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隋锦色 第二十二章 开皇之治

勤俭乐业的好皇帝

     北降突厥、一统华夏、再平江南，大隋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同时，在杨坚君臣的励精图治下，大隋社会和谐稳定，人口迅速增长，经济稳步发展，文化、科技、教育、建筑等各项领域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人们通常把这一特殊的时期称之为——“开皇之治”。

     史书上，也毫不吝啬笔墨，记载着“开皇之治”时期隋朝的强盛辉煌、兴旺发达，比如《资治通鉴》上就记载着这么一则故事：

     开皇十二年（592年），负责府库的官员向杨坚汇报，国库里面都已经堆满了布帛，甚至连走廊都已经堆满了，再也没有办法继续放东西了。杨坚一听大为震惊，问道：朝廷的税赋并不高，开国以来又是连年征战，对于有功将士的赏赐也没少给，国库没空就算不错了，怎么会反到满了呢？官员回答了：朝廷近些年的财政情况非常不错，收入一直都是大于支出，陛下您每年赏赐用掉的布帛，满打满算也就几百万匹，对库藏没什么大的影响。

     杨坚听后非常开心，命人新建了一座国库，名为“左藏库”，用来堆放那些多出来的钱粮布帛，同时下了一道诏书：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

     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很多，这些记载无不述说着一个事实——“开皇之治”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大盛世，它同中国历史上其他的盛世一样，政治清明，社会蓬勃发展，百姓安居乐业。

     能够造就“开皇之治”这个盛世，最大的功臣莫过于大隋帝国的掌舵人隋文帝杨坚，正是他的勤政与节俭，才使得大隋能够在两百七十余年乱世后重归大治。

     说起杨坚的勤政，那可是在中国422个皇帝里都能够排的上号的，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处理朝政，一直到天黑了还在拼命批阅奏折。

     列举一张杨坚的日常生活作息表，就可以看到杨坚有多勤政了：

     5：00-7：00 上朝

     7：00-12：00 和各部门开会

     12：00-13：00  午餐、休息时间（普通工作餐）

     13：00-4：00  和各部门开会

     4：00-6：00  批阅奏折、处理文件

     6：00-7：00  晚餐（普通工作餐）

     7：00-11：00  批阅奏折、处理文件

     请注意，这是杨坚的日常生活作息表，也就是说杨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如此，没有一天例外，整个就是一个工作狂。

     杨坚这样勤政，连官员们都看不下去了，开皇三年（583年），时任治书御史的柳彧就曾上书劝谏杨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过多操劳，一些琐碎的事务可以交给各部门的长官决断，主抓军国大事就行了。

     杨坚对柳彧的态度十分赞赏，夸奖他是士大夫的典范，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夸奖完了，转过头又进入了工作狂的状态，每天依旧废寝忘食，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干得比驴多。

     杨坚的节俭也是出了名的，吃饭只允许有一道荤菜，宫里不允许有金银的装饰品，妃嫔们穿的衣服都是多次换洗的旧衣服，甚至连自己上朝时坐的车子坏了也舍不得报废，而是无数次地修了又修，反复使用。

     杨坚的节俭不仅仅对于他自己个人，对于官员和百姓们，杨坚也要求他们能够勤俭节约。在他的带领下，大隋的面貌很快就焕然一新，将勤俭节约延申到了方方面面。

     正月十五的元宵节，是个隆重的节日。那天夜里，全国各地的街市上都十分热闹，锣鼓暄天，灯火辉煌，百姓们走出家门，纷纷外出嬉戏游乐。游乐之时，又不分贵贱，不分僧俗，无论男女老少，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追逐打闹。

     但这样的快乐很快就成为了历史，开皇三年（583年）十二月，柳彧上书杨坚，要求废除元宵节。

     在表文中，柳彧是这样说的：每年正月十五的那天夜里，百姓们不惜倾家荡产，也要外出狂欢，这明显与国家提倡的勤俭节约政策不符。人群聚集、男女混杂、不分贵贱，既鼓舞了不良之风，有伤教化，又加大了刑事案件突发的概率，对老百姓的人身安全起到了极大的威胁。因此，请求陛下传令天下，禁止这一节日。

