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与夏天，往日与故园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的爱尔兰，在一个叫做拉思莫伊的小镇上，一场葬礼正在举行。逝者艾琳•科奈尔蒂夫人是一个富有的寡妇，生前居住在广场4号那所大宅里。送葬的人群里，混进了一个挺无辜的外乡人：业余摄影师弗洛里安•基尔德里，打算来拍几张照片的他，偶遇了这场葬礼，也邂逅了为他指路的埃莉•德拉汉。
《爱情与夏天》中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2年10月出版
期待情焰似火的罗曼史的读者，可能会对这本《爱情与夏天》（Love and Summer）的开篇颇感失望。不过，若真换做名实相符的二流言情，则绝对是一种损失：因为这本薄薄的书册和它的作者，都是当代世界文坛绝对不可错过的风景：
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是爱尔兰文坛的元老，被普遍认为当代英语文坛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冠上“爱尔兰的契诃夫”这样的显赫名号。他曾三度获得惠特布莱德奖（Whitbread Prize），五次入围布克奖，而最近一次，便是这部《爱情与夏天》。
1928年，特雷弗生在一个名叫柯克（Cork）的城市，双亲都是中产阶层新教徒，父母的婚姻很不幸福，少年时代也相当漂泊。那时的他，很讨厌这种颠簸流离的生活，不过成为作家以后，这段经历便成了他人求之不得的财富。从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毕业以后，特雷弗成了一名雕塑家，不久结婚成家，离开爱尔兰，前往不列颠。
三十岁上，特雷弗出版了第一本小说，不过并不成功。36岁时，他的《老校友们》（Old Boys）获奖霍桑顿奖，从此便开始了职业作家之路。每天天色未明时，特雷弗开始工作，午后的时光，他莳弄花草、与妻子小酌，直至暮色降临——就这样，消磨过半个世界的悠长时光，酝酿出长长短短的杰作。
已于2016年底去世的特雷弗
《爱情与夏天》是他第14部小说，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中叶的某个时候”，小说的女主角、埃莉•德拉汉是个弃婴，由修女们抚养成人，她的第一份工作，是为一位丰裕农场主、德拉汉先生打理家务，几年之后，她成了他的妻子，过着平静而沉闷的日子。对自己的命运，埃莉感到“颇为满意，除了自己没有孩子这件事以外”。 不过，这种确信，在邂逅基尔德里以后，便轰然崩塌。初次遇见迷路的他，这个羞涩的少妇“注意到摆弄着相机的双手，她自言自语：‘多么纤巧的双手啊’。”接下来，埃莉对那个异乡人念念不忘，他们在杂货店又一次相逢的时候，她寻思：“他们会不会买一样的东西，她自己想买的是Brown & Polson牌子的淀粉，她想知道，他是不是也会买一样的东西。”
两个年轻人彼此吸引，他们羞答答的、笨拙的罗曼史占据了书的大部分篇幅。他们都没有任何的爱情经验、对浪漫游戏的玩法，也都一窍不通。尽管这两个人颇为谨慎，却全然不知，他们被全镇的人多么密切地注视着。
按照传统文学的标准，两人的恋情有违道德：埃莉是个已婚妇人，婚姻给她从未奢望过的丰足生活和社会地位，丈夫是个受人尊敬的好男人，她本该对自己的幸运心怀感激。德拉汉是一个塑造得极为成功的角色，他和善而勤勉，对“所有生长着的东西”充满激情，将大部分的精力投注在自己的土地上。七年前，他曾失手撞死自己第一任妻儿和孩子，之后便困顿在前尘往事之中，无处逃离。
而扮演引诱者的弗洛里安•基尔德里，也并非熟谙情场的卡萨诺瓦，他是个没有经验的浪荡子，犹疑不定的半吊子。他有个意大利母亲和爱尔兰父亲，他的双亲充满欢乐，为了爱情和魅力而生活。像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的那些夫妇，一辈子都在为他们那些艺术家朋友们举办宴会，在他们眼中，无论是买下一栋自己无力供养的大宅，任由它陈旧腐朽，还是极度忽视弗洛里安的教育，都根本不是什么错误。所以尽管双亲彼此相爱，他得到的关爱，并不比埃莉多。
他没有继承双亲的才华，深知自己既没有摄影师的天赋，也没有他们浪漫的命运，埃莉的柔情也绝不会熄灭他对意大利表亲伊莎贝拉的爱火——这份单恋自青少年时代便已开始。他只想“延长这份友谊，想让夏日变得如同一首田园诗，等他明白，仅仅以温柔作为回报，并不足够的时候，一切都已然太迟。”
