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的千金和夹缝中生存的“二代”们

钱祺家里破产了，她爸在债务危机和兄弟纠纷的双重压力之下进了医院，一躺就是一个月。她妈一夜之间熬白了头，四处求人，至今未果。钱祺的爸爸小时候常跟她提起的“成王败寇”，这回她总算是体会到了。

钱祺最喜欢的中国企业家是董明珠，她爸出事那天，她还在电视机前看董小姐的访谈，这个一脸憔悴的女人在镜头面前说：生意场上永远都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

她关了朋友圈，给我发来一条微信：Amy，你能过来见见我吗？

那是6月初的某天夜里，我已经洗了澡，准备睡觉。收到钱祺的微信，毫不犹豫地撕掉敷了5秒钟的面膜，随手扯上一件线衫，就蹭蹭蹭地往外跑。我住的地方在上海徐家汇的边角料，去地铁站的路上会遇到一些断胳膊残腿的乞丐。

夜已深，他们就地睡着。

我不知道钱祺现在什么状况，距离她上一次联系我，已经是两个月前的事了。她在电话里说她快没钱了，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我说你怎么会呢，堂堂一个外资投行的分析师，怎么可能会没钱。她说她家里出事了，可能很快就会离开上海。我有些不知所措，毕竟钱祺在我眼里一直是身价过亿的千金小姐，她爸爸独掌他们家的家族企业，还是好几个上市公司的股东，那家底，哪能说没就没有。当年我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年纪小小的钱祺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已经独自在英国生活了好几年。印象里，她妈妈每年都会去英国看望她，陪读一阵子。钱，好像从来都不是她该烦恼的事儿。

直到两个月前，钱祺在电话里泣不成声，我才忽然意识到这个高高在上的小公主可能再也回不到从前。

我想不出安慰的话，只能告诉她：“没关系的。你还有工作。你父母他们会把事情处理好的。”

钱祺的声音颤抖着，平复了好久说：“你不懂的。” 然后她挂了电话，回给我一条微信：谢谢你陪我聊，我去工作了。五分钟后，我在她的朋友圈看到她用B612和同事们拍的自拍，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十年前，我和钱祺一起看《欲望都市》，里面有一幕是Carrie在大雪纷飞的圣诞夜奔去Marinda家，为了送上一句“圣诞快乐”并陪伴她熬过漫漫长夜。电影上映之后的两周里，这一桥段里女主角披着的Gucci外套席卷了当时的时尚圈。那个时候我们都以为，这可能会是我们未来的样子。十年后，我也终于要在半夜奔赴钱祺的居所，却不是在安和的圣诞夜，舍不得打的只能赶最后一班的地铁，也没有能力买得起Gucci的大衣。

那阵子上海突然变天，明明说好的是夏天了，到了晚上却刮起了深秋的风。身上的线衫好像单薄了一些，也不够挡风，毕竟过去钱祺那儿，我需要穿越半个城市。

钱祺原先住的地方，在离新天地不远的酒店公寓，自己付一半的房租，偶尔也从她爸给她的银行卡里打款。两个月前，她搬去毗邻8号线大世界地铁站的一幢老居民房里，月租降到了3000。钱祺不愿去奉贤金山那种偏远的市郊，在大鹏那篇有关“租房”的文章被刷爆之前，她就清楚地知道，居住地点和环境与工作效率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她也不愿和陌生人合租，毕竟从过去到现在，她本不属于《欢乐颂》里2202的世界。于是从工资里拿出3000租一个内环的一居室，还是可以凑合度日的，但，也只能是破旧的居民楼了。

那一座楼的外墙四周都围着支架，好像随时都会支离破碎。从地铁站下来去她家，还要走过一座天桥，上海的天桥不像北京，没有那么多的故事，有的只是稀疏来往的冷漠面孔。我去的那天，有个小哥在桥上弹吉他，嘴里唱着《那些花儿》，他的身后，是旧时上海滩曾经灯火通明的“大世界”。