     杨坚本来就是个古板又无趣的人，柳彧的话句句说到了他的心坎里，随即批准了这个建议，废除了元宵节。

     自魏晋以来，文风华丽、华而不实的骈体文盛行，这种文体讲究华丽的形式、行文的技巧，而忽略了文章的实际内容。

     开皇四年（594年），治书侍御史李谔向杨坚上奏，华丽的骈体文不仅败坏了文风，让人们写文章抓不住要点，更让官员们养成了轻浮的习惯，对朝政无益，因此请求废止，并对不及时改正的官员加以问罪。

     杨坚学问不高，本来就看不懂骈体文这种行文复杂、华而不实的文章，对此深恶痛绝，李谔提出来了，正合他的心意，于是他马上下令：全国上下无论公私往来，禁止使用骈体文书写，一律都得写得符合实际。

     数百年的习惯不是一下子能改得过来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今安徽宿州）就因为没改过来，文章表奏过于华丽，被杨坚下诏交付有关部门问罪了。

     这样的列子还有很多很多，上行下效，在杨坚的带领下，大隋的社会风气为之一振，很快就扭转了自魏晋以来崇尚奢侈的不良风气，营造了艰苦奋斗、蓬勃向上的社会风气。

发展经济

     除了杨坚带头，提倡整个天下勤俭节约以外，为了刺激经济、改善民生，大隋朝廷实行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措施。

     开皇三年（583年）年夏，关中大旱，长安出现了粮食危机，杨坚不得不从黄河沿岸的十三州招募壮丁运送粮米，又在卫州修筑黎阳仓，在陕州修筑常平仓，在华州修筑广通仓，从水路相继转运，将潼关以东地区和汾州、晋州的粟米通过漕运供给长安。

     可是走水路，从潼关到长安的方向只有渭河一条航道，且渭河多泥沙，行船十分困难；要是走陆路的话，得靠挑夫肩扛手提，效率十分低下。

     为了运输方便，杨坚决定开凿运河，他把这项工程交给了建筑大师宇文恺。

     开皇四年（584）年，工程正式开工，在宇文恺的调度之下，仅仅三个月，就圆满完成了任务。

     这条运河，就是让隋唐两代都受益无穷的广通渠，西起大兴城西，东至潼关汇入黄河，全长达三百余里。

     广通渠的建成，不仅仅使得潼关到长安的漕运畅通无阻，而且极大地改善了渭南一带的灌溉条件，给老百姓们的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被沿岸百姓称之为“富民渠”。

     提起隋朝实行的诸多经济措施，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均田制，因为实行了均田制，隋朝的经济才那么发达，国力才那么强盛。

     的确，均田制可以说是隋朝财政的基础，和隋朝的兴旺发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不是隋朝税收的主要来源。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还要从均田制的起源说起。

     均田制起源于北魏，当时由于连年征战，导致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北魏政府就把这些无主之地分配给农民，再定期向农民征收赋税。这样一来，不仅无主的荒地有人耕种，国家的税收也有了保障，实现了农民和政府的双赢。故此均田制这项制度一直沿用到唐朝前期，成为了北方的经济基础。

     问题是，到了隋朝，时代已经变了。北方的无主荒地已经没有那么多了，人口又迅速增涨，再加上官员占地，因此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现象。

     按照隋制，男丁可以分得露田80亩，永业田20亩，一共是一百亩。可实际上，每个男丁分到的差不多只有20亩左右。

     如此一来，均田制虽然还是隋朝税收的基础，但它的作用已经大大减小了，发挥不了像北魏时期那么巨大的作用了。

     隋朝用来刺激经济最主要的措施，还是要说“大索貌阅”和“输籍定详”了。正是因为实行了这两项制度，实行了对人口的有效控制，增加了税收的来源，大隋才能在短时间内聚集了大量的财富。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世族横行，很多世家大族不仅本身人口众多，还有众多依附人口。这些依附人口本来就没有向政府报过户口，自然也就不用缴纳税赋。

