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江湖，始终你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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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古黄梁，泉下相聚。

我们的青春回忆和着那个时代，一起结束了。

金庸本名查良镛，1924年3月10日生于浙江海宁，1948年移居香港， 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香港著名的政论家、企业家、报人，与黄霑、蔡澜、倪匡并称“香港四大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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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金庸，徐志摩是他的表哥，徐志摩的外号“云中鹤”就出现在金庸的作品中，钱学森是金庸的表姐夫。

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金庸共写武侠小说15部，取其中14部作品的字首用一句诗可概括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外加一部《越女剑》。“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继承了古典武侠技击小说的写作传统，又从西方现代的阅读氛围中对这一传统进行了空前的技法与思想革命，一环扣一环，开创了“新派武侠”的风格。六十年以来，其作品在风靡了全球华人世界的同时，也使中国特有的武侠小说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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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海宁查家，与穆旦、徐志摩和琼瑶都有亲缘关系

金庸是海宁査家的第二十二代孙。海宁查家的家族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是真正的“以文为业，书香传家”。查家的发展可以分为3个阶段：兴盛期在明清，共出了22个进士，康熙年间创造了“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科举神话；雍正年间，海宁查氏传到第十一代和第十二代，因文字狱案，不准参加科举，家族进入静默期；到第十四代以后，重开科举，他们又中了进士，进入近代的复兴期。由此观之，金庸的横空出世并非偶然，而是家学渊源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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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现代文坛，和金庸的名字联结在一起的，还有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明朝中期，海宁査氏第三代中有一支迁往北京、天津一带，著名诗人穆旦（查良铮）正是“北査”的后代。他中学时开始写诗，翻译了普希金、雪莱、拜伦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被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为“现代诗歌第一人”。因为南北两地，查良铮和查良镛素昧平生，但两人的生命中有着惊人的巧合。查良铮是把姓“査”拆开成“木”、“旦”，然后用“穆旦”做了笔名；而查良镛则是将名“镛”拆成“金”和“庸”，用“金庸”做了笔名。金庸还有一位近亲徐志摩。海宁徐家也是望族，和査家结为姻亲，金庸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的堂姑妈，金庸唤徐志摩表哥。只不过坊间传闻金庸对表哥的为人颇有意见，从其笔下诸多负心薄幸的“表哥”形象便是明证。此外，其姑父为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表姐为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台湾知名女作家琼瑶则是他的表外甥女，著名的古建筑“纠偏大师”曹时中是金庸的妹夫，已过世的北京德云社演员张文良本名叫查良燮，是金庸的亲叔伯兄弟。 真可谓一门煊赫，人才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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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的时候就博览群书，八岁对武侠着迷，他刚出生的时候，查家还拥有3600多亩田地，租种查家田地的农民有上百户之多。所以，他的父亲查枢卿实乃“当仁不让”的大地主。因为家学渊博，海宁查家藏书十分丰富，“查氏藏书”在浙西一带很有名声。查家珍藏着900卷之多的《海宁查氏诗钞》雕版，是查文清生前编写的。这些雕版置满两间房子，查良镛和兄弟们把这些雕版当玩具，还时常钻到这些雕版之中捉迷藏。日子长了，对雕版上的诗词，金庸也能耳熟能详，随意就能读出几句来。可以说，金庸是在书堆中长大的。

金庸曾经回忆说：“家中藏书很多，我幼时虽看不懂，但找书却方便；而且不单有古书，也有新书，因为我的伯父、父亲、兄长都是大学毕业生。我自小与书为伍，培养出喜欢读书的基本性格，加上长辈的文化修养好，家里房产亦丰，生活不愁，家人间的活动也很文雅，闲来多是下棋、看书……”尽管那时金庸年纪幼小，但所涉读的书籍已相当广泛。

