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卓杨在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底前后的一些社交情况

俞卓杨在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底前后的一些社交情况

我最近遇到了一些睡眠问题。

我在台湾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做十三。大概是这个数目吧，我对数字缺乏敏感。她是辽宁人。她在某个晚上在天母的某家酒吧里和我说她在吃一种合法的药物叫做褪黑素的有助于解决失眠。我当时估计了一下这种药物绝无仅有的经济价值，就把这句话当做了日常的插科打诨之类的。有些时候你会相信世界上用烟头烫到你最多次的人的所有说话都是插科打诨。嗯。

我之前相信过睡眠爵士这种东西的存在。其实很没道理。和我比较熟悉的朋友会了解我是很喜欢爵士乐的，所以这一条也只是我的个人喜好而已。光是“睡眠爵士”这四个字就看上去足够荒谬了。伍迪艾伦在他倒数第二令人失望的作品里安排鲍比和他的漂亮妻子相遇的第一个凌晨他们去听了爵士乐，然后现在有人和你说有种东西叫做“睡眠爵士”其中包括了你认为伟大到荒谬的A Fine Romance，结果你傻乎乎的相信了。傻瓜才会在午夜听爵士乞求入眠，尽管Bobby是真的想和Vonnie睡觉。傻瓜行为。

我有个Q姓的好朋友，方便起见就叫他作阿Q好了。阿Q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所以他介入我的日常生活这件事实在自然不过的。他是再有趣味不过的人了。有一天他在我家借宿的时候我和他说你就睡在右边的枕头上吧因为我从来都是睡在左半边的床的。他表示很不解说，为什么我一个人住的时候不睡在这么大的床的中间呢？我也思索了一会儿这个问题，倒没有想出什么有力的论据来反驳他的这个论点。于是阿Q就睡在右边。但是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大概是因为睡相差吧，我想。于是之后很久我还是睡在左边。

我在最近增加了一些社交活动。可能是因为不睡眠的原因所以我的最近的每天过得比较焦虑。为此我去剪了一次头发，不得不说在短期内剪发这件事情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其实我算是非常注重外在的一个人，尽管我个人的外在表现并不出众而且也非常疏于打理。但是剪发这种直接改变外观的行为理应被称作是一种重大决策。所以你会在心理上多一些他人的反应，这时候会出现一种叫做期待值的奇怪东西。这和见笔友或是网友的心理是完全相同的。不过很多时候不同的人对于这种期待值的持续周期是不一样的。这就好比你的一个好朋友和你说“阿卓好棒”与一个艳星和你说“卓君好棒”是完全不一样的效果。我的期待值在三天的时间里就消磨掉了。

所以很多时候就会陷入这种两难境地。你羡慕邻居养了两只很可爱的狸花猫但是你很讨厌猫屎的气味以及对动物毛发过敏会不停打喷嚏，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无法抉择只能搁置（搁置倒也是一个选项，所以这个例子应该算是失败的）。你要是给我准备一些酒和一支烟我可以和你装腔作势的探讨一整天这个话题。

我最近在公交车上听见两个女生在闲聊关于文学这个高深莫测而又十分无聊的话题。一个女生说她最近在看小川洋子的书觉得很好看，另一个显得很不屑地说小川洋子的所有书看起来都是同一个样子。我想两个人说的都很有道理。

我在十六岁那年看的第一遍《无名指的标本》这本书。我当时觉得很好。假如说我有很多不想要的东西——我确实有很多不想要的东西——就把它们都典当了，我也许会成为一个既快乐又完美而富有的十六岁的男孩子。但是后来还是决定把这本很喜欢的小说送给别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送给别人，但是觉得很轻松，好像真的把我不喜欢的无名指（或者可能是长着不好看的胎记的左手手腕）典当给了某个商人一样。

然而没有。那块胎记还是明明白白的在我的左手手腕上不偏不倚。我很少和人提起这个黑黑的东西，因为它藏在一串紫檀做的珠子下面。有一个朋友说阿卓不应该把它藏起来，因为这块胎记也是阿卓很酷的一部分啊。我当时想那么阿卓到底喜不喜欢阿卓呢？那么阿卓又是哪位呢？是好人来的还是坏人来的呢？

我没有和她说，可能以后也不会和什么人说这些反驳她的东西了。但是我还是没有闹清楚这之间的逻辑联系。所以期待值、社交情况、睡眠时间、胎记的形状、喜欢的文玩的内在联系我都没有闹清楚。但是一想到某个地方有一个装着福尔马林的广口瓶，里面孤零零的悬浮着一小截长着黑色胎记的左手手腕，还是觉得有一点瘆人。所以手腕还是留着吧。什么都留着吧。

最近没有特别的社交。认识了三楼的几个有趣的邻居，除此之外和人很好的室友吃了一次不知道是火锅还是串串的晚餐吃的很开心，似乎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了。

我记得有一天张国荣的一部电影重映了。票很便宜，我的城市只有一家电影院放映，我自己去看的，一场电影里有五个人，一对情侣，两个女孩子。我觉得很好。

我大概不适合写社交日记这种东西吧（笑）。哈，我未惊过。

想说天气变冷了。看起来快要圣诞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