     除此之外，隋朝法定的赋役对象是成丁的男女，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所征收府税赋较低，因此很多奸猾之人就会想方设法的逃避，谎报年龄，比如明明是二十五岁的青年冒充四五岁的小孩子，四十岁的壮年冒充七八十的老人，这种诈老诈小的情况在当时比比皆是，屡禁不止。

     这样的情况对于一心想振兴大隋的杨坚来说当然不能容忍。所以，杨坚推行了两项政策——一个叫大索貌阅，另一个叫输籍定详。

     所谓大索貌阅，其实就相当于现代的人口普查。依靠各地方官吏、乡里基础组织，挨家挨户清点人口数量，检查是否有隐瞒人口的现象，同时根据体被调查者的体貌特征，核实其年龄。一旦发现有弄虚作假的现象，严惩不贷，甚至殃及邻里。大索貌阅一推行，就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为大隋增加了数百万户的纳税人口。

     输籍定详，这是宰相高颎出的主意，其实就是按照国家制定的户等划分样本，划分为上、中、下三户，不同户承担不同的赋役，这样一来，每户所承担的赋役就非常透明了。而且，这个政策还秉持着上户多交，下户少交的原则，非常有人性化。

     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因为之前有关租税的条文弹性很大，比较笼统。条文弹性越大，官员权利越大，收苛捐杂税的空间也越大。如此一来，就造成了百姓宁愿当世家大族的依附人口，也不愿意当国家的在编人口，给国家交税。

     有了明确的规定，就能让百姓们明白，给国家交税比依附大户人家划算，如此百姓们就会主动脱离世家大族的控制，向国家申报户口。

     这样一来，既提高了国家的税收，又保护了普通的老百姓，让他们得以减轻负担，增加生产的积极性。

     输籍定详和大索貌阅的实施，是大隋财政制度的创新，效果极为显著，不仅仅为国家提供了纳税人口，获得了更多的税收，更削弱了世家大族的力量。

改革府兵制

     自开皇九年（589年）大隋统一天下后，杨坚就下诏偃武修文，将朝廷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上来，裁撤军队，减少军事上的投入。

     在这个背景下，山东、河南以及北方边境许多新设的军府被裁撤了。山东、河南的军府是为了平定南陈而设，北方边境的军府是为了抵御突厥而设，如今南陈已经灭亡，突厥也分裂成了东西两部，这些新设的军府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而且，当初为了扩招兵源，收纳了很多地方豪强的乡兵武装进入军府，裁撤军府，也等于在削弱地方豪强的势力，这对于整个天下的稳定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裁军行动过后，大隋朝廷又对府兵制进行了改革，以保证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

     府兵制由西魏宇文泰所创，后被北周、大隋沿袭，虽历经多次改革，然万变不离其宗，仍然保持着其核心本质——兵农分离，府兵属于军户，只负责行军打仗，他们的户籍由军府管理，地方政府无法插手。

     正是由于这样的制度，才调动起了广大百姓加入府兵的积极性，为北周和大隋建立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

     时代的背景决定了政策的实施，战争时期，朝廷的政策必须无条件为战争服务；可到了和平时期嘛，朝廷的政策就必须无条件为政治和经济服务。

     大隋一统天下，结束了战乱，用于战时的府兵制显然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大隋了，再实行下去，就会对大隋的经济造成严重的负担。

     改革府兵制，势在必行。

     开皇十年（590年）五月，杨坚下了一道诏书：凡是军人，可悉数州县，垦田、籍账，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

     这道意义深远的诏书，可以总结为四个字：兵农合一。

     从此，府兵们不再归属军府管辖，必须要在当地入籍，受地方政府管理，农忙种地，农闲训练，战时从军，成为了府兵们的日常生活。而府兵们的训练、战备等各项军事任务，仍由军府管辖，丝毫不会影响军队的战斗力。