钱祺突然出现在天桥的那一端。她的眼睛有些红肿，显然是刚哭过。头发被那晚的狂风吹乱，身上的真丝连衣裙在风里摇曳。虽然生活大不如从前，她的手里依然拿着精致的clutch，配她那一身连衣裙。钱祺的妈妈从小就教育过她，女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优雅。

“你怎么跑出来了？”我问。

“我怕你迷路。”

“我不是你好嘛。” 虽然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我还是希望能让她开心起来。

钱祺笑笑，不说话。

我们肩并肩往前走，好几次话到嘴边，我却不知道该怎么问出口。

“我辞职了。” 钱祺突然打破了沉默。

我愣了半天，憋出一个“嗯”字。

钱祺一般找我的时候，常常是遇上闺蜜撕逼、男人劈腿这些通俗的戏码，她说只要跟我一起骂一骂那些贱人，就浑身解气，啥事儿也没有了。可是这一次，我的伶牙俐齿和自成一个派系的逻辑都成了无用之术；语言和情感，都在顷刻间变得苍白又乏力。

“之后你打算怎么办？怎么突然就辞职了。”

“可能先回家吧。我担心我爸爸。。。”

“嗯。”

“你能明白吗？钱没了不要紧，可我害怕失去我爸妈。。。

我现在也没心思工作，公司的领导说我工作心不在焉，态度有问题。。。

我中午吃饭的时候，听到同事们在背后说我是因为家里有钱，所以吊儿郎当没关系，反正干这份工作也只是为了体验生活。。。

他们到现在，都觉得我是富二代，所以理应请他们吃饭喝茶送水果。。。

我哪有不好好工作了，一直都尽心尽责，何况这份工作，本来也是我自己找的，但他们认定我家里有关系，认定我能力一般，我的努力他们反正也看不见。。。

今天他们又要我请客吃饭，我答应了。。。然后他们在饭桌上让我介绍高富帅给他们认识。。。我说好啊好啊，然后下一秒我妈的电话就来了。她跟我说可能爸爸快不行了，法院的传单也到了。。。

你说人生多荒唐、多可笑啊。。。去年还好好的人呢，今年说倒下就倒下了。。。

他们还说我富二代呢。。。我看他们全家都是富二代。。。”

她喃喃地念了一路，直到我们走到她租房的门口，她弯腰去捡散落在地上的两张水电单，才停了下来。楼道里黑黝黝的，突然邻居的老阿姨探出头来，隔着如监狱栅栏般的防盗门对着钱祺喊：“侬回来啦，刚刚楼下物业过来催物业费啦，侬有空过去交一下好伐， 不然他们老来催。” 钱祺礼貌地跟阿姨说了声“谢谢”，推门请我进屋。

“屋里有点小啊，你别介意，跟我原来那地儿没法比。”

“哎呀没事，我是来看你的，又不是看房子。”

“嘿，你真的是个很好的朋友。”

“干什么呀，突然那么矫情。”

“你说，十年前，咱们能想到自己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一边说着一边拿起手机收微信。

我看到她的背影有些颤动，知道她下一秒就要哭出来。

“我真的不知道，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用，我没有办法帮助我的父母，对他们的困难爱莫能助，哪怕找个有钱人把自己嫁了的本事，我都没有。” 钱祺一边哭一边念叨，“还记得Rita吗？她们家前几年也出了事，可人家嫁了个有钱的老公，婆婆公公把债务都还清了。我呢，认认真真地念书，考名校，进投行，每天说要靠自己不要靠男人，可是现在，我连我的至亲都帮不了。”

我递过去一张纸巾，不知道要说什么，提到嘴边的“你还有我”被咽了回去，因为转念一想，发现这大概是此刻最没有意义的对话了。有我能怎样，那些生活里巨大的灾难最终还是得她一个人抗。

