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井湾系列 之 《来路（一）》

一

水井湾位于我家右手下方，蜿蜒小径一百米远的样子。这里坐落着四家人，三家姓杨，一家姓陈，都吃着这口井的水繁衍。

我们家没有什么恢弘的家族史需要交代，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当然，这只是到我爷爷那一辈，再往上面走会不会出现时代风云人物我不知道，我父辈也不知道，爷爷已去世十几年，就算是他在世的时候，也只是常常对我们讲，祖上是从一个湖边的大家族搬到现在的山上来的，目的是为了躲避强盗和土匪，所谓的大家族也只不过是同一个姓的近亲全都住在一个地方罢了，并不是什么达官显贵、名门望族，仅此而已，从未听他说起过我们家族史上有什么恢弘的过去。

我家是坐落在快到山顶的山腰上，是我们村落里离得最远，坐落得最高的一户，我们的姓氏在村落里也只有三户，全是和爷爷一起搬来的近亲。

爷爷那时是一名远近闻名的木匠，常常听大伯和二伯讲起我们现在还在居住的房子，在我们当地称为四列三间七柱房，四列就是有四列柱子，一字排开，形成三间大的居室谓三间，每一列柱子有七，因此得名，然后把三间大居室再分成若干小的房间，就差不多是一个像样的房子了，我家的这个房子就是爷爷一个人的功劳，从地基的石头到柱子房梁瓦片，全是爷爷一个人修建的。我家还多了一个偏房，类似于一个厨房和杂物间，这样的规模在当时当地还是算不错的，即使是我小时候甚至现在在当地有的人家住的还没有这么好这么宽敞，就连我母亲现在念叨起爷爷时也偶尔会说这个房子，不过这似乎是爷爷留给我们唯一的可以用来怀念的实实在在的物件了，爷爷同时也是一名在我们当地小有名气的中医，当然不是什么专业的，类似现在所说的土医师，对一两种病症有一两个比较拿手的偏方，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人来叫爷爷医治一种叫做九子痒的病，其中会用到一种我到现在都不怎么认识的草药，在我们当地叫做断黄草，当时认识这种草药的人并不多，在当时来看病的很多人当中，是知道爷爷就是用断黄草来治疗九子痒的，但他们并不认识，所以还是千里迢迢的来找爷爷，说来也怪，在爷爷采集回来给他们看了以后，几乎所有人都说没见过，我不知道是平时没注意还是这种草药只在我们这个山头生长，当然用现在的生物知识来说，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就是这么怪。

来看病的人一般会带些农村自家种的东西，也有少部分付钱，不过据我的回忆，爷爷很少收钱，带礼物的一般会收下，那年头在农村来说钱是比较金贵的，几乎没什么钱，一件布衣服要穿几年，哥哥姐姐的衣服就给弟弟妹妹穿，大一点的哥哥姐姐的衣服还会给自己的父母穿。我其实在上中学时都还在穿堂姐的衣服，记得有一次没有裤子穿，妈妈就叫我穿一条堂姐的比较中性的牛仔裤，在家看时是这样认为的，其实穿出来一看就知道是女生穿的，那天在学校一早上都没有人说，但到中午吃饭回来，在楼梯间突然有人对我说，“你怎么穿的女生的裤子？”，是谁现在已经忘记了，只是那种尴尬和难堪现在都还记忆尤新。我现在估计其实早就有人看出来了，只是没有人说，我到现在还是感谢他们的善意。

再说回爷爷，当时家庭条件其实是很难的，现在听我母亲说，那时我们家种的粮食只够我们吃半年，所以平时有时一顿只吃红薯、土豆。有一个事现在我们还经常拿来说，二姑妈家的大表姐到我们家来，只有玉米饭，没有白米饭，她死活不吃，所以只好到邻居家要了点白米饭。记得小时候中午时常是煮一大锅糖精土豆，有时削皮，有时不削，然后倒在锅里，加水到快要没过土豆，再加上几粒糖精，然后盖上锅盖加大火，到水煮干时就差不多了。那时候白糖还是属于比较稀有的品种，糖精几乎是每家都有的调料。糖精和白糖不同，白糖甜度是一定的，加多了也不会过分的甜，糖精不一样，糖精加多了会变苦，就是那种甜到苦。土豆熟了以后我一般挑那种煮裂开了的，根据经验，那种都比较糯。