     这种“藏兵于农”的制度，有利于社会安定和增加生产，不仅仅府兵制得到了巩固和壮大，也加强了中央对军队的领导；更难能可贵的是，府兵归属地方管辖之后，鲜卑、突勒等少数民族出身的府兵们，也慢慢融入了当地的汉人百姓之中，与汉人通婚，不分彼此，慢慢融入了汉族这个大家庭之中。

发展文教

     经济建设搞得卓有成效，府兵制改革搞得风生水起，文化教育方面，大隋朝廷同样搞得有声有色。

     《隋书·儒林传》中有这么一则记载：大隋统一天下以后，大兴文教，京城长安成为了全天下读书人都向往的圣地。人们为了求学，不远万里到处奔波，在路上随时可以听到朗朗上口的读书声，文化的繁荣，是自汉、魏以来从未有过的。

     显而易见，文教工作能取得如此的成就，杨坚是花费了一番苦心的。自他登基之初，就十分注重文教工作，不仅仅多次下诏书劝学，更下令在全国各州县都设立专门的学官，负责教授文化。

     学习文化知识，就必须要有书籍。可是，从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开始，中国已经打打杀杀了数百年，人都在战乱中死了不知道多少了，更不用说书籍的毁坏了。隋朝建立之初，图书典籍十分缺乏，整个国家馆藏的书籍仅有一万五千卷。

     那么，问题来了，没有书，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时任秘书监的大知识分子牛弘给杨坚提了一个建议：朝廷可以发布政令，向民间征集书籍，同时向献书者给予些许赏赐。

     杨坚虽然毕业于太学，但正经在太学上学的时间也只有一两年，没有太多文化，算不上一个知识分子，史书上都说他“不学无术”，但这些都不妨碍这位明君拥有着长远的战略眼光，他毫不犹豫的同意了牛弘的建议，并颁布诏命：任何人只要献书一卷，就赏绢一匹。

     要知道，当时隋朝的税赋，除了服劳役以外，最主要分为两部分：租、调，一个农民一年所要缴纳的调就是一匹绢，也就是说，一匹绢相当于一个农民全年赋税的一半。照这样看来，杨坚开出一匹绢的价码，着实是个不小的数字了。

     更加人性化的是，朝廷并不是占有你的书，只是借你的书。你把书献给朝廷后，朝廷只是组织人去抄，抄完以后，还会物归原主。

     这样的好事，哪个人不愿意，老百姓纷纷踊跃献书。在平陈之后，又从南方带回了很多书籍，使得国家馆藏的书籍就达到了三万余卷，比当初整整翻了一倍。

     学舍有了、书籍有了，还缺什么呢？当然缺教授学识的文化人才了！

     北方的文化人才向来稀缺，像牛弘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一只手就能够数得过来。好在，南陈平定以后，大隋从南方网罗了很多文化人才，这些人为大隋的文化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最著名的就要江南名儒许善心了。

     许善心原仕南陈，历任新安王法曹、度支郎中、侍郎、撰史学士等职。南陈灭亡后，他曾以亡国之臣的身份，穿着丧服一连三天为南陈守丧，杨坚听闻了他的事迹后，感叹其忠义，特拜其为通直散骑常侍。上朝朝见谢恩时，许善心当着杨坚以及满朝大臣的面，仍悲伤得不能自已，在大殿之上俯伏哭泣。杨坚见状，对着身边的近侍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平定陈国，唯一的收获就是得到了此人！他既然能够不忘他的旧君主，今后必然也是我的忠臣。”

     杨坚看人的眼光向来很准，许善心入仕大隋后，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尤其是在藏书事业上，贡献极大。可以这么说，许善心和牛弘两人，是大隋藏书事业的两块无价瑰宝。

改革吏治

     除了经济、军事、文化这几个方面，杨坚在吏治改革上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尤其是他草创的科举制度，更是成为后世千百年选拔人才的标准。

