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众诗人和大众诗人
我不知道该带着怎样的纠结，来写这些诗人。细想来，莫不该是一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哀伤？
我也不知道诗人是否是一种精神贵族的称谓。但读到他们的诗与故事，我的脑海里浮现的是乞丐。
有人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有人默默无闻，诗追魏晋。
如果“诗是什么”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我们能否说明“何为诗人”？
诗人这个社会群体，是有内部分化的。有人凭一手好诗功成名就，却也有人守着自己对诗的信仰，穷困潦倒。
这，就是有诗的社会给诗人的人生馈赠。
有的诗人注定是小众诗人，他们不像大众诗人那样，跟风。有的诗人注定是大众的诗人，他们不像大众诗人那样，为权贵歌功颂德。
大众诗人是一群迎合手持话语权的权柄的少数人的诗人。他们的诗从不会为自己而吟，更加不会为天下苍生而作。大众诗人才是真正为统治阶级服务，用诗歌的社会教化功能塑造出文化中的乌合之众的那群诗人。尔曹身与名具灭。
读完《箧中集》，读罢王梵志，我作如是想。
《箧中集》的七位诗人是小众诗人，王梵志是大众的诗人。
一．
先说《箧中集》。
四库全书《提要》称：
《箧中集》一卷，唐元结编。结有《次山集》，已着录。是集成于干元三年，录沈千运、王季友、于逖、孟云卿、张彪、赵微明、元季川七人之诗，凡二十四首。
箧是储物的器具，大的叫做“箱”，小的叫做“箧”。这七位诗人的作品，由唐代诗人元结集录。他们七人是元结的好友。
这七人的诗，得以选入《箧中集》的，都属精品。其余诗作不够优质的，都视而不见了。所以《箧中集》说集录的作品就这些了。
故《提要》曰：
即七人所作见于他集者，亦不及此集之精善，盖汰取精华，百中存一。特不欲居刊薙之名，故托言箧中所有仅此云尔。
元结在《箧中集•序》中说明了集录的依据和意义：
风雅不兴几及千岁，溺于时者，世无人哉！呜呼！有名位不显，年寿不将，独无知音，不见称显死而已矣。谁云无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词，不知丧于雅正然哉！
风雅是诗经的传统，那是一种中国古代诗歌发生时期的状态，具有兴观群怨的特点，手法以赋比兴为特点。经由历史嬗变，这风貌已不存了。
诗的历史由元结的观点来看，并不是进步的历史，而是衰退的历史。古人恰是以为自尧舜以后至礼崩乐坏，正是王道衰微的历史。故而诗的历史命运，与道的历史命运是一致的。
诗道衰微，表现在唐诗上，有三个缺点，分别是：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词。这三个缺点，《箧中集》收录的七位诗人都没有。
这三个缺点究竟说明的是什么呢？下面，让我们做个诗歌理论的梳理，来解释一下。
（一）拘限声病。
声病由南朝齐时“永明体”诗人沈约等人提出。
具体指作诗应当避免的八项弊病，即“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
此观点提出时即招来批评。又，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说：“作诗正不必拘此，弊法不足据也。”
根源于刘勰《文心雕龙•总术》对文术作出“有韵者文”的论断，至唐代，近体诗的格律有了系统化的规范。
唐代没有什么“诗话”，诗话都是后来的东西，唐代诗格最多。
关于诗歌写作的理论，如崔融《唐朝新定诗格》、徐隐秦《开元诗格》、王起《大中新行诗格》，皆以格律诗的韵律规范为首要问题。其次的重点，包括对偶、句法、结构、语义等方面。
由是律诗的规范得以确立。元好问《唐诗鼓吹》以七律为唐诗代表，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以五律为唐诗代表。律诗成为唐代诗歌的标志性诗体。