关于爷爷还有一个比较深的记忆，我在上小学时，冬天回到家就会到煮饭的灶门口去找饭，爷爷每天都会把给我留的饭菜放在那个地方保温，一个大碗盛满饭，上面盖上一层才，上面盖一个小碗，现在的话叫做盖饭。贵州的冬天还是很冷的的，会到零下几度，那时也没有像样的保暖的衣服和鞋子袜子，常年都是穿单衣服，夏天穿一件，冬天就多穿几件，鞋统一穿的解放鞋，牌子是3537，在农村曾经很有名，现在农村也还卖得很火，那时在学校要是有谁穿着一双“蓝袜鞋”，就是大家羡慕的对象，就会让我们的虚荣心得到大大的满足。“蓝袜鞋”其实就是一层鞋底加上一层较厚的蓝色的布面，没有花纹和标示，纯色。记得“蓝袜鞋”当时价格是6块一双，后来差不多每年涨一块的样子，现在已经绝迹，找不到了。我当然常年都是解放鞋，袜子就一双，一到冬天，那时流行的说法是，上课双脚都冷得跳起来。我们的教室听说是以前一个地主留下的房子，说实话，现在回想，那样的房子在当时还是大地主的话，其他人的生活就不知该是怎样的水深火热。房子总共六间，被用来当作1到6年级的教室，1到4年级在一楼，5和6年级在二楼。而1和2年级又是单独的，3到6是另外一栋双层的，在我上2年级时，这栋教室曾经要倒掉，学校老师就在当地找了几根木棒来把它撑起才免于倒掉，5和6年级在二楼，其实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安全考虑，楼板很多都不结实，有些踩着踩着还会翘起来，很容易踩空，掉到一楼。还有四周的墙壁，几乎所有的墙壁都是用木板胡乱钉在一起的，横七竖八，根本谈不上装修，覆盖面积大约就百分之五十到六十这样子，所以一到冬天，有风的日子里，教室和外面根本没什么区别，那种穿堂风满教室跑，也不会说因为人多就会暖和一点，座位在中间的会好一点，座位在边上的就被寒风不停的吹，有时手冻僵了连拿笔都拿不起来，冻成一团，那时几乎每个学生的手上脚上都生满冻疮，一个个浅红色的疙瘩是每晚每家每户忙活的对象，就是烧开水来烫，当然不是伸进去不伸出来，,是把红疙瘩不停的在开水中来回烫把淤血化开。

为了对付冻疮，可谓想尽办法，但无非就是开水烫和用其他东西烫，最常用的就是热毛巾，很烫的那种，在高温时一把捂在冻疮上，还有橘子皮和白萝卜，在火炉子上烧烫以后按在冻疮上，生疼，冻疮是治疼，不治也疼，父辈的说法是长痛不如短痛，还是得治。

那时为了抵御严寒，几乎每个高年级的学生都会提火，就是用一个烂掉的铁盆装上木炭，上面添上火，一般是家里早上做饭时烧的草木灰，再用铁丝穿过铁盆的边缘，提着前往学校，低年级的学生有些家长处于安全的考虑不让提，还有一些姊妹多的家庭没有那么多的铁盆，只好几个姊妹共用一个火盆，你用一节课，我用一节课。那时还会在书包中放几个土豆，把它埋在火盆中，烧出来的味道真是好极了，那种不同于水煮和油炸，保留了土豆最原始的味道，同时水分很少，香味我想只有尝过的人才知道。有时有的人会偷偷的去别人的火盆中掏土豆，不见了的人马上就会开口大骂。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土豆是相当金贵的，有时甚至会有人为了几个土豆大打出手。相邻的同学也会相互一起使用火盆，冬天脚很容易冻僵，我们会将双脚伸到火盆的两端，烤脚，相邻的同学就一人伸一边，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提心吊胆的，如果一边的重量稍微小一点就会把火盆踩翻，在课堂上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有些人家用的碳就是一般的草木灰，这种洒在衣服上拍两下就没事了，但有些条件好一点的提的是杠碳，就是用一种叫青杠的木材烧制的，比较耐用，火力很强，如果被这种烫伤就比较严重，不过那时我还没有听说有谁被烫伤过。我们也不是什么细皮嫩肉，一般一点儿火根本奈何不了我们。

