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现在都俗称叫太监，其实是古时候专供帝王及其家族役使的男性奴仆，而且还得挨上那么让人牙酸的一刀，地位本应该低贱得一塌糊涂。不过俗话说“宰相门前七品官”，更何况跟着皇家混的公公们？所以这帮家伙很容易获得帝王们的信赖和倚重，从而得到插手政事以及执掌权柄的机会。不过由于普遍性的素质低下以及被读书人搞得名声臭不可闻，所以宦官掌权通常会被视为灾难性的事件，史称阉宦之祸。

总以反面角色出现的宦官，其实就是皇权臣权斗争的工具，本身并无善恶好坏之分

但当上宦官都得挨上一刀还是汉光武帝刘秀立下的规矩。在此之前，宦官可能挨过刀，也可能没挨过，甚至连他们的死对头、即士人也经常被打发去当起了“中官”——“案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后汉书·卷四十三·朱乐何列传第三十三》）。所以说像是著名的赵高赵公公到底长不长胡子这种事，还真是没法说清楚。

在史上宦官最高光的时刻，无非东汉、中晚唐还有明朝。究其原因，除了那些年宦官界“人才辈出”以外，更重要的就是皇权不振，或者皇权经常受到挑战。比如说东汉自明章二帝之后统统都是幼帝即位，又普遍性的遭受到外戚的欺压，想要夺权只能依靠信得过的宦官；比如说自安史之乱后李唐的皇帝们威权尽丧，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党争不断，只能依靠宦官维持自己所剩不多的颜面；再比如明朝的士大夫们一直对老朱的子孙不怎么服气，还总想着尽复两宋时的荣光，所以总是没完没了的斗皇帝。在这种情况下，贵为九五之尊亲自下场跟臣子揪领子、薅头发既丢面子又跌份儿，干脆就放出几头如刘谨、魏忠贤这样的恶犬，咬得士大夫们丢盔卸甲、溃不成军，岂不乐乎？

事实上，甭管士人们在史书中将自己吹嘘得如何天花乱坠、如何不可或缺，但从秦到清堪称历代皇帝“贴心小棉袄”的，却始终是宦官，也只有宦官。因为对于帝王而言，唯有宦官才是真正的忠心可靠，还能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而无须担心有任何后患。更重要的是，甭看那些士大夫们自吹自擂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但要办起实事来，还真不一定比不上一个公公。

士大夫经常被宦官虐得死去活来，还不是因为自己没本事？

比如说在北宋，遍地都是自诩“儒将”或“帅臣”的野生军事奇才。可真要论起战绩来，这帮士大夫们恐怕连个宦官都打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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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提起两宋319年间出名的人物和事迹，那可是多了去了。不过要说起宋朝的宦官，那知名度还真不是一般的低，能让人一下子就能想起来的，恐怕也只有个爵封广阳郡王，又被插上个“六贼”标签的童贯了。

毕竟由宦官而入贼的不少见，但腹下三寸少了那二两肉还能封王的，史上也仅有区区三人而已（另两个是北魏冯翊王宗爱和唐朝博陆郡王李辅国）。

童公公确实长胡子，但只有十几根，没剧中这么多

但宋朝的宦官之所以给人留下无所作为的印象，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

一场陈桥兵变使得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但这样的情况自晚唐以来太过于司空见惯了。毕竟当时流行的就是“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旧五代史·卷九十八·列传第十三》）——每隔个十几年甚至三五年，就有军头抢了皇帝的饭碗，赵大凭什么觉得他的大宋朝不会成为五代之后的“六代”？

为了避免家破人亡的命运，赵匡胤哪里还顾得上什么荡涤乾坤、睥睨天下之类的远大理想？于是他拿财帛土地讨好武官，又拿出超高的地位和待遇讨好文官，直接导致了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先天发育不良，问题隐患留下了一大堆。唯一的好处就是国内士绅勋贵们老实得不像话，只顾争权捞钱，就是没人想造反……

当主子的都低三下四得快不要脸了，还能指望当奴才的腰杆有多硬？

不过但凡是能干上宦官这份非常有前途的职业的，从来都少不了狠人和猛人。哪怕是在宋朝这样“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只要给他们点阳光，公公们照样能灿烂：

“癸丑，帝（赵匡胤）崩于万岁殿。时夜四鼓，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赵光义）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乃与王俱进至寝殿。后闻继恩至，问曰：‘德芳来邪？’继恩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勿忧也！’”（《续资治通鉴·卷八·宋纪第八》）