在现代知识方面，金庸称小学时代“得益最多，记忆很深”的，是父亲、兄长购置的邹韬奋所著《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世界各地旅行记，以及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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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岁那年，金庸无意中看到武侠小说《荒江女侠》，“琴剑二侠”的行使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这是金庸看到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之后，查良镛到处搜罗武侠小说，一睹为快。其后，他在当时相当流行的、上海出版的消闲性读物《红玫瑰》中读到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另外，平江不肖生在《顺探世界》杂志上连载的描述清末民初武林真人真事的《近代侠义英雄传》，更使金庸看得入迷。以后几年，金庸看过武侠小说有好几十本，其中描写梁山好汉反抗官府的《水浒传》，写包青天安良除暴、一身正气的《三侠五义》及其续篇《小五义》、《彭公案》、《施公案》等等，看得查良镛如痴如醉。

叛逆少年，先后两次被中学、大学开除

1936年，金庸小学毕业，入嘉兴中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不时空袭嘉兴，11月打到城池下，师生徒步迁徙至浙江联合中学。凭天赋努力，他不仅数理化成绩优异，英语成绩也很突出，入高中后利用图书馆，他读了更多的课外书。初中三年级时，年仅15岁的金庸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一本书，书名叫作《给投考初中者》，指导打算升初中的学生如何考试得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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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金庸模仿英国作家卡罗尔的童话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写了《阿丽丝漫游记》一文，刊于壁报之上，影射权势在校长之上的训育主任沈乃昌是眼镜蛇，因此被开除。金庸回忆说：“学校开除，不但失却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的生活也发生问题……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

7月，在校长张印通和同学好友余兆文帮助下，金庸得以转入衢州中学。这里生活很艰苦，常有敌机来袭，好在国文老师不错，图书馆不错，金庸的精神生活比较富足。1941年底，衢州中学闹学潮，反对训育主任，金庸积极参与，再次差点被开除。

1942年5月，金庸高中毕业，第二年去了重庆，考上了国民党“党立的最高学府”中央政治学校的外交系不收费，希望将来在外交方面为国效力。然而当时校内国民党学生“特务”横行霸道，学校纵容包庇，不加理会。金庸打抱不平，向学校投诉这些学生，进而对校方加以指责，又一次被勒令退学。

1947年在时任上海市法院院长、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后并入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的堂兄查良鉴的帮助下，他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的学历，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专业，于1948年毕业。

抗战后，金庸始到杭州的《东南日报》当记者，4个月后，赶上上海《大公报》招聘国际新闻翻译，被录用。1948年3月5日，《大公报》香港版复刊，急需一名翻译，24岁的查良镛被暂派前往香港馆工作。在《大公报》香港馆任职期间，金庸先后做过记者、翻译和编辑。

1950年，当金庸的父亲查枢卿在内地被作为“反动地主”批斗时，他在香江也过着穷记者的日子。他向《大公报》辞职，满怀着做外交官的希望，只身北上来到北京。然而，在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和人事的刁难下，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再乐观，于是返回香港，回到《大公报》做国际电讯翻译和编辑。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香港《大公报》《文汇报》这些左派报纸“一般不用外国通讯社的稿件，特别是关于朝鲜战争的消息，更是拒用外电”。可是新华社的消息来得比较慢，为了及时报道战况，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考虑办一张“灰色”的晚报。10月5日，《大公报》分出部分人力创办《新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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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金庸转入《新晚报》做副刊编辑。这是他踏入报界后第一次大量写作副刊文章，为此起了“林欢”“姚馥兰”等笔名。他说，“姚馥兰”就是英文YourFriend(你的朋友)的谐音，因当时副刊男性色彩偏重，他想以一个女性味道十足的名字来写影评，冲淡一下。金庸说自己本来是电影的门外汉，只是由于工作中要处理关于电影、戏剧的稿件，有时还要自己动笔写，故除了阅读理论书，他几乎每天都流连于电影院。电影看多了，影评写多了，他甚至动手写起了电影剧本。1953年，他将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改编成电影剧本《绝代佳人》。那段时间，他还为电影歌曲填词， 为长城电影制片厂写剧本，《兰花花》、《王老虎抢亲》等编剧即为金庸(林欢)，其中《王老虎抢亲》还使他过了一回导演瘾(与胡小峰合导)。

