大大低估了少年启蒙时期的认知潜力和理解能力。
文学一路，英锐向来低调，因为他志不在此。今天行笔所至，且借久藏佳酿，聊发少年轻狂，一逞显摆炫耀，畅快！
（四）视界启蒙
作为社会运动的一个阶段，1966年夏末秋初，开始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兴起了学生大串联运动。那时候，学生坐火车不要钱，各地各单位设有接待站，管吃管住。口号之一，就是了解祖国大好河山。记得当时火车上都挤满了各地的学生，最舒适的地方是坐椅下面，以及那时还是贯通整节车厢的行李架上，那里可以或倦屈或平躺着睡觉休息。
我一共出去了三次，前二次在规定串联期间内，第三次稍晚。
第一次，是和清华子弟傅小青（比我大一岁）和他弟弟（比我小一岁），其父是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胡健，正受冲击，顾不上约束孩子。我和小青预谋了两天，第三天出发。共在外52天，我带了26块钱。行程路线是：济南，南京，上海，杭州，株洲，韶山，长沙，广州，然后由广州返回北京。有一个印象很深。在韶关附近，火车为错车滞留了几个小时。停车的地方，正好在金鸡岭山脚下。夜色中，向上望去，金鸡岭像半壁巨墙，平直陡峭，黑压压的好像随时都可能扑下来。我心中泛起一阵恐惧。还有一个印象也很深，那是在钱塘江沙滩上观潮。当时附近沙滩只有我们三个人。开始我们还比较镇静，一会儿功夫只见墨色的大潮好像有数十米高，越来越近，越来越快，直扑过来。突然间，不知是三人之中谁先拔脚，我们转身狂奔，逃脱险境。后来听人说，那是很玄的事，幸亏我们跑的快。在广州，我特意去了中山大学校园中，鲁迅先生讲过课的地方，表示敬意。
第二次，是和清华子弟常振工和史青出动。他俩都是清华附中初二的学生, 也是清华附中乒乓球队的主力。常振工的父亲是原清华电子工程系教授常迵，史青的父亲时任清华图书馆馆长。当时他们家大人都受到运动冲击，对孩子行动也不怎么管。这一次走的很急，上午三人决定走，下午就到清华园火车站坐慢车出发了。行程路线是直奔西北，先在沙城小停，接着去呼和浩特，再去包头，然后转战西安，经郑州回北京。在外二十几天，领略了西北风貌，无惊无险。在西安时住在西安体育学院的体育馆里，睡的稻草铺，还去看了大雁塔。
第三次，就有内容了。先是和北大中文系学生冯隆去了他的家乡张家口，参观了在张家口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在张家口已经感觉到，当时社会运动中的各派组织准备武斗的气氛浓烈，各派都储存了大量的食品和副食品，成堆的面粉和鸡蛋等。其时有不少北京的大学生在那里了解情况，试图调解。我在那里认识了两个北京化工学院的学生，他们准备去大同了解情况。我决定与他们同行。
到了大同，入住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晚上，学院王院长（少将军衔）与我们三个北京学生单独吃饭，向我们介绍大同市的运动形势。他告诉我们，大同煤矿的群众组织准备攻打装甲兵学院。他希望我们能到大同煤矿了解情况，说服那里的群众组织不要武斗，不要和当地军区对立。王院长第二天一早就派车把我们送到了大同煤矿。
大同煤矿的群众组织也对我们很重视，认真地向我们做了情势介绍。他们说，与装甲兵学院的武斗已经是不可避免了，希望北京学生能尽快回京汇报情况。同时，他们还热情地安排我们下矿井体验一下井下作业的场景。我们随后换上工作服，带上安全帽，由工人带领坐竖井车到了井下，再坐小工程车到掌子面，见识了矿井下的工作环境。
回到装甲兵学院，我们向王院长汇报了情况，说看来形势很紧张。我还记得，王院长当时面色非常凝重。他随即安排我们尽快返回北京，一方面是希望我们回北京汇报，另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
回北京后，我也不知道那两个北京化工学院的学生是向谁汇报，怎么汇报的。一个月以后，他们俩还专门坐车到我家来看我。他们告诉我，我们离开大同后，所发生的武斗很惨烈，有些伤员还被送到北京治疗。我当时十四岁，可他们把我当战友相待。
大串联期间，我行走了大半个中国，长了很多见识。唯一的‘负面’影响是，我后来对旅游这类活动失去了兴趣。比如我有一次去悉尼开学术会议。二十多个小时从美国飞去澳大利亚，除了开会发言和准备讲稿，就是睡觉，还错过了会议安排的游船晚宴和参观悉尼歌剧院。以至除了新南威尔士大学校园，我就没看见悉尼什么样。三天会期结束，飞回美国，也没觉得有什么遗憾。我“旅游”的太早啦。
（2021-7-5，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