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11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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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何以中国》

通观上个世纪学术界对中国早期文明史的探索历程，由于丰富的文献材料及由此产生的史学传统，这一探索理所当然地以对具体国族、王朝的确认为中心。“证经补史”情结与研究取向，基本上贯穿了学术史的始终。

作为兄弟学科的文献史学和考古学，则更多地可以看作建构这一大的历史框架的途径和手段。

只能勾画一个轮廓，这主要是由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的。那就是，其以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宏观考察见长，而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则不是它的强项

在公元前 2000 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即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依考古学的观察，这段历史还有重新叙述的必要。

包括“王墓”在内的贵族大中型墓，往往都有这个时期的“扰坑”直捣墓坑中央的棺室，扰坑内还有随意抛弃的人头骨、碎骨和玉器等随葬品。这与安阳殷墟西北冈王陵的遭遇颇为类似，而并不像后世的盗坑。两三座贵族墓扰坑中出土的石磬残片，居然能拼合为一件完整器，说明这些墓同时被掘又一并回填，毁墓行为属于“大兵团作战”。

顺手牵羊的事也是有的。一些小墓里就偶尔随葬有与死者身份并不相称的个把高级用品，让人联想到这可能就是“革命者”的战利品。

从毁墓者总是可以准确地直捣墓室看，这些贵族墓在填平墓穴后，地面上一定设有某种标志，至少在他们掘墓时标志还存在。

一处墓地已发掘的 1300 多座墓葬中，近 90% 是仅能容身、空无一物的小墓， 10% 左右的墓随葬几件乃至一二十件器物，而不足 1% 的大墓各有随葬品一二百件，包括各类重器。人们相信这是陶寺社会“金字塔”式等级结构的反映，王者、高中低层贵族、平民、赤贫乃至非自由人，分化已相当严重

在陶寺早期墓地中，龙盘只见于几座大型墓，且每座墓仅有一件。稍大的中型墓虽有绘朱彩的陶盘，但其上绝无蟠龙图像。这表明龙盘的规格很高，蟠龙图像也似乎有特殊的含义，而非一般纹饰。有学者推测它很可能是族团的标志，如同后来商周铜器上的族徽一样。

一般每墓放鼍鼓两件，其旁置石磬一件。鼍鼓的鼓腔呈竖立筒状，高 1 米，直径 0.5 ～ 0.9 米，系以树干挖制而成，外壁通体施彩绘。鼓腔内散落着鳄鱼骨板，可知使用的当时是用鳄鱼皮来蒙鼓的。特磬长达 0.8 ～ 0.9 米，只是未经琢磨雕刻，略显粗陋

在中原及其周边各地域社会中，作为早期复杂化社会建立新秩序的重要支柱，礼制已经初现于世。但各区域社会的“前铜礼器”各有特色，尚未形成跨地域的统一定制，表明各区域社会尚处于礼制形成的初期阶段。正是这些人类群团的持续竞争与交流影响，奠定了后来华夏礼乐文明的基础

“物以稀为贵”。显然，陶寺都邑的贵族把远方的输入品作为等级身份的标志物，颇有兼收并蓄、开放包容之胸襟。

从考古发现看，在同时期各区系中，陶寺文化的发展水平最高，但它的覆盖面大致未超出临汾盆地的范围；它同周邻文化的关系，则表现为重吸纳而少放射。若同二里头文化比较，可明显看到陶寺文化的局限性，说明陶寺尚未形成像二里头那样的具全国意义的文化中心。

到了西周时期，晋国继承周文化的衣钵，虽盛极一时，但势力仍不出河东山西。逮至三家分晋、战国诸雄争雄，韩、赵、魏的都城无不迁出山西，定都于外围的河之南、山之东，然后成就其跻身“七雄”的霸业。

众所周知，在陶寺古国消亡一二百年后，坐落于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都邑，出现了迄今所知东亚地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铸造这些腹腔中空的容器，与冷锻或铸造实心的小件工具、兵器或装饰品等在制作难度上不可同日而语。最难的是必须用复合范，也即两块以上的范，才能造出中空的器具。而如此复杂的造型，又决定了以往简单的石范无法完成铸造任务，灵活多变、易于把握的陶范应运而生。因此，以复合陶范铸造青铜礼乐器，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标志性工艺。

