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儒兼弘

文／耕云先生

　　任何一个民族，赖以可大可久而积厚流光者，端为内在的独特气质与外在的共同风格，以及由此所结晶之民族文化。任何一种文化，能否磨而益光、挫而愈坚、历久常新，则胥视其浸润、凝固与辐射力的强弱而定。

　　我中华文化以儒学为代表，集人文思想之大成：言学术，则六经、六艺皆为“人”所“需”；言政治，则亲亲、仁民，在在“需”要“人”。故需要提高人的品质与尊严，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儒家的基本精神，而“儒”字亦以“需人”与“人需”为其基本涵义。

　　儒学圆成于二千年前，实早于印度、希伯莱、希腊和罗马思想，而特别重视人的价值，故能历久弥新。其“明德”、“亲民”之说，“格物”、“致知”之道，乃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皆契人天一贯之理，而“四毋”、“四端”、“四绝”皆为人天正道、人极准则。

　　当此物欲横流、人心陷溺之际，佛儒兼弘，以济西方文化之偏枯、东方文化之萎缩，藉为人间净土奠基，孰谓不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