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藤野先生（三）张福亭

我结束幼儿园的全托生活，大概是因为东北的姥姥来到了我们家，我从此掉进了蜜罐里。

可惜蜜罐里也呆不久。一个炎热夏日的午后，我正在铁路家属区东边的大水塘边玩得不亦乐乎，忽然被拽回了家，并且被告知：从明天开始我要上学了。

小学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应该就是幼儿园的继续，所以第二天在火车站小学办公室那个简而又简的入学试中，我嗫嚅着，声音越来越小，最终还是未能从1数到100。一年级一班的王老师因此拒绝了我，说我六岁半太小，还嫌我娘脾气坏。二班的老师是张福亭，她和我家住一趟房，最后收留了我。

我再不会数数，也还是未能摆脱受教育的运命。

张老师那时40多岁，短发，圆脸上有麻子，眼睛三角而小。我那向来语带诙谐的姥姥因此叫她张瞎子。张老师毎天都布置海量的作业，尤其是星期天，经常要写完几本正反两面的田字格，那简直是浩劫。

我们家永流传的笑话是星期一一大早，姥姥背着哭唧唧的我，威逼利诱一家人替我赶作业。同学们那时候还发明了把几支圆珠笔芯绑成一排，以一当四，可还是忘本应叹。

张老师要求的严格，真的令人发指。她要求大家都要用一种青岛产的田字格，鸭蛋青的有光纸，田字格稍小。同学大鹏因为在县里买不到，家里又不认识列车员去青岛买，与他当初中老师的娘闹着不来上学。他娘来找张老师理论，也还是不通融，无奈只能劝大鹏说，会买橡皮，把用过的本子擦干净再用。后来还是我娘帮他买了两大捆存货，才算过关。

张老师会要求每一个字都要笔顺对，每一笔划都要在田字格里应该的位置，不能长，也不能短。她用一枝细竹竿当教鞭，笃笃地点着黑板，让大家念，念不对，就会更重地敲击黑板，直至招呼到你的屁股。

她虽然严厉，可也勇于认错。有一次全县的语文比赛，我们有一个字都写错了，“害”字中间一竖写出了头，只有一个同学写对了。张老师在点评的时候，很认真地说是她教的时候写错了，过去是有这样写的，现在已经不规范了。她表扬了那个写对了的同学，还郑重地向大家道歉。

她对学生很关心。火车站小学是一个口字型的大院子，一年一班的教室朝阳，我们的教室却背阴。她冬天最关心的就是教室中间的那个火炉，我们教室的炉火总是最旺。天气太冷的时候，她会在讲课中间停下来，让大家跺跺脚。教室的门窗坏了，她会想方设法补上，用塑料布，用木板。有一回，有两个同学闹，把教室门下面钉上的木板踢掉了，她很生气，拉着那个同学，让他去堵住那个风口，她自己也默默地落泪。

我在她眼里是胆小的乖孩子，好像没挨过打。记得有一回是夏天，我同桌的小胖子孙承波和我说，他手上长了癣。我完全不明白癬是什么东西，有什么好，只是不忿，就拿一个小铅笔头戳他的胖手手，说要割猪肉。小胖子立即站起来告状，张老师听了，忍住笑，对我虎了虎脸。

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个冬天，她重感冒病倒了，校长来告诉我们自习，大声朗读课文。我们正读着，张老师忽然推门进来，头上顶着雷锋那样的大棉帽子，披着一件大棉袄。大家一愣神，接着又象夏夜的青蛙一样，此起彼伏高唱起来。我那个时候忽然抬起头，与她对望着，直到两个人眼里都噙满了泪水。

张老师应该只教了我两年。我小学毕业后，就没有再去看她。我娘倒是经常能见到她，她也总是说我是她的好学生，甚至在她前几年老年痴呆了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