     自开皇三年（583年）隋朝改革了地方行政制度以来，地方官员的任免权利就全部收归了中央。如此一来，吏部就要选拔大量的地方官员，需要大量的后备人才。

     那么，这么多的地方官员该从哪里选拔呢？

     一开始实行的政策，是继续前朝的惯例，以军中将领转任地方官。

     隋初之时，大隋还未统一，周边环境比较混乱，不仅要和南陈打，更要和突厥、吐谷浑等北方游牧民族打仗。打了胜仗，就要安顿那些立了军功的将军，一般的做法，就是让这些将军们去做地方官，时间一长，就形成了很多地方官全是行伍出身的将军这样一个奇怪的局面。

     要知道，地方官员不仅是管理百姓的父母官，更是国家与百姓之间的桥梁，代表的国家的形象，一个地方官员称职与否，直接影响了百姓对国家的信任度。

     因此，让将军们去当地方官，是会出大问题的。毕竟，将军和地方官，乃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职业。

     将军是负责带兵上阵打仗的，不需要很高文化水平，只需要两个基本素质就可以了，一个是“勇”，另一个是“严”。

     “勇”非常好理解，就是有勇气，作战时能够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严”呢，军队中有一句话，叫做慈不掌兵，将军带兵，就要对士兵严格要求，以此树立自己在士兵心中的威信，这样在作战时才能够指挥得动士兵。

     可地方官呢，最需要具备的两个素质就是“仁”、“明”。

     “仁”非常好理解，身为百姓父母官，就要像父母一样去爱护百姓，关心百姓的疾苦；所谓“明”，就是要能够解读朝廷的政策，依照当地实际情况来施政，这一点，肚子里没有点墨水可做不了。

     让一个大字不认识几个的将军去治理百姓，不说朝政的各项政令传达不到位了，就连爱护百姓这一点都做不到。因此，履职水平普遍不佳，贪污、暴虐、受贿在各个地方比比皆是。

     直至开皇三年（583年），这个情况才发生了改变。

     为了安置立了战功的将领，杨坚将上柱国和子千任命为了杞州刺史。可是，这个和子千，骑马射箭是把好手，让他治理一方，却有些强人所难了。之前在赵州担任刺史的时候，就曾被百姓讥讽“老禾不早杀，余种秽良田”，闹出了不小的笑话。

     关键时刻，柳彧及时劝阻了这件事情，向杨坚提出了“功臣正宜授勋官，不可预朝政”这个建议，才免去了再次闹出笑话。

      从此以后，“功臣正宜授勋官，不可预朝政”也成为了隋朝安置有功将领的基本国策，立了军功，给你给钱、给荣誉、更给你提高生活待遇，但抱歉，不会用地方官的官位来赏赐了。不得不说，这是认知理念的一大进步。

     那将军不当地方官了，那地方官从哪里来呢？用九品中正制选人吗？

     当然不是了！

     九品中正制起源于曹魏，盛行于两晋南北朝，其主要方式，就是在各州郡设立负责品评士人品级的中正官，把士人按照门第、德才划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品级，以达到察举人才的目的。

     由于担任中正官的大都是世家大族，因此官员的选拔权利自然而然便被门阀世家所掌握，门第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唯一的标准，德才则变得可有可无。

     用现在的话来讲，九品中正制其实就是拼爹制，谁老爹的官位高，谁家里的背景硬，谁就能当官。

     自杨坚登基以来，一直在打压世家大族，为的就是彻底搬掉九品中正制这块绊脚石，如若再用九品中正制，就等于开历史的倒车了。

     为了选拔出能够为朝廷所用的人才，杨坚用了许多办法，比如下诏求贤、让地方官员推荐等等，但这些只不过是临时措施而已，直到开皇七年（587年），杨坚下诏：规定每州每年举荐三人，到中央参加考试（制诸州岁贡三人），这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短短的几个字，对中国历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沿用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正式拉开了序幕，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从此，各州举荐的贡士每年都会云集在京城，参加朝廷举行的分科考试，一般有明经、秀才两科。考生考中之后，经由吏部选拔，就能被任命为官，踏上仕途。

