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人间四月天,我是张幼仪
张邦梅:《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黄山书社,2011年
20190215草就
徐志摩,是中国近代备受赞誉的诗人,不知多少人迷恋他那优美的诗句,我也是其中之一。但其实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诗中的诗人徐志摩,而甚少去了解诗人本身。我们也许听闻诗人迷恋林徽因,也可能知道陆小曼,却单单对张幼仪缺乏深入的了解。在强大的男权社会中,特别是男性是声名显赫的大人物,那么他身边的女性必然会被他的光芒所遮蔽,世人也自然会忽略那个生活在大人物影子后的小女人。更为遗憾的是,很多小女人特别是近代传统的女性,是处于历史失语者的尴尬地位,我们后人无论如何努力,也都难以听到她们“发声”,比如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
在我阅读这本书之前,我只粗浅地知道很多年前有一部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知道张幼仪有两个著名的哥哥——张嘉璈、张君劢,也知道有《小脚与西服》这本书,但除此之外,对张幼仪是一无所知。对徐志摩,除了崇拜,可能不会剩下什么。在寒假中花了几天时间,看完这本书,让我对张幼仪与徐志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总体而言,两者的形象在我主观认识里出现此消彼长,徐志摩让我鄙视,张幼仪让我同情。当然,处于历史研究的习惯,我知道这本书只是张幼仪的“一面之词”,我也没有看到徐志摩的回忆,故而,我只能评介一些主观判断做一些主观的分析,具体如下:
首先我的主观感觉,张幼仪与徐志摩都是时代的牺牲品,他们本不是一路人,却阴差阳错,偶然也必然地走进了婚姻。虽然徐志摩辜负了张幼仪,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我让想以陈寅恪先生的“了解之同情”来猜测徐志摩如此行径的心理。他们会选择同意父母的包办婚姻,于张幼仪而言,这是传统孝道的教诲,不容拒绝,于徐志摩而言,应该也是有传统孝道的因素,也可能是遂了父母心愿,便可安心出外游学,睁眼看世界的原因。如果要追责,可能这就是时代的悲剧,无论是张幼仪还是其他女子,遇到了徐志摩,可能都是这样的下场,区别就在于张幼仪还有“发声”的机会,而其他女子也就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那么,当时也有未曾寻觅自由恋爱的大人物,如胡适等,何以解释徐志摩执意要离婚呢?按照常理,张幼仪恪守妇道,“三从四德”扛在肩上,并且“一举得男”,完全没有任何“七出”过错,徐志摩除了没有感情,但未必没有感恩之心,何以决绝地必须离婚,还无数次伤害张幼仪呢?浅显的原因或者按照张幼仪书中的回忆,感觉是为了追求林徽因。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可能是作为“五四”以来的知识青年对所谓的对传统的“反叛”,他们渴望破除旧时代附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不愿被旧家庭的责任所束缚。一方面,我觉得徐志摩不想让自己觉得亏欠张幼仪(实际上他亏欠的太多,这个后面再说),故而选择让她走,后来可能是因为理想主义的诗人面对现实的苍白无力,不得不“央求”张幼仪继续当父母的“儿媳”,却独独不让她继续做自己的妻子。另一方面,徐志摩可能是想通过“离婚”这个行为来宣告自己的特立独行,自己的追求自由,标榜自己的“反传统”。当然积极的方面而言,徐志摩的确是理想化的浪漫主义诗人,在“游手好闲”“衣食无忧”的条件下,完全可以诗情画意,谈情说爱,故而为了追求林徽因、陆小曼,必然需要与张幼仪断绝关系。