好吧，律诗流行，想要名利的人，自然会创作律诗。不想要名利只为追求艺术的人，也会被新兴的诗体吸引。
但偏偏《箧中集》的七个诗人要写魏晋风格的诗。魏晋的诗，不讲究声病。
不讲究声律，是否诗就写不好？这不消费口舌，请看官自行朗诵几首，就知他们诗歌声律的美妙了。韵律如何，终是在吟咏中见得，岂可用教条求其美妙哉！
这说来也算是“得鱼忘荃”了。
（二）喜尚形似。
“形似”用于评诗，唐诗以前，必说钟嵘《诗品》。钟嵘虽反对八病说，而元结亦反对声病，然元结并未因“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而称道钟嵘。
究竟何为“形似”？
且看钟嵘评张协的“上品”诗时说的一段话：
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雄于潘岳，靡于太冲，实旷代之高手。
这位旷世绝顶高手张协的“形似”高在哪里呢？让我们看几句他写雨的诗：
《杂诗》其三曰：“腾云似涌烟，密雨如散丝。”
《杂诗》其十曰：“云根临八极，雨足洒四溟。”
闭上眼想一想，生动形象啊！比喻用得把气势展现出来了，细想竟觉身临其境，可谓状物至大至微。
这“雨足”的“足”就见得炼字功夫，诗歌史上“雨足”的语典便是由此而来。雨足一语，竟让雨生生地动了起来。不然光说下雨落雨洒雨降雨，都是大俗话，听着不痛不痒，全无一点雨在下的感觉了。
这样的诗句读来有一种“丽”的审美趣味。虽然层云骤雨，也觉笔调清绮明丽。
但这种形似功夫，诗经里没有，魏晋诗歌里也没有。
如诗经《风雨》曰：“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这就直接起兴。不去写雨具体怎么个凄凄，那是因为要言志，不是要写这雨。
再说那民歌的传唱，有其情意一贯，却不会时刻景物一律。所以民歌若是把具体的雨这类事物描摹得形似，反倒没了共鸣，便失去了传唱这一锤炼打磨的文化情境，更无语言的朴与真了。
以上两点就是“形似”面临的短板。
若是对待诗歌，在价值取向上，强调技巧的人，少不得要在形似的修炼上费力气。今人讲文学史的前进，也多抓着这技巧的精细化不放。殊不知用技巧的心思钻进技巧的窠臼里，要出来却难了！
出不来，便道不出言志的诗，咏不出情真的句，反倒让文学在形式主义的阴影里倒退了。
且看孟云卿《古离别》云：“但见万里天，不见万里道。”
再看元季川《古远行》云：“纵远当白发，岁月悲今时。”
莫不是大处着手，远处落笔，而情志跃然纸上乎？
（三）以流易为词。
“流易”分别说的“流”和“易”。
《南史》卷二二《王筠传》载沈约对王筠说：“谢眺常见语云:‘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近见其数首,方知此言为实。”
这流就是说诗的圆美。清丽诗风，自此盛行。
何谓“圆”？《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天道曰圆，地道曰方。”《庄子•说剑》：“上法圆天以顺三光。”圆是天的属性。天道清，圆便是说诗风当清丽灵活，如天运而万物流转。
“小谢”谢朓之前，那些好玄学的人作诗，喜欢用辟字。那个“大谢”谢灵运动不动就从《易经》《庄子》里请神，搬出来的语典事典够得人翻字典的。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多过书似的。
所以读来不易啊！于是小谢的好朋友沈约跳出来讲“三易”了。
《颜氏家训•文章篇》载：“沈隐侯（沈约）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
唐代格律诗认祖归宗，倒是可以算到谢朓和沈约的永明体那儿去。元结反对格律诗，自然要把“流转”和“三易”拿出来涮。
诗歌文辞若是一味的“清词丽句”，反倒是海鲜啤酒吃多了逗起了痛风的感觉，读着闷痛，提不起精神。
谢朓、沈约、钟嵘都赶上了诗言志向诗言情的理论嬗变的时髦。诗不是不可以言“情”，志未尝不是离情而发。但从那小清新的调调里流露出的软绵绵的情，又岂是真硬汉好男儿的情？
