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庶昌：晚清文化外交的先驱与教育改革者

在中国晚清时期，有一位学者以其深厚的文学造诣和前瞻的文化外交视野，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就是被誉为“曾门四弟子”之一的黎庶昌。

黎庶昌，字莼斋，1837年出生于贵州遵义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幼聪明好学，十四五岁时已能赋诗作文。他早年受郑珍影响，讲求经世之学。同治元年（1862年），慈禧太后下诏求言，鼓励臣民上书直言朝政弊端，提出改革建议。黎庶昌面对国家内忧外患，他毅然决然地以廪贡生的身份向朝廷呈上了《上穆宗毅皇帝书》，即著名的“万言书”。

在这份万言书中，黎庶昌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社会的种种问题，包括科举制度的弊端、官僚体系的腐败、捐官现象的泛滥等。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清朝面临的十二种“危道”，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希望能够振兴国家。

这份上书得到了朝廷的重视，黎庶昌因此受到了赏识。朝廷降旨以知县补用，将他派往曾国藩的江南大营差遣。黎庶昌入曾国藩幕府后，深得信任，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一同被称为“曾门四弟子”。

同治元年的上书事件，是黎庶昌政治生涯的起点，也是他政治抱负的体现。这份万言书不仅为黎庶昌个人带来了仕途的转机，更为晚清时期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在曾国藩幕府期间，黎庶昌随营6年，参与了许多政务工作。他曾任代理吴江知县、青浦知县、扬州荷花池榷务等职，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这段时间，黎庶昌不仅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也与许多文人交往，提高了自己的文学造诣。

光绪年间，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与挑战。在这一时期，黎庶昌以其卓越的外交才能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杰出人物。

光绪二年（1876年），黎庶昌作为参赞，随同郭嵩焘、陈兰彬等人出使欧洲，开启了他的外交生涯。在欧洲，他深入了解了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些经历为他日后的外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光绪七年（1881年），黎庶昌被任命为驻日公使，他以二品顶戴的身份，在日本展现了中国外交家的风采。他巧妙地处理了日本出兵朝鲜的事件，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尊严和利益。

黎庶昌在光绪十年至光绪十六年（1884-1890年）期间，两次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使日本。他利用外交事务之余，搜集并影印编辑了《古逸丛书》，共26种200卷。这一壮举不仅抢救了濒临失传的中国古籍，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光绪十七年（1891年），黎庶昌在重庆创设了川东洋务学堂，教授中文、英文、算学三科。他不仅聘请国外教师授课，还亲自讲授东西洋各国概况及古文等传统文化，体现了他实践现代教育理念的决心。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黎庶昌因病辞职，同年逝世，享年六十岁。

他的逝世是晚清中国外交和文化领域的一大损失，但他的事迹和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黎庶昌的一生，是晚清中国对外开放、文化交流和教育改革的缩影。这位晚清的文化外交先驱和教育改革倡导者，以其卓越的才华和远见卓识，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