钱祺又哭了一夜，直到没有力气，睡了过去。

钱祺所面临的家变，并不是我遇到的第一例了。

时间倒回到07年的时候，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一直到08年我申请大学，英国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每天都写着Financial Crisis。那个时候我要报考一些比较好的经济系，需要单独写一篇有关经济学的论文，我的辅导老师要我以credit crunch为主题提交我的申请论文，我不以为然，觉得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任性地选择了与当时正在北京如火如荼举办的奥运会相契合的主题 ——— Olympic Economics。

同样是那年，中国为了避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台四万亿计划，房地产看涨，许多人在楼市大赚特赚，与国外哀声哉道的大环境相比，国内却一片繁荣。我心里想：看吧，跟我们没关系。很快，我上大一，微观经济学的老师在第一节课就说：你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三年后都会面临失业。

我还是不信。

三年后，英国失业率持续上升，PSW(Post Study Work Visa)取消，大量的留学生回流。他们当中，相当一大部分的家庭背景，是实业起家的制造型企业；就在同年，国内大量的中小型加工制造业倒闭，许多企业主跑路、进监狱、自杀。。。腥风血雨，不过就是一夜之间。即便是苟且留下来的幸存者，也早已今非昔比。

我常跟钱祺说，“你要记得，一个人的命运，敌不过一个大时代的命运。”

事实上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地方，多得是夹缝中生存的“二代”们。说是“二代”，却当真谈不上“富二代”，充其量，是新中国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中产二代”们。他们有一定家底，却还不足以赤手空拳对家里的资产进行资本运作，并享受荣华富贵般的生活。他们的父母穷其一生将他们送上一个社会阶层，却仍需要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安身立命。

他们看尽繁华，却未必能够将“繁华”延续，他们也比谁都更加清楚地知道：人生兜兜转转，到最后能够依赖的，始终只有自己。

————一条真实的分割线————

@Cherry034 29岁 外企公关

以前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富二代”，因为我身边的小孩一个个都比我有钱。但是自从回国，就被很多人叫成“富二代”，我跟他们解释了很多遍，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们说我这么小出国，念的都是私立学校，那得多少钱；还说我在上海有车有房，一般人在我这个年纪怎么买的起。可是真正的“富二代”，怎么可能来打工啊。

我的父母在90年代下海，是那个年代的下岗工人，他们从一穷二白开始奋斗才终于有了一些钱供我读书。我家是个小地方，当地没有多少读书人，很多父母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孩子读书，上好学校，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像我父母因为没有文化，所以从原来单位下岗就只能干老本行，别的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我觉得他们毕生的心愿就是让我离开家乡，突破阶级。上海，无疑是最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的地方。

所以他们很早就帮我买了房子，车是后来我爸不开了给我的，至于学费，那都是他们辛辛苦苦攒下来，一掷千金在我的身上的。

可是你知道吗？像我们这种小地方来的所谓“二代”，真的比不上北上的一个中产家庭出身的小孩。我们的父母就算再有本事，他们本身的阶层局限就让他们无法把人脉和资源扩展到家乡以外的地方。你只能在上海暂时找一口饭吃，剩下的路完完全全得靠自己，父母对你的义务，真的到此为止了。这世界上除了有一小部分人，没有谁是“二代”，你的人生最终都得靠你自己。

@李深 28岁 基金经理

我父母是白手起家的，我记得很清楚，我5,6岁的时候，他俩半夜拉着一卡车的货从黑龙江开夜路到沈阳，实在困得不行就睡在高速公路上。后来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机缘巧合，家里的生意就做起来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豪车豪宅，要什么有什么，对于我的要求，他们从来都是顺从，因为给得起。小学毕业以后，我就出国了，等我回来的时候就赶上了金融危机，我偶尔有听到他们说生意不好做之类的，但具体是什么困难并不知道，也没有概念。

我来上海的第二年，换了3份工作，经常跟同事一言不合就撕了。大概2015年的时候，我爸突然癌症去世了，然后我妈妈告诉了我家里的真实状况，我才知道原来她让我来上海是因为不想家里的变故影响到我在沈阳的生活，所以才让我离家远一些。