陶寺铜铃则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复合范铜器。它的出现，说明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已掌握了复合范铸造工艺，为青铜礼器群的问世准备了技术条件。这就是陶寺铜铃的出土引起巨大关注的原因所在。

在中国，丰富的文献典籍资源，给解读丰富的考古学材料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上世纪初，王国维创造性地用传世文献和地下文字材料互证的“二重证据法”，最终确认甲骨文和殷墟的主人系历代商王，使商代后期的历史成为“信史”。这一重大学术收获给了中国学者以极大的鼓舞。

在认为陶寺晚期龙山文化阶段是最早的夏文化的同时，指认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早期是前期夏文化，河南伊洛地区的二里头类型晚期文化则是后期夏文化

陶寺夏文化说”的思想基础是“二里头商都西亳说”， 1980 年代随着偃师商城的发现提出的“偃师商城西亳说”对原来的认知体系形成致命冲击。经过十余年从困惑到思考的过程，他接受了“二里头遗址的主体为夏文化说”，从而放弃了“陶寺夏文化说”。

随着陶寺文明退出历史舞台，其所在的大中原区域内的晋南地区数千年来自主发展的历程也宣告终结。从随后的二里头时代起，它开始接受来自大河之南中原腹地的一轮轮文明输出的冲击波，最终被纳入王朝体系。这样的命运，也是东亚大陆众多区域文明化或“被文明化”的一个缩影。

人们常形容整个中国版图是一把坐西北朝东南的大座椅，座椅内山地高原和平原丘陵区的交界处，又形成了中原腹地这把小座椅。有学者称之为“嵩山文化圈”。这样的生态环境边缘地带，也正是文化板块的碰撞交汇处。高度发达的文明，往往就是这种碰撞交汇的结晶。最早的“中国”也就诞生在这里。

考古学家只能“由物见人”，最拿手的是通过日常使用的锅碗瓢盆分辨不同的人群。一般认为嵩山南北这两个区域（或称汝颍区、郑洛区）人群的最大不同在于其做饭的炊器：山北的王湾类型以深腹罐为主，同时有鬲；而山南的煤山类型则以鼎为主。中国远古文化以鼎鬲文化著称，大体上看，用鼎（三实足炊器）的人群居东南，用鬲（三空足炊器）的人群处西北，交汇处恰在中原。日后二里头文化中鼎、深腹罐、鬲兼有，到二里岗文化鼎鬲并存以鼎为重，显现出这两大板块融合交汇之势，这是后话。

总体上看，龙山时代中原腹地接受的周边地区文化因素可以分为三大类，即泛东方文化系统（含主要分布于豫北、豫东及更东的后冈二期文化、造律台文化或称王油坊类型，以及海岱龙山文化）、南方文化系统（主要是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泛西北文化系统（含晋陕高原的各支龙山文化和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

如果把城址集中出现的中原东部地区看作一个大集团的“前线”，那么其后方的中原腹地的中心区域迄今并没有发现一个足以统御全境并必须拼死保卫的中心。

有学者认为距今 4000 年前后的九星地心会聚，引发了包括洪水在内的自然灾害，由此导致了黄河南北改道，改道又加剧了洪水泛滥。大禹治水就是在这样的地理背景下展开的

历史学家沈长云教授主张夏族的中心区域在古河水和济水之间，而禹都阳城应在河南濮阳。“质言之，禹所率领的夏后氏及其他夏族所居住的地域，必当在易于受到洪水侵袭的范围之内，他们之治水，不过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而已。因而那些远在洪水发生地域之外的地方，自不应是我们考虑的‘禹都’或禹所居处的范畴。”所以嵩山脚下的丘陵地区“不仅是禹都，夏族及夏王朝兴起的地方，都不会是在这里。这一观点虽非主流，却是值得重视的。

考虑到龙山时代之后，中原城址皆为矩形，而有明确边界的仰韶文化早期环壕聚落多为圆形，西山及以降几座史前城址的形制也许正好反映了中原聚落规划思想的转变。

龙山时代平粮台城址的发现，又使今人相信这里就是太昊伏羲之墟、炎帝神农之都的古宛丘，或有直呼该城为“羲皇故都”者。而平粮台城址方正的布局，也被认为正是由于太昊伏羲氏是先天八卦的创始人，强调围合、序列、有意义的方向以及左右对称等，实际上表达了八卦的理念：天人合一的和谐观。这类推想想当然的成分太多，或者干脆已进入当代意义上的“八卦”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