     明经科只要通晓经学，难度相对较低，一般大多数人都会报告明经；至于秀才科，难度可就太大了，整个隋朝三十八年的历史，有据可查的秀才只有十余人，其稀有程度堪比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熊猫。

     隋朝的科举，除了明经科和秀才科以外，还有进士科，但是，关于进士科具体的设立时间，史学界至今还存在着争议，有着“隋文帝开皇年间说”和“隋炀帝大业年间说”这两种说法。

     影响最广的是“隋炀帝大业年间说”，现在流行的中学课本中也遵行这种说法。

     支持这种说法的史料不少，比如《旧唐书·杨绾传》、《唐摭传》、《通典》中都有记载。而且，唐代史书中也记载了不少出身于大业年间进士科的重要人物，比如杨纂、侯君素、孙伏伽等。

     可以说，能够支持“隋炀帝大业年间说”的史料证据有很多，也说明了这种说法在唐代已经成为了共事和定论。

     另一种说法是“隋文帝开皇年间说”，这种说法如今得到了越来越多历史学学者的支持。

     这种说法最具代表性的是历史学家韩国磐的观点，他结合新旧唐书中《房玄龄传》和《房玄龄碑》的记载，证明房玄龄在他18岁的时候，已经成为了所在州的进士，然后再根据房玄龄的卒年倒推他18岁的年代，确认正好是开皇十五年或十六年。而且，隋文帝时期实行州县两级制度，隋炀帝时期又改州为郡这细节也进一步证明了是在开皇年间。

     我个人认同“隋炀帝大业年间说”，毕竟支持这种说法的史料证据更多，更有说服力，而支撑“隋文帝开皇年间说”的史料证据过少，缺乏说服力。当然了，无论是哪种说法，无论何种争议，进士科于隋朝创立、科举制于隋朝创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科举制度设立以后，由世家大族把持的九品中正制自然而然名存实亡了。开皇十五年（595年），杨坚下诏宣布废除各地的中正官，九品中正制正式寿终正寝，而科举制则大行其道，成了历史长河中不可阻挡的洪流。

     诚然，隋朝的科举制还是个刚出生的婴儿，很多地方都不完善，比如考生还不是自由报考，还需要地方长官推荐，仍然没有摆脱官僚特权的影子……

     但不可否认的是，客观的考试总比主观的评价要公正得多，这种制度毕竟让读书人看到了希望，它把学识、教养和前途结合到了一起，向读书人们宣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不是白读的，读好了书，你所想要的一切，都会实现的。

    因此，科举制度才能够显示出了巨大的生命力，被后来的历朝历代继承和发扬广大，现代社会的选拔制度，依然有着科举制的影子。

整顿吏治

     选拔出了地方官员，那应该怎么管理这一支队伍呢，怎么保持这支队伍的清廉度呢？

     人都是善变的，谁也不会一如既往地保持初心、公忠体国、为人民服务，在利益面前，有多少人是能够意志坚定，不会屈服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要有规章制度去约束他们了。

     为了对地方官吏进行约束，杨坚让人制定了赏罚分明的考核制度，每年年底都会让地方官员到中央述职考核，根据政绩决定赏罚，有重大过失的立即赐死。为了加大监督力度，还会派出官员到各地巡查，就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巡查组。

     在这一制度下，作风清廉、能力出众的地方官员纷纷脱颖而出，其中最著名的有梁彦光、房恭懿等人。

     梁彦光在北周时期就曾担任过小内史、御正下大夫、青州刺史等职务，隋朝建立后，他被改任为岐州（今陕西凤翔）刺史。

     岐州民风淳朴，梁彦光采用无为而治的方法，让百姓安居乐业，生活过得十分富足，因此不仅政绩出色，每年缴纳的赋税都是全国第一。

     开皇二年（582年），杨坚巡视岐州，看到梁彦光治理岐州政绩出色，便下旨表彰他，又奖赏了他很多财物。

     几年后，梁彦光调任相中（今河南安阳）刺史，治理相州所用的还是他在岐州所用那一套无为而治的政策。

     相州一带，本是尉迟迥的大本营邺城的所在地，平定尉迟迥叛乱后，杨坚为了不留后患，下令一把火把邺城夷为了平地，迁相州的州治到了安阳，同时把大半部分世家大族迁徙到了长安居住，留在安阳的只剩下手工业者、商人、乐户，都是些无德无才又阴险狡诈之辈。