那个时候我还是没有具象的概念，一直到后来，我妈开始问我借钱，1千块1万块都好。然后她经常跑上海，说是为了看我，其实是为了躲债。我有想过如果我不是从小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我会去干什么，我可能会安安静静当一个小学音乐老师。可是现在我没办法，家里有债务，我妈妈未来也需要我赡养，她一定想过好日子，所以我必须硬着头皮干下去，有时候会很绝望，因为我并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能力给我妈像她当初她给予我的生活条件。

@秦小二 27岁 证券公司高级分析员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我父母托了老家的关系再托了上海的关系帮我找来的。我自己也不是没有去面试过，但是都被刷下来了，有些地方确实是我能力不够，但是有些地方就因为我是海归所以跟我说我不合适，也有一些HR说我家里条件好，肯定没有self-motivation就没给我offer。总之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

靠关系进去没有什么好处，公司里的风言风语很多。因为我爸又不是公司股东，本来也是绕了好几层关系才进去的，其实你根本站不住脚。就算你能力再强，表现再出色，也有人会在背后说风凉话，大家其实看不到你本身的实力。

我们这种人吧，就是属于不上不下的，比下有余，比上不足。有时候我觉得挺累，因为你得花比别人多十倍二十倍的力气来证明自己。否则不仅没人把你放在眼里，还会倒踩你一把。

@TT2046 30岁 外企职员

假期回了一趟老家，看到我的小学同学都成了真正的公子哥，比名牌，开跑车，脑子里没有其他东西。他们不仅安于现状还特别自豪，那些小时候特别有灵气的少男少女突然就失去了很多光芒，我感觉他们每个人都一样，好像没有什么特点，除了名字不同，过的日子都大同小异，连爱好也齐刷刷地变成麻将和桌游。

这是我特别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其实你已经没有办法再跟他们去聊的别的话题了，比如说环保、比如说种族、比如说梦想、比如说慈善。。。他们对这些东西提不起一丝兴趣，而且他们会觉得你很奇怪。更重要的是，我能从他们看我的眼神里感觉到他们内心的OS，比如：“你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是一个月就挣那么点儿。”

@老圆 26岁 四大分析师

“三十而立”这句话挺要命的。中国人太喜欢听“老人言”，而不懂得结合时代背景去判断一件事情，我毕业就25了，现在人的寿命离孔子那年代，都不知道多了多少倍了，怎么可能“三十而立”呢。

我爸妈现在还在西安，做点小生意，我们没有北京户口，买房买车都很麻烦，所以我现在还在租房子。进四大走不了什么后门，反正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最近比较想跳槽去投行。朋友们给我内推了很多职位，但是每次面到最后，人家都会告诉我，“我们要男的，最好是资源型人才。” 翻译一下的话，就是你家不够有钱不够有背景，我们没法要你。

讲真，回到西安，我在众人眼里就是个“富二代”，但是你在北京、上海，依旧是屌丝一代，一点用都没有。如果你真的想在北、上立足，你还是得靠自己。

@孙小怡 29岁 新媒体编辑

最痛苦的恐怕就是，你其实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能力有上线，你父母千方百计想要帮助你跨越的阶层可能你一辈子都跨越不了。而你又对此，心有不甘。

@美国队长023 31岁 银行部门经理

我跟我老婆都是国外留学回来后选择在上海定居，老家就在驱车3小时开外的地方。我们有房有车，总之大头的钱双方父母都已经安置好了。但是你还是得每天起早贪黑的工作拉业务，因为宝宝马上就出生了，吃的用的我们都想给他最好的，就好像小时候父母给我们的一样。外面看上去我们是过的挺好的，但是其实离年少时候想象的生活已经很远了。在国外的时候，经常看到很多豪门小姐公子纸醉金迷的日子，现在想起来会觉得像做梦一样。因为我们就是普通人家的小孩，老老实实过日子才是最要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