从理性上而言,夫妻离婚本不是什么大的过错,虽然在当时可能是相当震撼。如果徐志摩不作出那些行为,有责任心的、有担当的处理好离婚事宜,未必会被世人所诟病。但我们来看看徐志摩都做了些什么,虽然具体的言行未必准确,但基本的事迹必然不会差太多。
当发妻张幼仪出国陪读的时候,徐志摩完全把人家当做“家庭女用”,甚至是“仇人”。“(112)我来英国本来是要夫唱妇随,学些西方学问的,没想到做的尽是清洁房子、洗衣服、买吃的和煮东西这些事。许多年以后,我和第二任丈夫苏医生一起回沙士顿,很讶异当年自己是如何在那小屋里安排每天的日子的。我好像家乡的用人一样,坐着公共汽车去市场,再拖着食物回家里。有几个星期,我们接到徐家寄来的包裹,里头装了些中国土产和烹饪配料,可是大多数时候,我都是靠自己张罗吃的。我不晓得自己是怎么办到的。当时我啥事也不懂,又老是缺钱用,徐志摩给我的生活费几乎不够支付家用。市场离家很远,所以我大部分时候都仰仗一个把货车停在我们家门前,卖我新鲜食物的菜贩。那时候,我知道的事情真是少啊!我记得我们客厅的壁柜里有个奇怪的机器,我不晓得那是吸尘器,所以一直用扫把打扫。”徐志摩完全不搭理孤身在异国他乡的张幼仪,随着自己潇洒地到处游学,却对妻子不闻不问,一句“体己贴心”的话都没有。最让我们诟病的可能就是,徐志摩虽然对张幼仪冷若冰霜,不理不睬,却按捺不住自己丑陋的“生理需求”,“在这世界上,他最想做的事便是摆脱我,却败给了我的肉体。(107)”徐志摩在异国他乡让张幼仪怀孕了,这时候无论多么不喜欢,至少需要承担起孩子父亲的责任吧,但他做了最无耻的事情。
“随着夏日的热浪来袭,我身上出现了小生命的征兆。我从怀阿欢的经验确认了早上出现的反胃和虚弱的症状。在硖石的时候,我想要也需要生孩子;而在沙士顿,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怀孕期间我要怎么料理家务?我能在这儿养孩子吗?我有必要会硖石吗?为了要怎么样把这消息透露给徐志摩,我左思右想了好几天。有天下午,我趁郭君出门时跟他说了大概。徐志摩听了立刻说:“把孩子打掉。”我这辈子绝没料到我会得到这种反应。就我所知,打胎是有生命危险的,只有濒临绝境的女人(有了外遇,或者家人快要饿死、喂不饱另一张嘴),才会冒险打胎。于是我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了。”徐志摩冷冰冰地答道:“还有人因为火车事故死掉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说完就没耐心地别过脸去。 “可是我要去哪里打胎?”我问。他摇摇头说:“你会找到地方的,这种事在西方是家常便饭。”在中国,生孩子是件有福气的事,特别是生男孩。为了延续香火和敬奉祖先,有必要生小孩。我父母和公婆知道我又怀孕了,一定会高兴地跳起来。可是徐志摩并没有考虑这些,他从西方撷取了另外一种习俗,要我把孩子打掉,好像生下这孩子是个耻辱似的。要是我们的双亲知道他把另外一个孙儿从他们手上夺走的话,他们会说些什么呢?(115)”
无情如此的大诗人,留下怀孕的妻子,开始玩消失。“被徐志摩孤零零丢在波士顿的我:是一把秋天的扇子,是个遭人遗弃的妻子。(124)徐志摩这样抛弃我,不正是安着要我去死的心吗?” 走投无路的张幼仪只好向家人求助,在哥哥张君劢的帮助下来到柏林。
(140)1922年2月24日,我生下第二个儿子,生产的时候,没人在我身边,虽然我希望我母亲会像她迎接阿欢那样待在医院,可是病房里就我孤零零一个人。七弟连看都没来看我,因为他认为产妇的房间不是男人去的地方。接产的德国医生说,我是他所见过最勇敢的病人。出院时,不晓得要怎么样在柏林着手照顾小孩儿。我要上哪儿去买被子、奶瓶、小床?我对要独立抚养小孩感到不知所措。
孩子出生不久,徐志摩终于出现了,却是来要求签离婚协议的!
