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中秋月最圆

文  /  白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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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从十八岁开始，节日对于我不再具备意义。当然，情人节除外。

犹记得清明时节，雨水纷呈。爷爷买来香烛冥纸，带我去曾祖父坟前祭拜。雨水从天而落，将衣衫打湿。墓碑如静默的山，稳稳立在细雨朦胧中。

也还记得在端午，奶奶喂我雄黄酒，并在我的额头、肚脐用红笔画上圆圈，以期驱逐蛇虫。

过了几月，便是中秋。月圆日，赏灯时。不过在家乡的小县城，无灯可赏，只有月饼可食。食了饼，便算是过了节。后来，月饼的口味越来越多，节日的氛围也越来越淡了。

和中秋同病相怜的还有春节。幼时还千盼万望，希冀在那个节日穿新衣着新鞋，领红包吃元宵。鞭炮声连连，欢笑声不断。后来有有了双十一双十二，春节便不再是所有人的狂欢，而是一群人的寂寞。

成年之后，对节日的全部期望便是放假。即使几日都是葛优躺，在无所事事与浑浑噩噩中度过，也好过一直都在忙碌中焦头烂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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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里，最难忘的节日是中秋。

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在广州念书。和父母住在一起，日日相对，对亲情有了更深的感受。

2000年的中秋节前夕，熟识的小朋友纷纷自学做花灯。我跟姐姐也不甘示弱，每天下午做完作业就捣鼓起来。

母亲说：“你们倒有这些闲情逸致。读书不用功，做这些倒是极为投入。”

我们谎称是老师布置的作业，母亲也就不再多说什么。

捣鼓了几日，花灯终于做成——用硬纸板剪成一个个小圆，然后折起小圆的三角，并把那些折起来的半圆相互粘连在一起，就形成一个空心的圆球。最后在圆球底部放上一支蜡烛，又在顶端两侧粘上一截毛线，用芦苇杆撑起来。

花灯做成后，就被我们姐俩珍藏在衣柜的最高层。不到中秋日，绝不拿出来。

那时中秋节还没有假期可放。我们一如既往得上学、做作业。不过，天一黑，父母就把档口一关，带着我和姐姐去附近的公园看月亮。

我们去的时候，公园的草地上已经来了很多人。他们把报纸铺在上面，或坐或卧。不断有孩子从我们的身侧跑过，嘻嘻哈哈的，尚不知什么叫做忧愁。

我跟姐姐也是如此。把花灯点燃，兴奋地跑来跑去。

后来，有小朋友拿出五彩斑斓还会唱歌的花灯，我们便不好意思再拿着那盏简易粗糙的纸质灯招摇过市。转而规规矩矩地坐到父母身旁，吹着晚风，看着月亮，直望到脖子酸痛。

而彼时的公园草丛里，已经有了萤火虫的踪影。它们亮一会儿，暗一会儿，明明灭灭在我们周遭，诱导着我们奔上前去捕捉。

就这样笑着闹着，时间骤然流逝，一晃就到了晚上十点。

有人纷纷离去，带着报纸、带着孩子。我们一家也跑去街头的粥店，吃一碗香喷喷热乎乎的排骨粥作为宵夜。

母亲说：“好吃吧？改日我也给你们做！”

饭后，我们便悠哉悠哉地走过半条街，一边消食一边回到位于街道中庭的档口。

父亲拉开卷帘门，我们猫着腰钻进去——住处在档口的阁楼上。

那是关于节日，最温情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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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也曾与父母一同度过别的节日。比如端午，比如春节。

端午，没有别的，只会煮上七八个粽子，吃了便算是把节过了；而春节，父母忙着与叔叔阿姨们搓麻将打长牌，只让我们这些小朋友自己去玩。或出门逛街，或在家上网，或把玩烟花爆竹。

春节是成年人的聚会。小孩子，就做做看客吧。且看他们如何相聚，就知道，假期就是拿来造作，拿来荒废，拿来消遣的。

但始终没有哪一次，像2000年的中秋节那般令我难忘。

以至于在我的记忆里，只有那一年的月亮最圆，那一年的月饼最好吃，那一年的我们最相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