王公公的一个“假动作”，不但改变了自己行走的方向，也改变了大宋朝的历史走向——这样的宦官难道不牛？就算是跟他东汉、中晚唐和明朝的同行们比起来，也是不遑多让。

在整个两宋300余年间，敢胆大如王继恩的宦官，仅此一人

当然，两宋三百来年就出了一个王继恩，算是偶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王继恩的徒子徒孙们，就只能安分的在内廷的那一亩三分地上伺候皇家的吃喝拉撒睡，只不过相比起其他朝代，宋朝的宦官们有些“偏科”。

毕竟在大宋朝，除了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外，还有个至高无上的士大夫阶层谁都惹不起，“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一·熙宁四年》）嘛——所以对于赵家皇帝而言，治权、财权、人事权向来是跟文官分享的，想“朕躬独断”基本不可能，唯一能死攥在手里不放的，就剩下个军权了。

于是作为皇帝最信任的代言人，两宋、尤其是的北宋的公公们只好统统跑到军中发展了。

比如说前边提到的童贯。在其伐辽丧师、招来靖康之变以前的20多年里，这位童公公一战收复河湟四州，二战攻克横山迫使西夏称臣，三战又平定方腊之乱，就战绩而言绝对堪称是徽宗朝第一名将。再比如说王继恩，人家也不光是会搞投机，上了战场也算一把好手——他不但参加过北宋开国之战，雍熙北伐时也出过力，在淳化四年（公元993年）爆发于西川的王小波、李顺之乱中，王公公更是以主将的身份率军平乱，一不小心也当了把名将。

甭管咋说，童公公都是赵佶手底下的头号猛将

当然以童、王这样的水准，在大宋朝的宦官界还算不上能拿得出手的。因为无论是比功勋、比能力还是比人品，他们都不算是第一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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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秦翰，字仲文，真定府获鹿（今河北鹿泉）人。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时，年仅13岁的秦翰入宫，并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搏出了前途。既然出人头地了，秦公公自然就得干点正经事，于是就被不知是赵大还是赵二给打发到军中，作为皇帝的代言人监督领兵大将。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赵炅在攻灭北汉后打算趁势夺取幽州，结果遭遇了高粱河大败，连他自己都屁股中箭狼狈逃窜。来而不往非礼也，契丹人随后便派遣韩匡嗣、耶律休哥等大将入寇北宋，首当其冲的就是镇州（今河北正定）。

高粱河之战宋军败北的罪魁祸首，就是宋太宗赵炅

其时秦翰在驻屯高阳关（今河北高阳）的崔彦进部担任兵马都监，说白了就是个监军头子，瞅见哪个不怕死的敢不听皇帝的话就打小报告的那种。没想到的是，秦公公第一趟当差，就遭遇了一大堆的“乱臣贼子”。

赵炅打仗的本事不咋地，但眼光还行，早早就判断到了契丹必然报复。于是还没等韩匡嗣等人气势汹汹的杀过来，他不但早就调兵遣将屯守要隘，还千里迢迢的的派人送来了大宋朝军队压箱底的宝贝——阵图。

话说赵宋皇帝几乎都是受迫害妄想症的重度患者，恨不能睡觉都搂着自家的兵马。所以自古以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传统在大宋朝是根本就行不通的，当将军的哪怕是出门先迈哪条腿都得听皇帝的，这就是所谓的“将从中御”。

而将从中御发展到极致的产品，就是阵图。赵炅就发明了个据说可以百战百胜的《平戎万全阵图》——就是在约定好的时间和地点，14万宋军都按照皇帝陛下指定的位置站好，然后等着契丹人来撞个头破血流就好了……

不过契丹人又不是赵炅写的代码，自然不会按照他设定的程序打仗，于是《平戎万全阵图》好像从来都没有“万全”过。但是赵炅并不气馁——上回不灵，说不定下回就灵了呢？

按照皇帝陛下的指示，宋军应分八部列阵迎敌，可是右龙武将军赵延进却不干了。为啥？契丹人的兵力本来就不比宋军少，还集中在一起攻击宋军一点，这不是妥妥的要被各个击破的节奏吗？于是他悍然违诏改八阵为二阵，并前后相辅逐次抵抗。

北宋赵家祖传的阵图，除了祸祸自己人外毫无用处

打仗是要死人的，就算能在战场上逃过一劫，战败了弄不好也得被砍脑袋（哪怕是按照赵炅的阵图去打）。所以对于赵延进的“乱命”，监军李继隆附议，李汉琼、崔翰等将军也没意见，那么秦翰呢？

