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范式革命

范式一词，如今看来早已不再光鲜。尤其之于公共行政学界，更是司空见惯。范式，有典则、规则、规范、典范之说，是指思考和审视问题的一整套思维观念和价值体系，是一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工具。

公共行政学自西方行政学创始人伍德罗·威尔逊1887年发表《行政之研究》以来，公共行政学先后经历了无数次的变革与发展，不管是从理论批判还是实践认知，都在不同时代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统治范式的变革。“范式”作为一种符合特定时期性的改革工具，代表了特定时代的主流行政观。在行政学界及其实践上，先后比较典型的范式有“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第三条道路、新公共服务理论和治理理论”等等，这些理论论著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三对关系的抗争和平衡之上。

纵观一百多年行政学的发展史，可谓概莫能外。然而奇怪的是：没有哪一种范式能够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垄断整个公共行政学界和政治界，这些范式总是围绕“三对关系”对立地发展转化着，生生不息，而独立于主流范式之外的其他理论也无法逃出这个怪象，只是论述的角度不同而已罢了。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一度盛行的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学，直至其理论受制于“市场失灵”而无法自拔以致引发了20世纪20—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又尴尬地让位于由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主导的世界，直至1973年由中东石油危机引发的新一轮经济危机，“国家干预”理论遭受了沉重打击和不断质疑，于是过去的“自由主义”范式死灰复燃，以“新自由主义”范式的姿态，重登了学界和政界的舞台，南太平洋新西兰国家上世纪末的改革便是由“专制干预”走向“新自由主义”的典例，之后西方学界又围绕那三对矛盾，酝酿了新型“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管理”“新制度经济学”“第三条道路”“治理理论”等范式。

学界因此而创造性地提出了行政学“钟摆原理”之说：每一次地发展与革新恰如钟摆的每一次来回摆动，而摆动的幅度与其本身状况无关，摆动的幅度一样，但每一次摆动的高度都无法超越钟摆的起始高度，摆动强度越大，震荡越强；将其用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上，即经济发展越是迅速，繁荣越快，而经济危机的潜伏期就会越久，打击和杀伤力也就越强。如此经典描述，如此生动地刻画，可谓史无前例。翻阅这百年发展历史画卷，不禁迷惑于其迷惑，彷徨于其彷徨：如此繁杂的行政学理论及其经典，而又不存在一种比较有解释力和发展潜力的理论，什么样的范式才是我们应追求的范式，何种理论主张应该长此独具生命力而服务于我们的发展与建设？公共行政学将何去何从？如今甚是迷茫。

上世纪美国里根革命以及撒切尔政府改革，都是以“新公共管理”理论范式为模板，之后虽历经各届政府之手，然大抵也都是在原有既定的框架之下修修补补，基本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如今是笼罩在“新公共管理”范式之下继续发展，然而就目前观察来看，其前景并不乐观；而发展中国家以典型的中国为例则兼具协调了三对矛盾关系，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东方特色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强调市场自由、竞争发展的同时，兼顾政府的适当调整，所以扑灭了自2008年由美国燃起的“经济危机”大火，这一切足以证明：范式与范式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只要顺应了时代发展、适合于本国和地区实际的，就是好的范式，就应该选择，而任何单一范式不可避免的缺陷和弱势更证明了协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所谓行政学界及其实务界未来行政管理之发展，所谓范式革命，经过笔者长久总结反思，仅“协调”一事足以！中国的公共行政学理论，大都移植借鉴于西方，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须得结合自身实际，实现本土化是关键，切忌走上西方范式不断转化的老路，发展成本太大了，而今的中国对发展要求又是如此迫切！作为学界或是政界精英分子们，更应如此作想并身体力行大胆尝试和改革，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只有“善治”与之配套，方可走上富国强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