作为普通人的我完全不否认徐志摩有作为诗人追求自由恋爱的权利,但我认为他选择的离婚时期和处理的行径简直太过糟糕。如此行事,对比来看他的正义凛然的誓词:“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怕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162)”恶心不恶心,感觉就是伪君子、假道学。
最为搞笑的却是,诗人在取得离婚协议后,又消失了,完全不顾刚出生的儿子,等他再一次出现,却是儿子因病夭折后火化时。徐志摩为孩子写下来一篇情真意切的悼念文章。虽然我们无法相信徐志摩只见过这孩子一次,就敢于写下一篇文字悼念孩子,但至少是不闻不问的态度。张幼仪在听闻这个篇文章后说:“嗯,他写这篇文章的口气,倒像是个非常关心家庭又有责任感的人。”“可是啊,”她继续说,“从他的行为来判断,我不觉得他担心我们的钱够不够花,还有我们要怎么过活这些事情。你晓得,文人就是这德行。”
至此,“渣男”徐志摩似乎基本实锤,与历史的差别可能就是程度轻重问题。反观张幼仪,中国传统女性,却生逢传统与现代剧烈碰撞的时代,必然成为“两头蛇”。张幼仪在保持传统女性的美德的同时,开始独立自主地开创自己的事业。离婚后,张幼仪并没有寻死觅活,反而振作,活出了自我,活得比徐志摩、陆小曼更成功。她定居柏林,一边抚养幼子,一边学习法语和德语,还在学校进修幼儿师范课程。其后更被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聘请,担任副总裁,同时还经营一家云裳服装公司,这令她那赫赫有名前夫徐志摩也不得不承认“她是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所以我要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外一个人。”这让我想起了昨天在朋友圈里看到的一则戏言:董明珠和陶华碧都说自己人生最大的转折点是丈夫去世,否则她们可能会做一个平凡的母亲在家相夫教子。
张幼仪离婚后反而活成了“反传统的模样”,成为一位教养良好、自强自立又谦逊的新女性。特别让人感动的是,她对徐家老人的责任和对自己儿媳的支持。“爱意味着善尽责任,履行义务。我这辈子都在担心有没有尽到我的责任。就连离婚以后我都还在照顾徐志摩的父母,因为我认为这么做是我的责任。我为徐志摩、他家人,还有儿子,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你曾问我,既然我有能力经营一家银行和一间服装行,怎么还对徐家二老和徐志摩这么百依百顺。我想我对徐家二老有一份责任在,因为他们是我儿子的爷爷奶奶,所以他们也是我的长辈。我就是伴随着这些传统价值观念长大的,不管我变得多么西化,都没有办法丢弃这些观念。”“起先我很担心我儿媳妇,不希望她在婚姻方面遇到和我一样的麻烦,所以供她同时上英、法、德、中等国的文学课程。这样一来,她不只能够满足阿欢的审美眼光,也可以满足他的知识品味。”
如果说对渣男最好的报复便是幸福,那么张幼仪做到了。
10 传统孝道第一条训诫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换句话说,企图自杀是不孝之举。日后过得非常不幸的时候,为什么不能了断自己的性命,因为我必须光耀门楣,自食其力。
132 回想过去在沙士顿的那一年,徐志摩对我冷若冰霜,不理不睬,甚至叫我去打胎的时候,我都因他是我丈夫而尊重他、顺着他。可他没把家里安顿好,罔顾他对我,还有他未出世孩子的责任,就把我丢在波士顿不管以后,我再也不认为他是个好丈夫了。
137 我的行为有很多方面都表现得和缠过脚没两样。在硖石的时候,我从不敢辜负公婆对我的期望,也从没怀疑过古老的中国习俗和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