1953年，两位著名拳师──太极拳掌门吴公仪与白鹤拳师父陈克夫大师打擂比武，由于香港法律禁止武师之间决斗，遂移师澳门举行。想不到香港竟有数万人乘船过海，日夜观战，盛况空前。香港各报都予以大版报道，风行一时。《新晚报》由此获得启发，便在副刊上试辟武侠小说连载专栏，约请能编能写的副刊编辑陈文统、金庸出阵，陈文统以笔名梁羽生写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金庸以笔名金庸写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结果一炮打响，《新晚报》一时间洛阳纸贵，销路倍增，梁羽生、金庸亦因此声名大噪。《新晚报》之外，他又开始在《商报》连载《碧血剑》，之后是《射雕英雄传》。

1957年夏天起，内地形势骤变，反右运动呼啸而来，千千万万知识分子落入“阳谋”陷阱，并波及香港，《大公报》的言论尺度也跟着内地局势的变化而变化，思想控制明显比过去加强。香港《大公报》已不是当年独立的民间报，而是一张不折不扣的左派报纸，政治色彩越来越浓，生性自由、喜欢独来独往的他感到格格不入，工作热情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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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冬天，他辞职离开《大公报》，“我离开左派报纸，是因为那里不能发表反对当时‘大跃进’错误路线的意见，这实在太违反我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本意”。他多次自称个人主义者：“所谓个人主义，是相对于集权主义或国家主义而言。在某些政治制度中，当权者假借国家的名义，宣称为了国家或公众的利益，肆行侵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他们认为国家高于一切，个人必须为国家而牺牲。所谓国家高于一切，就是政府高于一切，也就是掌握政权之人高于一切，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个人主义者某种意义上，其实便等于是人权主义，也就是民权主义。”

金庸的武侠小说震动了文坛，具有出色的生意头脑的金庸见有机可乘，就于1959年借“大侠武夫”和“威名”创立了自己的报纸，是谓《明报》。早期的《明报》以小说及趣味资料为主，每日出版一张。35岁的金庸希望《明报》成为一份“走偏锋”的小报，利用小市民感兴趣的话题， 再配上他的武侠小说吸引读者，发家制富。

但《明报》创刊初期，亏空严重，这一情况随着《神雕侠侣》在《明报》创刊号连载开始扭转；1961年，《倚天屠龙记》、《鸳鸯刀》、《白马啸西风》开始在《明报》连载，1963年，《天龙八部》开始在《明报》连载；1972年完成《鹿鼎记》宣布封笔，金庸在退出侠坛仍称霸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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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中国大陆的政治变局为金庸的出人头地提供了机会，金庸拯救《明报》也靠的就是这个时候的社论。1962年，受“大跃进”影响，内地有大批人员偷渡香港，被香港警方堵截于上水梧桐山。由于事件敏感，《大公报》、《文汇报》等报都不予报道，《明报》却“莽莽撞撞”，大声疾呼，从是年5月12日起，几乎每天都作头版全版报道。“难民潮”事件之后， 《明报》一改报格，从一份侧重武侠小说、煽情新闻和马经的“小市民报章”，提升到一份为读书人、知识分子接受的报章。“文化大革命”也为《明报》树立了“言论独立”的形象。当时《明报》开辟“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关大陆的消息，满足了香港人对大陆一无所知的需求。正是在“文革”中，《明报》成为报道中国消息的权威。也从此开始，金庸成为自由知识分子的英雄偶像。基于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考虑，金庸1966年创办《明报月刊》，自任月刊总编。后胡菊人出任总编，将《明报月刊》经营成一份综合性的高水准读物，形成了一个全球高级学术刊物。 1968年，又创办《明报周刊》，经数年发展，也成为娱乐周刊中的佼佼者。