别看秦翰的官职不高，但毕竟是皇帝家臣，能直接通天。只要他反对或是打个小报告，甭管赵延进、李继隆们占着多大的道理，都会变得非常被动，甚至很难坚持他们的主张。

史书中没有记载秦翰的反应，显然他至少是默认了赵延进“抗旨不尊”的举动。而且在此后的战斗中，秦翰奉命与崔彦进从侧后伏击契丹军，并亲冒矢石反复冲杀，最终大破契丹。

这就是满城大捷。在此战中，宋军杀敌万余、俘敌万余，并擒获敌将3人、马万余匹、辎重器械数以十万计，韩匡嗣弃旗鼓而逃，仅耶律休哥部得以全身而退。经此一战，宋军止住了自高粱河之战以后节节败退的颓势，使得宋辽间的战线基本得到了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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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满城之战后，秦翰的能力得到了赵炅的肯定。于是在此后的近10年间，他一直在滋州、镇州、定州、高阳关等对契丹作战的第一线任职。期间多次与敌交锋，互有胜负。

宦官名声不好，哪怕功勋卓著、私德无暇如秦翰，也被画成了这副德性

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契丹再度入寇，杨嗣、杨延朗于羊山被围，秦翰与李继宣急驰赴援，与契丹展开一场血战并大破之，取得了丰硕的战果：

“前军与契丹战，大破之，戮二万余人，获其伪署大王、统军、铁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级并甲马甚众，余皆奔北，号恸满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咸平四年》）

不过契丹人的报复很快再度降临——3年后，临朝称制的太后萧绰和辽圣宗耶律隆绪率20万大军大举南侵，一度兵锋直至黄河岸边的澶州（今河南濮阳），距离宋都汴梁不过200里之遥。在此危局之下，宋真宗赵恒被宰相寇凖连哄带吓唬裹挟到了前线，终于止住了颓势，与契丹签订了一纸澶渊之盟。

在这一战中，秦翰先后在澶州、魏府（今河南安阳）和邢洺路（治所在今河北永年）主持军务。赵恒抵达澶州后，又调其担任驾前西面排阵钤辖，主要职责是保住皇帝陛下的小命。作为皇家家奴，秦翰自然要尽职尽责，率部下日夜在城头防守，一度盔甲不卸达70余日，直到契丹撤兵一个多月后，他才率领所部回京。

澶州之战，秦翰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故此被加封为宫苑使、入内都知。

从太平兴国四年到景德元年的26年间，秦翰一直活跃在河北抗辽一线，但他后来最为人称道的功勋，却并非是在此地建立的。

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因党项部首领李继迁勾结李继捧袭边，赵炅遣李继隆、秦翰前去讨伐。为防止李继迁等人逃跑，秦翰单人匹马进入夏州并矫诏稳定住李氏兄弟，最终使得宋军顺利占据夏州、俘获李继捧，李继迁被迫逃窜。战后，秦翰因功晋为崇仪副使，灵、环、庆三州和清远军四路都监。

北宋打不过西夏是仁宗朝以后的事。在此之前曹玮、秦翰等收拾党项人如砍瓜切菜

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益州（今四川成都）军士赵延顺聚众造反，并推举都虞候王均为首领，建国号大蜀，年号化顺，一时间西川半壁沦陷，朝廷震恐。

赵恒没辙，只能调遣雷有终、秦翰、李惠、石普等人入蜀平乱。谁知雷有终等部先后战败，唯有秦翰督师五战五捷，而且亲自上阵杀敌、身中流矢而不退，终于攻克益州、逼死王均，仅用时10个月就平息了这场叛乱。

次年，李继迁攻占清远军（今宁夏同心），赵恒只能再度拿秦翰当救火队员使唤，将其调往西北担任西面行营铃辖。秦翰很快率军深入敌境，焚毁粮草8万余石，斩首5千余级，俘虏9百余人，获牛羊、器甲2万余。

此后，秦翰又调任环庆泾原路钤辖兼安抚都监。面对首鼠两端、不肯降顺的境内蕃部，秦翰痛下杀手，先后剿灭了康奴、章埋等部，斩首数千，缴获牛羊数万头，使得陇山内外诸部大为震恐，纷纷纳地投降。

鉴于秦翰在西北边疆巨大的威望，在澶渊之盟订立、宋辽间再无战事后，赵恒便将其调任泾原仪渭路铃辖，负责防御党项部。在秦翰戍边的数年间，党项人不敢轻启边衅，西北地区迎来了罕见的太平。

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秦翰因暴病猝然逝世，享年64岁。赵恒闻讯为之泪下，并追赠贝州观察使、彰国军节度使。