下课时就会三五成群的围着一个火盆，有些人没有提火盆，但是会在书包中装上几个土豆，一到下课就央求这个央求那个给他烧土豆吃，那时的一种交易就是我帮你烧三个我要一个。其实这种交易很不划算，烧土豆是很败火的，稍不留神，多烧了几个土豆就会令一盆大火在十几二十分钟之内熄灭，所以帮别人烧土豆是一个高风险的事儿。

我一开始爸妈是不让我提火的，那时二堂姐还没有来我家，我是跟着大堂姐上学的。

那时的学费是20几块，很少有一开学报名就交清了的，有些甚至学都上完了，期末都考过了还没有交清，我则是属于中间的那种，20几块钱，开学的时候交10来块，学期过半再交10几块，一般只要学期过半后，几乎每天上课，班主任都会在班上当作全班的面念一遍还没有交清学费的人的名字，雷打不动。开学时没有交学费的是拿不到书的，一开始是没有全交清的拿不了书，过了几天，看没有几人全交清，就改成是交了部分的可以发书，后来看到还是有很大部分同学没有拿到书，则改成全部未交的也发书了，现在想来，那时我们的老师是多么的善良。

在我所读第一间小学的那五年，对于发书这件事是有规律可以寻的，其实说到底就是利用老师们的不忍心，一开始不交学费不发书，接着是交了部分的发书，后来是完全没有交的只要家长到学校向老师承诺就可以发书，后来干脆家长也不来了。一开始时交不起这20几块的学费，父亲每次报名都会去，后来摸清了老师们的套路之后，就没有去过了，那年头在课堂上被老师催交学费多少还是有些尴尬的，不过全校90几号同学都是如此，也不觉得有什么。这害得我上初中对于学费是一次性交清这件事都感到很惊奇，在我们那种真正的穷乡僻壤，拖欠学费反而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记得在上中学时，语文老师对我的定义是大山里来的孩子，要知道我们中学也不过是位于贵州绵绵群山中的一块小平地上而已，由此可见我们村确实是有些偏了。

20几块的学费，对于那时我们的家庭已经算是不小的负担，零花钱就更加少得可怜，一般一个星期也就5毛，有时甚至2毛，什么概念呢，那时的酥心糖是一毛钱4颗，但并不怎么好吃，但还是有许多人买，就是因为便宜，泡泡糖，也就是今天的口香糖，差的1毛两颗，当时学校的小店泡泡糖最贵的是两毛一颗，能买得起这种糖的人，在我们当中绝对称得上是富裕，买这些和现在一样可以有贴画和积卡片，三年级时，小店的老板在货架上摆了一辆玩具车，也就20厘米长，10厘米宽的样子，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说实在小得可怜，但那时不一样，我们没有钱买任何玩具，后来父辈们开玩笑说我们的玩具就是放牛绳，其实没错，我们那时除了上学几乎就是在成群结队的放牛，所以当老板摆出这样一个玩具车时，可想而知当时我们的心情。要获得这个玩具车就是要积卡片，集齐多少张成套的就可以换，我们每天下课就趴在小店开出的不足一平米的窗户前，久久不肯离去，也有人问老板卖不卖，刚开始说不卖，后来说二块五，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笔天文数字，没有人能支付得起，后来有好些同学说大家一起凑，但直到最后也没有谁把这辆车领走，现在想来这不过是老板拿来让我们消费的手段罢了，那时老板经常出这种类似的点子，所以导致学生中有时有人从家里面偷钱，数额其实也不多，也就几块，如果超过五块，那绝对等着死吧。学费才二十几块，五块俨然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爷爷排行老二，年轻时差点被征召入伍，后来他的哥哥顶替他去了，说爷爷还小，还没有成家。关于大爷爷是否有回来，我从来没有听大人们说起过。

爷爷是在我十岁时走的，那天我懵懵懂懂的拿着一束帆走在抬丧人的前面，拿着灵牌的父亲的后面，我还看到母亲从家里到坟地，在每一个惊险的地方下跪，保佑爷爷的平安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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