死者的女儿科奈尔蒂小姐，曾经受过很深的情伤（她和一个已婚的旅行推销员有过一段“孽缘”），和胞兄约瑟夫•保罗一同住在广场4号的大房子里。目睹埃莉和基尔德里的交谈后，她便预见到他们的整段罗曼史。不过，她并非棒打鸳鸯的老顽固，而成了这段婚外情某种意义上的庇护者，在埃莉身上，她看到了自己尘封旧情的碎片，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种救赎。
“爱情是一时的癫狂”——这位老小姐这样告诫埃莉。可是，这段在长满薰衣草宅所大门前展开的罗曼史里，没有四目相对的激情四射，没有指尖触碰的热焰似火，反而如此寂寞，寂寞得令人窒息。
弗洛里安问起埃莉的童年，她则更加爱他——或许从前从没有人这样问过吧？“她爱弗洛里安•基尔德里：她无声地自语，在他骑车离开、离开广场、骑往德拉蒙德堡的时候，她又说了一遍。”之后做家务的时候，他的童年便如同老电影一般，在她脑海中无声地放映：“他那意大利的母亲应该是吸烟的吧，一个很高、风韵犹存的女人。”而对弗洛里安而言，最令他心澜起伏的，是踏上埃莉那所孤儿院“空荡荡的楼梯”的时候。两个孤独的人坠入爱河，“他们在脑海中，唱起一首禁忌的歌，疑虑着那是谁，谁又想要抗拒它”。甚至在故事的结尾，德拉汉夫妇在厨房里的谈话，依然没有歇斯底里的指责、词不达意的怒火：
“埃莉并没有坐下，他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她都站在桌边，手中拿着刀和叉。他穿过厨房，从储物室拿回一瓶威士忌，她就一直默默注视着。他不是个酗酒的男人——这一点，修女们早就审查过，在她来农场之前，就向她保证过。他在水池前清洗杯子。”
“我会做点儿吃的。”她又说了一遍
……
特雷弗的小说，都带着一种压抑着的绝望，但那些以英国为背景的小说里，这份绝望带着一丝现代气息，人物漂浮在都市污秽的上空，与自然与历史的连结都被割裂，那种虚无缥缈的生存状态，近似于米兰昆德拉笔下“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而以爱尔兰为背景的那些小说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它们不受时代局限——或者可以说，沉溺在时光里难以自拔，小说的主角们若想要为未来求得一丝确信，必然会被过往的沉重无情碾碎。
《爱情与夏天》以葬礼开篇，背井离乡结尾，带着趋向死亡的冷寂，表达了特雷弗一如既往的判定：生命，被死亡的阴影消耗。小说里的每个人都想抛弃如影随形的过去，却没有人能够如愿。弗洛里安卖掉房子，烧掉自己的笔记本，离开爱尔兰，即使他对自己的目标，只有一个模糊的想法——“可能是斯堪的纳维亚吧。”德拉汉努力摆脱自己的过去，每天都特意从事故发生地绕开；更别提科奈尔蒂小姐和那个洞悉一切却茫然无知的疯子奥彭·雷恩。
而埃莉本没有什么过去，但嫁给了德拉汉，便等于嫁给了那段往事。不幸的是，对她而言，未来同样渺茫。做他的妻子和做他的仆人并没有多少不同，虽然她那么深爱那个葬礼上的年轻人，眼前的选择却如此苍白无奈：要么背弃生命中所有有恩与她的人，和一个没有家园、没有未来的人一起走；要么留下来，永远活在死亡的阴影里，尽管这个阴影，和她毫不相关。
最终那个有着一所荒废的大宅、微薄的收入和艺术家的梦的摄影师，卖掉了房子，烧掉了自己的照片和笔记，前往斯堪的纳维亚，继续骑车远行。埃莉是否会随他远走，则是书中最大的谜团。当基尔德里在夏末离去，“爱尔兰最后的遗迹，从他那里夺去了，它的岩石、它的金雀花，它那窄小的港湾，那远处的灯塔。他凝眸注目，直至大陆完全消失不见，唯有阳光在海面上雀跃。”
对弗洛里安而言，爱尔兰是他爱如骨髓、却永远无法拥有的、被诅咒的珍宝。他和它的故事，如同旧笔记本里从未写完的小说提纲，还没开始，便已结束。怀乡并非垂垂暮年的专属，而在于回乡不得的无奈，就像那些尘封的笔记，烧得去笔迹，烧不去灰烬。弗洛里安的惆怅迷惘，就是特雷弗的难以释怀，纵使相隔的只是圣乔治海峡的一水碧波，依旧填补不了心灵里缺失的沟壑，对家园的怀念，如同拉开的手风琴，戚戚哀诉，绵绵不绝。而故园，就是那个为了自由、为了未来，不得不离开的地方。
《爱情与夏天》并非特雷弗最好的小说，却无疑是他倾注了最深的情结。早已放下刻刀的他，字里行间仍改不掉鞭辟入里的犀利；波澜不惊的行文里，涌动着从未舍弃的激情和热望。阅读它们，会想起王尔德剔透的冷嘲，乔伊斯隐忍的慈悲——去国离乡五十年的他，也终归烙印着凯尔特人独有的冷眼热肠。
真正的佳作，未必独辟蹊径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毋庸匪夷所思得令人瞠目结舌。真正的大家，可以是处处似曾相识，却绝对不落俗套。看似闲心似水的行文、信手拈来的字句，却能成就出令人怦然心动的精致。
比如《爱情与夏天》。
比如威廉•特雷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