从1970年代开始，金庸成为政治圈中的重要人物。金庸的名言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少做工夫，多叹世界”，被人认为是“亦正亦邪”的文人。金庸有自己的理想，更有纵横捭阖的谋略，在香港是“马基亚维里型的知识分子”。金庸的“政治现实主义”使得他在台湾、大陆、香港和港英等多方政治势力的博奕中得到大家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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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明报》与金庸在有关中国问题上常被人讥笑为“机会主义者”和左摇右摆的“墙头草”。但到1980年代《明报》已经被视为一份拥有独立报格的知识分子报刊，赢得很高清誉。1981年，英女皇授予他OBE勋衔。撒切尔夫人首度访华，金庸单独会晤撒切尔夫人。他还出任过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改制小组召集人，曾三次北上，会见过邓小平、胡耀邦和江泽民等许多中国最高层领导人。

1988年《明报》日销量已是11万份，1989年跃升到18万份。今天，香港报界的一些老大如《苹果日报》社长董桥、《信报》社长林行止、《东方日报》主笔陶杰等，都曾在《明报》干过。不少名专栏作家，如张小娴、亦舒等都是从《明报》出的名。 除了《明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外，明报机构尚有一份《明报晚报》。金庸还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

强烈的爱国心、永远相信自己是对的、政治上的实用主义、个人英雄式的竞争心理，金庸创造了文人办报不但不倒，而且极度成功的历史先河。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也正因为这个奇迹，人们怀念金庸主政时期的《明报》。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金庸在武侠小说中写尽人间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而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过：“我的婚姻不理想，我离了好多次婚。”在纸上“笑傲江湖”的背后，他的婚姻曾两次破裂，心爱的儿子在美国自杀，这一切他都得一一承受。

金庸与第一任妻子杜冶芬的爱情萌芽于1947年的杭州，那时他在《东南日报》工作，因主编幽默专栏而与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认识。金庸在一个星期天下午登门拜访，邂逅了17岁的杜家小姐杜冶芬。第二天，他再度登门，送去几张戏票，盛情邀请杜家一起去众安桥的东南日报社楼上观赏郭沫若编剧的《孔雀胆》。之后杜冶秋和父亲回上海去了，金庸却成了杜家常客，与情窦初开的杜小姐双双坠入爱河。

1948年3月，《大公报》派金庸到香港工作，杜冶芬随他去了香港，当年10月他们在上海举办了婚礼，许君远是证婚人。金庸曾以“林欢”的笔名写影评、编剧本，这个笔名的来历，他本人没有作过任何说明，杜冶秋说，“林”是因为他们夫妇两人的姓氏“查”和“杜”中都有一个“木”字，双“木”成“林”，而“欢”是他们当时男欢女爱、生活幸福的写照。杜冶芬在香港的几年，金庸忙于工作，没时间陪她，她一个人在家寂寞无聊，生活过得不愉快。最后她独自回了内地，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金庸在《大公报》的其他同事说：“杜冶芬是杭州人，不懂粤语，在香港感到生活苦闷，加上当时金庸收入不多，她在吃不了苦的情况下，离开金庸。”金庸74岁时回忆这段不愉快的婚姻，依然眼含泪光地说：“是她背叛了我。”

金庸的第二任妻子叫朱玫(又名璐茜)，新闻记者出身，美丽能干，懂英语，比他年轻十一岁。两人相恋时，金庸还在《大公报》。1956年5月1日，他们在香港美丽华酒店举行婚礼，《长城画报》刊登了他们的结婚消息。

他们在半山缆车径(现在的坚尼道)2号租房居住，大儿子查传侠出生之后，金庸创办《明报》，筚路蓝缕，备尝艰辛，朱玫与他患难与共，成为最早也是唯一的女记者，夜半渡口留下了他们夫妻的身影，还有一杯咖啡两个人分享等故事。那时他们已有二男二女，朱玫除了照顾孩子，每天还要给他送饭。1976年1月《明报月刊》十周年，明报王国颇具规模，他们的婚姻却出现了裂痕，最终走向离婚。