纵观秦翰其人，军事才华可能算不上一流，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逢战必争先——秦翰在战场上的口号从来都不是“弟兄们，给我上”而是“跟我上”，以至于战创遍体，让人不忍卒睹。尤为难得的是，他还不居功、不揽权、不谋私利，爱兵如子，乐善好施，死后家无余财。这样的人物，别说宦官了，便是古之名臣贤士，又有几人能够做到？

像秦翰这样逢战必身先士卒的，即便是职业武将也不多见

故此，哪怕是极度鄙视宦官的士大夫，也不得不给予秦翰极高的评价：

“翰倜傥有武力，以方略自任。前后战斗，身被四十九创……性温良谦谨，接人以诚信，群帅有刚狠不和者，翰皆得其欢心。轻财好施，与将士同休戚，能得众心，皆乐为用。其殁也，禁旅有泣下者。”（《宋史·卷四百六十六·列传第二百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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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而北宋一朝能打的宦官，绝不止秦翰一人。

窦神宝，宋太宗赵炅时期的宦官。在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北宋征讨北汉的太原一役中，窦神宝身披重铠率先登城并为流矢所伤，因此受到了赵炅的重视，战后任命其为并州监军。

人们印象中的宦官基本都是贪财怕死的德性，谁能想到还有甘冒矢石奋勇先登的公公？

在任并州期间，窦神宝屡次主动出击与契丹交战，先后夺取堡寨36座、斩首千余级，缴获无数；太平兴国九年（公元984年）驻屯夏州期间，他剿灭了岌伽罗腻等14部族叛乱，再度斩首千余级；淳化三年（公元992年）窦神宝出使河东期间，恰逢当地牛氏部族叛乱，他调遣兵马很快平息了叛乱，并抓获了9个叛军头领；驻防灵州期间恰逢李继迁叛宋，窦神宝便与慕容德丰主动出击攻破了党项人的堡寨，俘获人口、牲畜数以万计。

不过窦神宝跟大多数的公公一样，既爱财又吝啬，故此后人评价不高。

李宪，开封祥符人，宋仁宗皇佑年间入宫，在宋神宗赵顼即位后开始外任，担任永兴军、太原府路走马承受。

走马承受是宋时的差遣官名，全称为“都总管司走马承受公事”，是皇帝亲自指派、身份公开的“特务头子”。其主要职责就是监察辖区内的一切不法事，可以直达天听，并许风闻奏事，一般由宦官或武官担任，反正是个挺招人烦的角色。

而李宪这个特务头子显然有点不务正业，小报告没打过几个，倒是屡屡上书言拓边之事，这恰好正合赵顼的心意，于是备受宠幸。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西军大将种谔为谋取横山力主修筑罗兀城，遭到李宪的强烈反对，认为此举造成兵力分散，必遭西夏反噬。结果李公公一语成谶，种谔果然遭遇惨败，于是李宪的军事才华愈发受到赵顼的重视。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洮河安抚使王韶请旨收复河湟之地，李宪以巡视督师的名义与之一同出战并攻占河州（今甘肃临夏）。此战北宋拓地千里，招抚人口30多万，史称“河州之役”。不过蕃部首领木征不甘心失败，很快就卷土重来，王韶与李宪再度联手迎敌。

熙河开边是宋初之后绝无仅有的一次领土开拓

不过因为战术上的分歧导致二人分道扬镳。李宪虽是独领一军面对强敌，但他久在军中深知军心，于是在战前大力鼓舞士气：

“先是，朝廷出黄旗书敕谕将士，如用命破贼者倍赏。于是宪晨起帐中，张以示众曰：‘此旗，天子所赐也，视此以战，帝实临之。’士争呼用命以进。”（《宋史·卷四百六十七·列传第二百二十六》）

于是三军用命与敌展开血战。期间李宪又使人抄后路烧毁木征军营寨，终使敌军在惊恐中崩溃。李宪趁机率军掩杀，连破十余座堡寨，迫得木征不得不率残部投降。

战后，李宪因功加昭宣使、嘉州防御使，后又晋为内侍省押班、干当皇城司事。

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因西夏发生政变，赵顼趁机发动五路伐夏之战，李宪被任命为五路统帅，掌有节制诸路之重权。不过因诸将争功导致功败垂成，最终宋军惨败。此战中，李宪亦有贪功冒进之举，但因所部得以全师而退，故此未受处罚。

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西夏进犯兰州，李宪守御有方迫敌退兵，又遴选精骑追击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不过因夸大战功遭到弹劾，李宪被降职。

