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喜儿

芭蕾舞剧“白毛女”刚上演时，我们都特别喜欢，那个年代，芭蕾舞离我们很远，但样板戏使她进入了民间。谁也没想到的是八个样板戏很快到达了鼎盛时期。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停课在家一段时间了，一天上午，爸妈都去上班了，我们几个闲得无聊，我姐说：”老三，你试试下腰和劈叉，模仿白毛女的动作，来一个倒踢紫金冠。“她对我说话，从来都像司令命令警卫员。

我乖乖执行了，那是我第一次试着跳芭蕾舞，我的倒踢紫金冠做出了孙悟空的姿势，把大家笑得东倒西歪，但我在下腰的时候很容易，齐叉和横叉也丝毫不费力气，把我姐惊得无以言表，认为我家出了一个芭蕾舞天才。

为了确认这一点，她让来我家玩的几个女孩轮流试了一遍下腰劈叉，她们基本上都做不来，这更加坚定了我姐的看法。”一颗新星正在冉冉升起。“她喃喃自语道。在这种想法的鼓舞下，我姐匆忙找来纸笔，给上海市芭蕾舞剧院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老师：

我们这里发现了一个芭蕾舞新星，她的身体柔软灵活，可以轻易地完成各种高难度体操动作，芭蕾舞的基本功扎实，很想报考你们学院的舞蹈系，如有机会，敬请告知！

申请人：谢芳“

我那时还不会写信，更不知道谢芳是何许人也，我姐说：”谢芳是一个漂亮的电影明星。用这个名字好，你的名字太男性化，人家会以为咱们是在恶作剧。”

信发出后，我们热切地期盼着，竟然收到了回复：“谢芳同志：我院目前的招生活动都停止了，感谢你的来信。” 一盆凉水浇了下来，美丽的幻想随即无影无踪。

我姐不甘心，坚持让我练功，她说：”你必须每天挖山不止，才有可能感动老天爷。“

我姐是个神人，机会果然来了。

那是一个下雪天，四点多钟天色就暗下来了。每当出现这种天气，我的直觉就告诉我，有大事要发生了。果然，快下课时，张老师跑来问我，“学校成立宣传队了，要挑出一些同学开始排练，你是否愿意加入？”

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只是觉得精力旺盛无处发泄，跳芭蕾或许是我探索世界的一种途径。

宣传队在这时成立，无疑是一根救命稻草，我蒙查查地答应了。

就这样，我开始练芭蕾了，张老师又瘦又高，皮肤白皙，为了荣誉而工作，就像不少人为吃苦而吃苦，为拍马而拍马一样。她说：“眼下，李铁梅和李玉和遍地开花，我家的表叔已经多得数不过来了，咱们不如爆个冷门，排练芭蕾舞剧。”

张老师在学校附近找到一个练功房，我们叫它“木楼”，木楼很老了，木地板踩上去吱呀乱叫，但可以顶足尖，练芭蕾。

在排练芭蕾舞这件事上，二五三医院成功地走在了前头，他们把整场白毛女排练下来，每一场演出都非常轰动，那个时候，军区大礼堂天天上演白毛女，看得多了就略知了一二。

原来整场戏演下来一共有四个喜儿，第一个喜儿叫张巧玲，是从几百个护士中挑选出来的，她长得精巧美丽，脸蛋红扑扑的，经常过来教我们练功。

见到张巧玲，我心里充满了崇拜，感觉她就是电影里的喜儿。张巧玲很漂亮，脸颊红红的，她的眸子很亮，每个动作，每个表情，都深深地吸引了我，原来舞蹈可以使人如此美丽。她只来过一次，给我们做了示范，她将身子一跃而起，一条腿奋力抬起的姿势种植在我幼小的记忆里，那个姿势叫倒踢紫金冠。

后来，喜儿太忙了，就由孟护士代替她教我们了。她叫孟惊奇，是跳窗纱舞的领舞，五官小巧，皮肤雪白，胖乎乎的，在那个年代，胖女生很少，孟护士以前很苗条，不知什么原因，她突然开始发胖，肉嘟嘟的小脸几乎被绷破，富有青春活力的身体被脂肪充满。自从她给我们跳过四个小天鹅之后，就有同学说，她演绎的是四个小天鹅被绑在一起了，我们悄悄给她起了个外号“荷兰猪”。

练了几个月的“擦地” “ 绷脚尖” “竖劈叉” “扶把和压腿练习”，以及一位，五位，小跳，大跳，张老师就开始挑选角色了。

令人惊讶的是，在一群毛孩子里，竟然把我选成了喜儿，听到这个消息，全家都很高兴，母亲认为我被选上很正常，因为我从幼儿园开始就是文艺骨干，但我姐却说这是因为她有一双慧眼，毕竟，在此之前，她已经在家训练我一阵了。

一个姓刘的男生被选为大春，他长得苍白细长，肩胛骨惨忍地突出着，似乎是专门用来惊讶众人的。同学们总是当着他的面质问“哪里像大葱？根本连小葱都不够。”在内蒙古，当地人称“大春”为“大葱。”

我从小就有股子愣劲，加上喜欢舞蹈，我练习时刻苦的程度把自己也惊到了。芭蕾舞鞋是从上海买回来的，练功鞋是灰色的布面，演出鞋是绸缎面，两根带子绑在脚脖子上，自从穿上它我的心也被绑住了。

穿上新舞鞋，我开始了幻想，幻想激发出力量，增强了我的吃苦精神，一直有着“娇骄二气”的人，竟然练出了令人吃惊的芭蕾基本功。有一种单腿弯曲的旋转，我转起来就收不住，像疯狂的陀螺，让人惊喜万分却又担心不已。