朱玫很能干，对工作很认真，甚至有点固执，两人时常因为工作大吵，或许正是因为这个伤了金庸的自尊心，于是出现了婚外情。据闻，金庸与这位女侍应感情发展一日千里，其后更在跑马地共筑“爱巢”。后来，朱玫发现了这个秘密，两人离婚。1998年11月8日，朱玫因肺痨菌扩散病故于香港湾仔律敦治医院，享年63岁。多年后，金庸说，如果可以补救的话，他希望可以对亲人好一些，对朋友好一些。在接受采访时，他脸带愧色地说：“我对不起朱玫……”

能与亿万富豪金庸白头偕老的女子叫林乐怡(洋名叫阿May)，即金庸的第三任也是现任妻子。她认识金庸时才十六岁，比金庸小二十多岁。他们俩是在扎角丽池一间酒店里擦出爱的火花的。林姑娘那时是那家酒店的侍应。那天，金庸刚与第二任妻子吵过一架，正失意至极，就到那家酒店闷坐。金庸引起了林姑娘的注意。林姑娘想请失意的男人吃碗面，而那失意的男人也因此注意上了林姑娘。一见钟情，二人四目，相投不分。这就对不起朱玫了，再离婚，再结婚，并送小娇妻到澳洲留学。

她芳名林乐怡，长得很清秀高雅，但亦相当害羞，很怕见报，跟孩子们相处倒是很融洽的。金庸说：“我现在这个太太不是他们的母亲，但大家相处得很好。”在《明报》女编辑欧阳碧眼中，阿May跟两个女儿年龄接近，虽是继母，却不像是母女，倒像是姐妹。她们又说又笑，有时声音太大，反要丈夫喝止。

据欧阳碧的推算，两人的年龄应该相差三十二到三十四岁。被问及金庸和现任太太林乐怡“怎样维系良好的夫妻关系”，他坦言：“也没什么。平时她什么都很迁就我，到她发脾气时，我便忍住不回嘴。跟她的关系不算特别成功，又不算很失败，和普通夫妻一样啦。”

相遇夏梦，还是在金庸的第二次婚姻之前，金庸三十出头，光彩照人的夏梦让金庸心动不已。为了能常常见到夏梦，他去了夏梦所在的长城影视公司做编剧。金庸到了长城影片公司之后，取笔名“林欢”，为博得夏梦的欢心，他在工作上极其卖力。短短3年就先后创作了《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电影剧本，可谓是多产编剧了。

然而，金庸对夏梦的爱注定只能是柏拉图式的，因为此时夏梦已名花有主，早已嫁作商人妇，尽管她非常敬重金庸的才华和人品，也明白他对自己的心意，可是她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只能把他视作知己，所以，金庸的这段个人苦恋注定没有结果。但他特别珍惜这短暂而美丽的爱，他在一篇散文中写道：“其实跟一个人交往，感觉很深刻。也不一定要天长地久，虽说爱情重恩义，但闪电式的爱情也有很惊心动魄的，二三天也可抵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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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他黯然神伤地离开了长城公司，并怀着失恋的痛苦完成了武侠名著《神雕侠侣》。细心的读者发现：《神雕侠侣》中“小龙女”的一颦一笑，似乎跟夏梦很相似。其实，金庸在“小龙女”身上寄托了自己对理想爱情的渴望和期待：梦中的“她”应该是那种兰心慧质而又能琴瑟和鸣的女子。可是，理想的佳人又在何方呢？金庸不禁叹道：“念枉求美眷，良缘安在？”1959年，金庸黯然离开长城创办《明报》，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女主角都有夏梦的影子，而这种“恨不相逢未嫁时”的苦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金庸。

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与其天涯思君，恋恋不舍，莫若相忘于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