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之行（一）执着决定

      自从送鹏去云南，五年整，由于他工作太忙，基本没回家团聚。其间即使回家两次，也是来去匆匆。我们也很少去看望他，因为那里属军事要地。儿子属中规中矩之人，除了和我们谈论思乡之情，几乎不谈他的工作，他的驻地，他的朋友。在我的印象中，军人住的环境和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也许住帐篷，也许风餐露宿。所以，我一直担心他的生活，他的前途，后悔把他送到这样的学校，选择这样的工作。其实，各行各业打拼的人都不容易，还是让他在军营慢慢熬吧，有所作为的人都是熬出来的，吃不了苦将来怎么立足于社会？

     在这五年中，担忧和思念常伴我左右。多想去他单位了解一下他的住宿环境，生活和工作情况。这也是我和先生一直念叨的话题，路途的遥远不得不让我们考虑再三。老师工资本来就低，去一趟定得花个五千八千的。钱是可以挣的，亲情疏离得太久太远会有隔膜的。先生凡事都依我，所以，我义无反顾。就这样，武汉学习回家休整一个星期后，就匆匆踏上云南之旅。

       买票是一个艰难的历程，8月6日去新江口买票。因为我们不懂买票的规则，离“走”的日子越近，临时买票就越贵，有时贵票都没得卖。那天上午，我和先生在几个售票地点询问去云南的火车、飞机、卧铺车票情况，结果都不如人意。我家先生养尊处优惯了，只想坐飞机或者软卧，不论价钱高低。我满以为能买到飞机票，结果，当天的飞机票已售完，等两天才有。急忙买软卧，又是同样的情况，唯独就剩三张硬座票。先生不想去，他怕吃苦，怕受罪。只要能早点见到儿子，再大的苦我也能吃，无论坐什么车我都得去。老公犟不过我，只得依我硬着头皮万般无奈。

      6日下午2:30坐上了去云南的绿皮火车。由于几年没坐火车，以为是那种冰冰凉凉的硬座，我早已带好枕头和披肩备用，车厢比较明亮，座位也柔软，坐上去还是挺舒服，只是座位与座位之间有点挤。我们的座位先前不在一起，我极力征得别人的同意，把座位调到一起，累了困了互相有个依靠。我们对面是一对河南夫妇，丈夫残疾，妻子比他年轻，衣着普通，有点寒酸。窘迫的生活丝毫没有磨灭她的激情，他们有说有笑，叽里咕噜地说着方言。我不懂也懒得去问，尽量把目光投向窗外欣赏美景。火车不时地给其他火车让道，走走停停速度忒慢。我坚信只要走在路上，总会到达，满怀期待耐心地等吧。

     我们这节车厢的乘务员是一个瘦高的东北小伙，他是一个亲切友善的人。我们刚刚气定神闲地坐好，他就亲自帮我们整理头顶上那些乱七八糟的行李。他一边整理一边和我们闲聊，我喜欢他的东北腔：“姐，你们来自哪里？”“一看这位大哥就是领导！”“小帅哥，你错了，他什么都不是。”我极力辩解。因为我老公肚子大，五官端正，面色红润，举止儒雅。一个穷教书的总被别人误会，我暗自欢欣。不过，有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人陪伴我终生，虽然他不是领导，虽然他不富裕，此生足矣。东北小伙还是一个挺负责的人，由于车上大部分人不讲卫生，垃圾随地乱扔，每天清扫数遍车厢，每次都是满满的两大桶垃圾。他从不抱怨，也绝不呵斥。看到和儿子年龄相仿年轻人做这工作，这样忙碌，这样劳累，依然那么乐观,真不简单！我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让自己的周边有一丁点垃圾。

     车上大部分都是东北人，他们豪爽不拘小节。几个年轻人打牌饿了就喝酒，一瓶小酒，几颗豌豆，一碟花生米吃得津津有味。酒瓶传过来递过去喝得不亦乐乎，大家都不嫌脏，我却认为那是极不卫生的一种做法。他们困了就随手拉过坐罩盖在身上当被子，或躺在座位底下很快地进入甜甜的梦乡。随着黑夜的来临我们的车也在缓缓进入高原，困意侵袭我们，凉气也逼近了我们。我靠着老公坚实的臂膀，抱着小枕，外搭披肩，还是比较舒适的。凌晨两三点，是人们最困的时候，这时多么渴望能有一张床，能让我们挺直懒腰，伸伸长腿。对面的两夫妇实在忍受不了蜷缩的痛苦，妻子索性躺在了座位底下。而我们却坚决不，再困再累都要坚持住，宁要尊严，不要舒服。凌晨9:30，火车终于抵达昆明站，煎熬了24个小时我们，拖着的疲惫的身躯，拉着重重的行李箱，随着拥堵的人群慢慢走出了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