     他们把梁彦光的无为当成了无能，把他的仁慈当成了软弱，纷纷造谣中伤他，甚至还编造了歌谣来讽刺他，说他是“戴帽的饴糖”（“着帽饧”）。

     这些事情很快传到了杨坚那里，很快就将他免官罢职。

     一年多后，梁彦光又被杨坚启用，被任命为赵州（今河北赵县）刺史。

     但梁彦光给杨坚上了一封奏折，希望杨坚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前去相州戴罪立功，他在奏折中是这样说的：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为戴帽饧。臣自分废黜，无复衣冠之望，不谓天恩复垂收采。请复为相州，改弦易调，庶有以变其风俗，上答隆恩。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员工能够有这样的觉悟，身为老板的杨坚当然乐见其成，随即改任梁彦光为相州刺史。

     相州的百姓听说梁彦光这个“戴帽的饴糖”又回来了，无不欢欣鼓舞，都想着能够再次戏弄他。

     他们错了，错得非常离谱。

     这一次，梁彦光改变了施政策略，一到任，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黑行动，办了许多有影响力的大案要案，抓捕了许多违法涉黑分子，吓得那些侥幸逃脱的地痞流氓纷纷逃离，相州的社会秩序有了很大的好转。

     梁彦光又自费请来了一些大儒，在各地设立乡学，让大儒们教授学子圣贤之道。并且，他还亲自主持对学生对进行季度考核和月度考核，对勤奋上进的学生进行表彰和奖励，对于那些懒惰不求上进的学生，则毫不客气地开除。

     州郡举荐，送往京城参加考试的贤才，梁彦光也会亲自出城为他们送行，资助他们财务，好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在梁彦光的治理下，相州的社会风气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官吏和百姓都对梁彦光非常爱戴，昔日那些说坏话的声音，一个都听不到了，反而处处都能够听到对梁彦光赞美的声音。

     房恭懿原来是北齐的地方官员，后来因牵连到尉迟迥谋反而被免官。开皇初年，在纳言苏威的举荐下，出仕隋朝，担任新丰（今西安临潼西北）县令。

     在房恭懿任期内的第一次考核，就被评定为三辅（首都）地区政绩最好的官员。杨坚非常高兴，立马赏赐给了他四百匹布。结果，房恭懿拿回去就分发给了穷苦百姓。杨坚听说后，又赐给他三百石米，结果他拿回去之后就分发给了穷苦百姓。这样的清廉的好官打着灯笼都找不到，杨坚很快就把他提拔为了泽州（今山西晋城）司马，不久又转任德州（今山东德州）司马。

     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房恭懿这样的好官在哪里都会是一个好官。担任德州司马一年多后，房恭懿因为优秀的政绩又被评为全国第一。

     杨坚非常高兴，他决定把房恭懿树立成典型，让天下官员都能够效仿他。

     于是，他在朝堂上当着众多地方官员的面，夸奖房恭懿是个公忠体国，爱惜百姓的好同志，是天下官员的典范，像房恭懿这种好同志，如果不提拔他，就连老天都会看不过去，就下令把房恭懿提拔为了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刺史，并号召所有地方官员向他学习。

     像房恭懿和梁彦光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樊叔略、令狐熙、侯莫陈颖、刘旷等都是清廉能干、深得百姓爱戴的能臣干吏。

     君王雄才大略、勤于政事，朝廷文武兼顾、施政得法，臣子守法奉公、廉洁能干，这一切的一切加起来，铸就了“开皇之治”这个煌煌盛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隋文帝杨坚，没有辜负时代所给予他的历史重担，以其非凡的远见卓识和强硬的手腕，重新让华夏民族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配得上千古一帝这个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