诗本是歌，说来三易，是无可厚非的。但要说诗歌的文化传承，就另当别论。
浅易与浅薄的界线比沟还细，不潜下心读书的纨绔子弟自然分不清，否则怎会做出一堆花柳气息的淫辞丽句？
要传承古人的文化，于写诗上，定要下足了训诂的功夫。这功夫一到，用字便意到字到，是不该强加上“三易”作为准绳了。
（四）
综观上述三个缺点，倒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一个关于“问题”本身的问题。
元结的《箧中集》，恰恰是以七位小众诗人的诗歌为范例，在打开南朝文论中的三个核心问题。
这三个问题分别是：诗言志还是诗言情？韵律于诗歌创作中的地位是什么？诗风呈现的审美趣味该以哪种为好？
诗歌发展的历史，让这三个问题在南朝出现。但我们现在去打开这三个问题，若从南朝文论的讨论入手，并不能得到可靠的答案。
但若是从南朝之后的唐朝去打开呢？通过《箧中集》，我们发现，我们本来要打开的问题自身的意义在消解，而这些问题只是指向另外的问题的路标。
如果把一个问题放在另外的时代去打开它，它会指向真正的问题的症结所在。
所以，不是在诗言志与诗言情中做二选一，而是该讨论以志为主时的志与情的关系是什么。韵律于诗歌创作，其地位也不是核心，而是该讨论在怎样的创作心理状态下会有美妙的韵律自然生成。至于审美趣味，本就无高下之分，只是个人喜好罢了。
在唐代的诗歌中找到南朝文论的影响，其理论实质，就一目了然了。
这影响是在社会文化语境中发生的。所以，当诗倾向于言情，而文化的情流于奢靡，诗还有什么气质可言？当韵律成为标准，作诗本为自由，那不就是拿韵律来作茧自缚？再说这清丽，本无可厚非，但权钱诠释的清丽，入诗就是一股子俗气！
二．
（一）
元结《序》接着讲了这七位诗人的生活概况：
吴兴沈千运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己溺之后，穷老不惑，五十余年。凡所为文皆与时异，故朋友后生稍见师效能。佀类者有五六人，呜呼！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异于是者显荣当世。
说来又是老桥段了。好人没得官做没得钱赚。人品好是人品好，身居贫贱，这滋味儿也到底是不好受的。
只是这些人活得还是不好。不只是不好，是“还是”不好，就像丧家犬一样不好。
时过道迁，于时代乱流中力挽狂澜的人，当数圣人吧。然而孔孟之后，唐代无圣人！但总有读书人，还念着学过的诗，心怀复兴之志。
这七位诗人，都活跃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前。那时，盛唐。
王维说：“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高适说：“幸逢明君多招引，高山大泽征求尽。”李白也来凑趣：“群才属休明，承运共跃鳞。”都鱼跃龙门了。
于是李林甫顺着杆儿往上，说：“野无遗贤”。杜甫一众才子就呵呵了。
然而《箧中集》的七位诗人，虽然在官僚体制之外，却并不以此为悲哀。
他们以上古隐士为榜样。例如推辞肃宗备礼征召的沈千运《云中作》诗云：“如何巢与由，天子不知臣。”
正因避开官场，才避开祸害，得以保全性命呢。
王季友《寄韦子春》诗云：“吾以不材寿，非智免斧斤。”这是用《庄子》里的典故。于逖《野外行》亦见类似思想：“幸以朽钝姿，野外老风霜。”
真的就这么安心么？
读沈千运《感怀弟妹》：“近世多夭伤，喜见鬓发白。”鬓发白了，却不叹年华老去，只说自己尚还活着，可以活到老年，这个“喜”，莫不是一种悲哀！
这七位诗人多有诗作描写贫苦的生活。
如孟云卿《寒食》诗：
二月江南花满枝，
他乡寒食远堪悲。
贫居往往无烟火，
不独明朝为子推。
贫苦寒士时常揭不开锅，家里本就少有烟火。所以富贵人家的寒食节，于他们又有什么意义呢？
沈千运不做官，他就真的安贫乐道吗？我很喜欢他的《濮中言怀》：
圣朝优贤良，草泽无遗匿。人生各有志，在余胡不激。一生但区区，五十无寸禄。衰退当弃捐，贫贱招毁讟。栖栖去人世，迍踬日穷廹。不如守田园，岁晏望丰熟。壮年失宜尽，老大无筋力。始觉前计非，将贻后生福。童儿新学稼，少女未能织。顾此烦知已，终日求衣食。