因赵顼之死倒霉的不止变法派，还有深受他信赖的一大票公公

元丰八年（1085年）赵顼驾崩，李宪随即倒霉——这位一向主战的宦官名将向来是旧党士大夫的眼中钉，现在没了大靠山，他的战绩功勋非但变得一文不值，甚至还成了众多“君子”口中十恶不赦的祸国大奸：

“元祐初，言者再论其将王师二十万，公违诏书之罪，刘挚比中正与李宪、宋用臣、石得一为四凶，又贬秩两等。”（引用同上）

于是李公公被一贬再贬，最后受不了了想退休回家养老，结果士大夫们仍然不肯放过他：

“中书舍人孙升言：‘宪方在罪责，乃加恩礼，使之致仕自便。臣恐开此一端，今后罪流窜之人，皆以疾请致仕，则是王法不行于有罪，将何以为国？’遂寝前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六十四·元祐六年》）

于是在一年后的凄风冷雨中，曾经威风不可一世的“李太尉”病逝，享年仅51岁。

除此之外，像李神祐、卫绍钦、王中正、李舜举、谭稹等北宋宦官都有着不平凡的军中履历，仅以北宋对外战争的表现来看，甚至都可以称之为名将了。以至于在《宋史》的《宦者列传》中所载的43名公公中，竟有18人有过从军出征的履历，在历朝历代中都算得上是空前绝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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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经常有人说“北宋无将，南宋无相”，其实这种顺口溜式的的历史总结从来都不靠谱。就拿北宋来说，看似名臣良相灿若星河，但实际上除了范仲淹、包拯、王安石、章惇等寥寥数人外，剩下的基本上都名过于实，甚至其中的大多数人要为北宋最终的衰亡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北宋的那些所谓名臣良辅，大多名过于实

至于说北宋无将，那就更是扯淡了。按照其开山老怪赵大和赵二设计的体制，北宋的将军就是拿来当猪养着、当贼防着的；北宋的军队更不是为了开疆拓土、宣示国威而存在，纯粹就是为保住老赵家的皇统而养着的百万条看家狗而已。

这样的将军和军队生来就与虎狼之师搭不上半毛钱的关系，又怎么去打胜仗、出名将？

然而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可能避免国防上的压力，尤其是像北宋这种天生弱鸡的王朝，更成了周边蛮族眼中的香饽饽。哪怕赵宋君臣发明了岁币这个低成本避战保命的传家宝，但刀架到脖子上时，再不想打架也不得不比划两下吧？

只要有战争，自然会有英雄辈出。所以北宋并非无将，像是曹彬、潘美、李继隆、曹玮、狄青、王韶、种师道、宗泽等都是一时之选，若非生在那个倒霉的时代，他们所能取得的成就和名声，并不一定就比汉唐时的那些名将差劲。

理由很简单。汉唐时名将如云、战功赫赫，那是因为国中有明君贤臣的大力支持和充分保障，麾下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尤其是闻战则喜的精兵悍卒可以如臂使指。在这种情况下，当将军的可以心无旁骛的尽情发挥自己的才华，而无须一边打仗还一边想东想西。

可在北宋呢？面对凶悍的强敌，当将军的手底下充斥着一大堆“幽灵兵”（北宋军中吃空饷的状况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实际兵额能达到编制七成的都算精锐。往往是出动3千“精兵”，却只能点到2千个人头，再剔除老弱和后勤，能凑出1千人上阵都够呛，所以经常出现明面上兵力占优却遭敌围殴的情况），背后的君臣还动不动就捅刀子，经常连指挥权都捞不着，只能听任一群外行文官瞎指挥。尤其是在打败仗就得理所当然的当替死鬼，打了胜仗还得被猜忌、被提防，没准死得更惨的情况下——就算把韩白、卫霍、（初唐）二李穿越过来，难道就能比狄青、种师道们打得更好？估计还没等他们上阵，就先被自己人干掉了。

北宋的将军们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想打场胜仗，比登天还难

北宋的将军混得如此之惨，倒是给了宦官们莫大的机会。于是像秦翰、李宪、童贯等诸位公公趁机脱颖而出，起码在历朝历代的宦官界能混出个名将的名头。

当然术业有专攻。单论军事才华和指挥能力，秦翰、李宪之流肯定不如曹、狄、种等专业的将军能打，但总比那些总喜欢跨界玩票的文官强得多吧？

比如上阵前自吹“ 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结果一交手“帅臣”光环就立马破功、成了党项人口中“韩琦未足奇”的那位社稷之臣？

这个事实显然让士大夫们很是脸上无光。于是掌握了舆论话语权的他们，便对秦翰、李宪等人采取不提、不讲、不闻、不念、不宣的态度。以至于千百年后，已经很少有人还记得这些很能打的公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