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上种红菱下种藕》

王安忆的小说，我没看过几本，多年前看过《长恨歌》，印象是很聚焦市井，写得是上海新旧时代的市井风光。

《上种红菱下种藕》还是聚焦市井，选了一个非常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浙江绍兴的柯桥一带，绍兴很有文化，绍兴的文化也很有名，因为鲁迅，因为阿Q，还因为绍兴戏。这个柯桥是有名堂的，以【中国轻纺城】出名。古代浙江出丝绸，现代浙江除了出产丝绸还出出产涤纶。涤纶和丝绸都有轻软飘荡的气质，都有外柔内韧的特性。这很像浙江人。

王安忆不站高去望远，她带人来到柯桥后还往乡里走，走到华舍镇了还不够，还去到更接近水塘，接近溇头的沈娄。一名从9岁走向10岁女孩秧宝宝，正是从这里开始往外走，她走到了华舍镇，被妈妈寄放在李老师家，因为秧宝宝的爸爸和妈妈，必须离开家乡去富庶的温州创造更好的生活。

秧宝宝过上了寄居的生活，那个中午，那个下午，那个晚上，一切都很不对头，很不稳妥，很不协调。秧宝宝那一日很生气，但她不知道自己在生气，她觉得她不要理会李老师家里的所有人，她在无聊寂寞的环境里，一块墙壁，一块墙壁地张望四周，观察环境，却假装对什么都不在意，紧紧包起了她的善意和好奇。这一段很沉闷的情节，王安忆写得有声、有色、有气味。

若是先看了绍兴戏再看绍兴人，会觉得反差很大。首先长相上，浙江人的长相被写得很有油画感，他们“黝黑，精瘦，高眉棱，突颧骨，凹进去的小眼睛，很是明亮”。人的气质被写得也很出色：他们不管是不是有文化的，礼数肯定和别处不一样。生活中看过的浙江人，总叫我觉得“礼数不周”，就像小说里的闪闪、秧宝宝、秧宝宝妈等人那样。这与《长恨歌》里，上海人的礼数可有一比。浙江人气质里有一种“怕你？”的不屈，哪怕对你好也要绷着个脸。

我在大学时，唱越剧唱来一名【娘子】，是嘉善王店来的姑娘，她就有这么个“不热情的友好”法。她给宿舍里的很多同学打水，洗衣服，那都是绷着脸，一把抢过去做了的。仿佛不做那些事情她不舒服。做了这些后被察觉和感谢，也会不舒服。开始时她还冷冷说一句‘哪儿那么多废话“，后来干脆不理，让你抱着感激就生她的气。她对我的好处，我很想另辟一篇去歌功颂德；可她对我时常甩白眼的做派，也得另辟一文去骂。

秧宝宝把我们带进了被污染的江南水乡，浩大的旧屋，寂静了的田地。读这些片段时，我眼前闪现的，就是娘子家乡的青绿水塘、不怕人的昂昂鹅娘、黑漆漆的一排木头街屋（算王店的市中心）、田边结了豆荚的小红豆、……。书中人物对话里的几个绍兴话发音，又让我想到娘子说话时的用词。真的绍兴话我是听不懂的。王安忆写方言用词拿捏得好，只用几个字点缀，而不是一整段的方言。那几个字，能将乡里的气息表达无遗。比如写老屋住客“公公”给自己做寿材，消息传到一名道士耳里，道士“就觅了来探虚实”。并吹嘘自己生意大。钮木匠的徒弟不信：牛皮是不是太大？脚头走得到的这块地场，两天就有一个走？道士认真道：何止是脚头走得到吗？还有行车走船的呢！石门，乌镇，南浔，都去过。”这一段话里，看得见江南那几个水乡，听得到绍兴官话的调调呢。

本来可以写成儿童文学，可是这书却写成了印象派画集，写夏日的阳光，写烈日下的游走，写热和渴，写秧宝宝想向大人求助却根本被忽视，写李家人貌似忽视，实则耐心的态度。她用孩子的心看点点滴滴，琐琐碎碎，一片一片拼出小城华舍镇的人情和风景。像一幅很写实，很注重光影变幻的现实主义画卷。

“买得个娄，上种红菱下种藕。田塍沿里下毛豆，河勘边里种杨柳，杨柳高头延扁豆，杨柳底下排葱韭。大儿子又卖红菱又卖藕，二儿子卖葱韭，三儿子打藤头，大媳妇赶市上街走，二媳妇挑水浇菜跑河头，三媳妇劈柴扫地管灶头。一家打算九里九，到得年头还是愁。”

昨天娘子心有灵犀，在微信上发了老家的照片。拿来用啦！

王店现在的样子。 老屋 嘉兴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