痛怨而谤曰讟。迍，安步也。诗曰：载踬其尾，踬，跌也。廹，同迫。其他字都好认了。
沈千运面对穷困生活，终是“始觉前计非”。他穷得要向朋友借钱粮了。而自己的子女年幼，于农事不能出力。生活真的艰难。
（二）
除了穷与达，我倒是想到另一个问题。
秋与冬，都是一样冷。心凉时的风都是刺骨的，这冷便没了差别。
但人与人可是一样的人？
若说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那由这本质反向定义出的人，就是个抽象的人。
然而具体的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人与人正因有这个性差异，才有“人”可言。
是故一定要以抽象的“人”将具体的人绳之，岂不是“杀”人？
于是来想这“诗人”，便正是以“诗”的个性化差异来说明这个“人”的。
不过，这抽象的“人”如果是一种理想化的人生目标，又另当别论了。
却不是谁想用那抽象的人来约束具体的人就能轻易得逞的。那种约束来源于资本和权力对人的奴役，它存在于社会关系中，通过社会中人与人的地位分化，来引导人的行为。
但这理想中的人，不是本应该自由么？所以理想化的“人”，恰是对抽象的人的反抗。
《箧中集》七位诗人，恰是用自己理想化的生活来诠释这理想化的“人”，在用诗歌呈现这种生活，来实现自己生命的回归。
这与魏晋风度之下的诗歌迥异！
有学者拿《箧中集》七位诗人的作品与魏晋诗人的作品做比较，认为此七人复古，却不得魏晋风度那精神上超然脱俗的自由，亦无想象力的奇妙，终是被自己现实生活所禁锢的吟咏。
我不敢苟同。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所以魏晋诗人与这七位诗人，都有着共同的悲哀。但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活成有钱人的样子。阮籍嵇康再不得志，也不会穷得揭不开锅吧。
所以，《箧中集》七位诗人是小众诗人，就是在于他们在具有“贵族”性质的大众诗人里，是没钱没权的小众。但他们诗歌的艺术价值，就来自于写自己穷困生活的真实。否则所有的复古，都是试图唤醒坟墓里的腐尸，于文化的发展，又能有何意义？
所以，他们的古色古香，还是在他们对自己理想生活的现实描述里。
他们的理想生活里有令人心痛的贫穷。且看孟云卿的《今别离》：
结发生别离，相思复相保。如何日已逺，五变中庭草。渺渺天海途，悠悠呉江岛。但恐不出门，出门无逺道。逺道行既难，家贫衣裳单。严风吹积雪，晨起鼻何酸。人生各有志，岂不怀所安。分明天上日，生死誓同观。
贫贱夫妻，此诗读来定会哽咽。“严风吹积雪，晨起鼻何酸”，平实，但得情景交融，这鼻酸，是冻的，也是心里难受哭不出来酸的。“但恐”句用顶针，读来一口气连贯地让人心里感到了“但恐”的纠结无奈。“人生各有志，岂不怀所安”，切情入理，然“生死誓同观”，其于理顺势而得，却让前面积攒的情全部爆发，于生死之前倾空所有悲哀，却让那难受弥漫心间。
不是所有的小众诗人的作品都好到没朋友。时人对孟云卿评价极高。
元结《送孟校书往南海诗序》称：“云卿声名满天下”。杜甫与孟云卿交笃，作《解闷》其五称孟云卿：“一饭未曾留俗客，数篇惊见古人诗。”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赞孟云卿：“然当今古调，无出其右，一时之英也。”
再看张彪《杂诗》中的几句，又能读出另一种意味：
商者多巧智，农者争膏腴。儒生未遇时，衣食不自如。久与故交别，他荣我穷居。到门懒入门，何况千里余。
世人功利心重，为利益争抢，费尽心思。儒生没有这心思，也不屑于算计这些，只要不逢时，自然生活温饱都成问题，尤其那些不是富二代官二代的读书人！世人都嫌贫爱富，自然有钱的朋友都要躲着穷儒生了。这几笔，刻画世道人心极是深刻。
对世道人心的刻画，让我想到了王梵志的诗。看看篇幅，嗯，还是留待下一章再讨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