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历史世界》读书笔记（2021年7月9日）
第十二章 皇权与皇极
一、孝宗的三部曲——“三年之丧”、“太子参决”、“内禅”
二、概说：史学与心理分析的交互为用
三、从入宫到受禅——孝宗的心路历程
四、认同危机与心理挫折
五、孝宗“末年之政”的心理向度
六、“责善则离”——孝宗与光宗的心理冲突
七、环绕“皇极”的争论
八、代总结：三点观察
三、从入宫到受禅——孝宗的心路历程
本章节从孝宗的童年说起。
《系年要录》中记载有伯浩中踢猫事件，是孝宗入选的第一个生死关头，并可见其幼年时的性格和心理，显然他属于沉稳的一型。王明清在《辉麈录》中记录了一条更早的资料，已知他在入宫之前就有处变不惊的性格，入选经历的淘汰过程以及与伯浩并立一幕必对他的心理发展有难以估计的深刻影响，他意识到他的命运决定于高宗一念之间，这便需要他与高宗保持信任。
《后妃下·张贤妃传》记载了他入禁中以后的生活。入禁中后孝宗被托付给了高宗宠信的婕妤，这便是“三娘择子”的安排。至于已故元懿太子的生母潘贤妃及其得力助手吴才人之所以想争养孝宗，原因一是想固高宗宠，另外孝宗“奇货可居”，万一得为太子，养母可扶正。所以张、吴二人展开了长期而激烈的争养（潘贤妃因为丧子无意收养）。所以这种争养对孝宗早年心理的形成也具有相当决定性的影响。
接着作者略考宪圣后与孝宗的关系。据《宪圣慈烈吴皇后传》、《四朝闻见录》乙集“宪圣不妒忌之行”条及《刘锜边报》，可知宪圣才兼文武，在高宗心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在高、孝、光、宁四朝都曾发生过关键性的政治作用。在《本朝一·孝宗朝》记朱熹答“寿皇为皇子本末”之问时讲到“当时宫中亦有龃龉，故养两人。后来皆是高宗自主张”。孝宗终获储位是高宗的主张，宪圣只不过是顺水推舟。张氏死后，宪圣并养孝宗。但据作者考证，张氏死后第二天，孝宗“出外第”，六天封王，已自有府第，不可能并养。高宗的“宣谕圣语”并非事实。这些史料都指向一个事实，宪圣一直在为她的养子伯玖（璩）争取政治地位，意图替代孝宗。孝宗与伯玖之间的对峙延续了二十年以上，孝宗也想独占养父母的宠爱，这种意识加上伯玖对他心里的长期威胁，这些对孝宗的心理和性格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作者据《宗室三·信王璩传》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对伯玖进行了考察。他比孝宗晚入宫一两年，通过对孝宗与伯玖官方经历列成的年表可知，伯玖一直紧随孝宗之后，作者将从外廷的倾向以及皇室内部的抉择两方面着手研究。
首先是外廷方面。《系年要录》绍兴五年五月辛巳条载高宗与三位执政大臣的对话，可推知三事。第一，赵鼎等支持对孝宗授节封公，第二，高宗与外廷相合，伯玖未造成威胁，第三，高宗“庶几仰慰艺祖在天之灵”一语透露出信仰之说。朱熹《张公（浚）行状》记载了张浚也是支持以孝宗为储位的备选人。岳飞越级进言以及外廷赵鼎、张浚等相近，更反映了当时社会人士的态度。简州州学教授黄源上封事论“正东宫以嗣国统”，谈到关于“开觊觎之端”的论点，似乎表示储位之争在社会上已有流言。《系年要录》绍兴八年八月条末记载执政聚议关系立储之事，可知三点：第一，高宗御笔除节封公，第一次露出他偏袒伯玖的意向，第二赵鼎、王庶、刘大中三人坚决支持孝宗，第三秦桧不公开表态，暗中附合高宗的意旨。在三位大臣罢去，秦桧独相时，高宗此时执意提升伯玖的政治地位，方畴《稽山录》和《赵鼎传》可以找到证据。
外廷对孝宗的态度而言，赵鼎发挥了重要作用，岳飞以领军大将，黄源以州学教授的身份都表示了希望孝宗早正储位。绍兴八年秦桧独相之时，外廷再无为孝宗说话的人了。高宗对伯玖的宠爱似在孝宗之上了。之前对孝宗与伯玖做完全对等的安排，必是暗示储位未定，绍兴八年伯玖建节封公，外廷一片沉寂，再未见有人议论。
现在考察皇室内部的情况。
在高宗立孝宗为皇子之时，曾说“此事出于朕意，非因臣下建明。”但这个最后抉择不能不受左右最有关系的人的影响。第一，张婕妤全力支持孝宗，第二宪圣后一直推助伯玖继位，第三高宗生母显仁太后。
高宗立皇子时考虑了赵鼎、王庶在绍兴八年的言论，但不愿违背显仁太后的意愿，只能等她死后才公开他的决定。至于显仁“意所未欲”只是她不愿意放弃高宗有生子的希望，而不愿旁支入继。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支持孝宗立储的只有张。但在绍兴十二年张氏死后，孝宗即处于孤立无援的处境。宪圣后来封后以及伯玖封王，孝宗与伯玖处于完全对等的地位了。所以如高宗所言，选定孝宗继位完全“出于朕意”，所以有必要追溯高宗对孝宗的认识过程。在《系年要录》中高宗曾说孝宗“天资特异”，而朱熹在《本朝一·孝宗朝》中写到“孝宗小年极钝”，对于这种矛盾的解释，作者认为孝宗属于刚毅木讷一型，与“极钝”相合，对“性极强记”之说，作者给出了两个推测，第一，“此子天子特异”出自官书，疑经事后讳饰。第二，张提前对孝宗进行了调教，所以在高宗面前才会有上乘表现。孝宗的“极钝”与伯玖的“生而聪慧”恰好是一强烈的对照，高宗的犹豫不决必与此有关。
孝宗与伯玖两人性格的不同是高宗选择孝宗的决定性因素。张端义《贵耳集》提供了关键性的证据。在孝宗与伯玖之间有两场关于储位的考试，一是较早阶段的写兰亭序五百本的书法训练，另一场是赐宫女。孝宗写了七百多本，而且对所赐宫女“待之以礼”，这一高度自律的表现是他获得高宗信任的终极原因。张端义说“大计由此而决”，周密也说“上意遂定”。
吕中《大事记》“（绍兴）三十年立为皇子。上曰：“朕志素定，已九年矣。”孝宗自绍兴二年入宫，储位在二十年间始终飘摇不定。高宗虽内心已定，但直至显仁太后死后才敢泄露。在伯玖封王后，孝宗的希望完全系于高宗，他必须自我塑造以争取高宗的认可，靠着坚韧性格，强大意志和生存精神才克服一切困难的。在三十年间，孝宗”动心忍性“，从长期焦虑到最终入选，这已非一般史学所能单独处理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