在迥然不同的艺术形式中，我仔细体验着舞蹈的语言以及它所表达的感情。芭蕾起源于世界的另一端，对我来说是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而这一切要通过足尖来表达，足尖支撑着全身，足尖凝聚着痛苦，多一斤肉，它就要加倍付出。

随着彩排结束，我的脚指头关节处的皮肤被磨破鲜血渗出，惨不忍睹，练芭蕾是非常辛苦的事情，没有极度的热爱很难坚持下来，欢乐和痛苦相依相随，它们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

终于迎来了第一次演出，我太紧张了，口干舌燥平衡困难，平时练得很好的旋转，演出时几乎把我扔下台去，但我控制住了，我故作镇静使身体出现了颤抖，身体的表现很奇怪，我颤抖着跳完了整场，直到被两个狗腿子醉虾般架走，我的身体仍在筛糠。

尽管我几乎搞砸了，演出结束时，场内还是爆发了热烈的掌声，观众被几个会顶足尖的小女孩惊呆了。很快，演出一场连着一场，在内蒙古，小学生跳芭蕾舞我们海小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一传十，十传百，海小宣传队迅速爆红了。

那时，我的皮肤像瓷器，化了妆之后，假辫子一接，再穿上红棉袄，绿裤子，一个漂亮的小喜儿就诞生了。张老师最初也不会化妆，我头几次演出时就像熊猫，后来才慢慢地由熊猫变成了喜儿。每次演出后，我的脚指头流血不止，缠着纱布，走路一瘸一拐。

有一段日子演出成了家常便饭，经常演出的礼堂叫乌兰恰特，在新华广场附近。演出前，我总是又激动又兴奋，梦游般走路，撇着外八字。

11岁的我走到了精神快乐的边缘，那时的人生很简单，一个梦，就让一切都清晰了。练芭蕾提高了审美，练久了出现了幻觉，认定自己已在高空飞翔，鲲鹏展翅背负青天。青天之下，舞台之上，我时常滋生出一种幸福感，或许“真正的快乐都溶于荣耀之中”吧！

在乌兰恰特演出的时候，母亲总是在外面等着我，她手里永远都拿着一根棍子，那是她的警棍。我妈偏爱我，她有五个孩子，为了接我，大晚上一个人骑车来到这么远的地方等着我。

演出结束后，我和母亲来到大街上，空旷的街道，寒风呼啸，远处的灯光在发抖，城市变得寂静而别有意味。

多年前的塞北高原内蒙古，有着深蓝的天空和数不尽的星星。星空下，她会把我放到自行车后座上，带我回家。她其实并不会像正常人那样骑上自行车，她必须找到一个马路牙子，然后左脚站在上面，右脚用力一蹬，车子就上路了，但是摇晃得很厉害，就像飞机的起飞，不用助跑，腾一下升空。

母亲骑车的技术很差，即使如此，她也要风雨无阻地接我，把我拖在车子后座上，哪怕一起摔得鼻青脸肿。

在寒冷的冬夜，她顶着风骑回家，路灯把我的影子撂倒在水泥路面上。我又累又饿，困得厉害。我把围巾包严实。远处的火车传来吭哧吭哧的压着铁轨的声音。我打一个寒噤。城市宁静而寒气逼人。

每次演出，我都激动到浑然忘我的程度，于是丢三落四成了常态，不是丢一条围巾，就是丢了毛背心，但我妈觉得我在台上的精彩表演足以让我丢盔卸甲，似乎有资格把一切丢光。看在我为家争光的份上，她从来没有批评过我一句。

我得寸进尺，终于把新买的紫色围巾也丢了，当时身边的男女同学不是穿着蓝色的列宁装就是旧军装改制的衣服，人群中只有这两种颜色。我那条紫色围巾就像一枝红杏出墙来般耀眼夺目，谁捡到了都会爱不释手的。

毛背心是妈妈的心血之作，我想她一定很难过。因为那件毛背心的设计独特，楼里的很多阿姨都来看过，问我妈那个图案是怎么织成的。她在玫粉色的胸前搭配了金黄色向日葵般的颜色，那是我妈一生的杰作，也是她织毛衣的巅峰，却被我给弄丢了。

我妈积累了很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并由此联想到以前我丢的一双手套和一只袜子。那天，我不得已穿了一只袜子回家，因为实在找不着另一只了。我妈看我穿着一只袜子，又好气又好笑，不知说什么是好。

每次丢东西后我都怀着侥幸的心情，怕母亲揍我，我辩解道，“后台灯光很暗，我要像瞎子阿炳那样摸索着把衣服放在一个记得住的地方，还要在演出结束后不拿错别人的。“

我妈说：“你把好东西都丢光了，只有脑袋长得挺结实，每次都能扛着回来。”我惭愧极了。我妈紧锁的眉头和咬着牙的神情，比打我一顿都难受。我真想说，妈你打我一顿吧。

沉默是最有力的惩罚，那以后我就很少东西丢东西了，丢东西这个习惯算是翻篇儿了。

一年后，我即将小学毕业，要去二中了。

一天，海小宣传队的张老师通知我说，”你要开始作B角了，让晓丽来担任A角，她比你低一年级。” 我听了很难接受，心情五味杂陈。

我不想长大，长大意味着告别。我突然意识到，大春和四个跳窗花儿舞的女同学，全都比我低一个年级。

一开始选的喜儿也是低年级的，她个子高，两条大长腿，但是两个狗腿子托举她下台的时候举不起来，张老师才考虑让我来演，原来，我被选上喜儿，只是因为身材又瘦又小，容易被狗腿子举到台下而已。

今晚，我回首往事，才意识到演喜儿这件事对我一生的影响，它奠定了一个小小少年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