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薄命不胜人

在法国科州和皮卡迪交界处，夏尔遗传了他母亲的驯良，这种特质有些麻木的味道。没有对现实有比较细腻而愉悦的感知，形成的懦与怯为他气质抹上哀愁的成分，让人无可奈何地去怜爱。于是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一尝到被爱怜的甜，慢慢地就把自己套进弱不禁风的外壳里，联通内心，一并退让。完成学业，回身遥望捆绑自身多年的体制教育，好似透过神庙的大门，里面庄严肃穆，一片黑暗。木讷羞涩依然，并无不同。紧接着，周旋于日常琐事，盲目迎接孀居寡妇，两个性格庸常之人厮磨这不紧不慢的日子。对于夏尔而言，也不过是类似蒙住眼拉磨的马一样，转来转去，周而复始，也不知磨的是什么。

  在一场意外中，夏尔妻子命亡。多数人都会看轻这一看似无关紧要的叙述，转而将视野全面投入新鲜饱满的艾玛。然而细审，夏尔在葬礼后，面对空荡阒静的卧室内，沉浸在辽阔无垠的痛苦寂寞中，一直待到天黑。说来说去，夏尔不过是大众凡人的一例，尽管怯懦无趣，对于自身有血有肉的成分也具备自身别致含蓄的表达方式。  接着在一次诊断中结识艾玛，在不明确的希望中感到模糊的幸福。她自幼在修道院接受资产阶级教育，熟读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在浪漫主义已然要死亡的年代里自制梦境，无尽沉溺。扁平与丰富的两种人格碰面，碰撞出的新鲜感引诱艾玛对婚姻的渴念，以为找到让浪漫情怀栖息的土壤。夏尔则把艾玛的结合当作是人生残缺部分的圆满补充，潜意识地甘为情奴。两人的婚姻的生活很明显地演变成失衡的天平，夏尔已是为恋火所抚灼，于艾玛而言，不过是物质生活中有了短暂的依傍，借助《霍乱时期的爱情》中一句“事实上，这些信封对她而言只是一种消遣，用来维持炭火不灭，但不必把手伸到火中，而费伦蒂诺·阿里萨却在信中的每一行里把自己燃烧殆尽”，真实而荒谬地将两种异质个体掺合在一起。此时艾玛的浪漫思想在相对纯粹的净土呈现出“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的出尘清洁。在艾玛渐渐明了目前生活的空洞单调后，也感受到精神的枯竭与灵魂的凋零。

因一次偶然，两人受邀去了沃比特的宴会，艾玛有了让繁荣与浪漫对接的念头。刺激与兴奋催化了她的幻梦，幼时教育接收到敏锐感应，也迫使自身的浪漫滑向庸俗化。传统的消极浪漫主义带着对现实的懒散理解，投靠在满心臆想中，对观念而虚幻的世界报之深情。有些沉醉不自知，有些明知却妥协，但两者的结果都是指向“不务实”里。满心而发，满脸生愁，满耳生热。这一点类似《第一炉香·沉香屑》里面的葛薇龙，华丽衣服与优雅舞曲带来的震撼感凉阴阴地匝着人，流遍全身，上层阶级富足的现代化体验袭来了更为立体而诗意的生存体验，无不挑逗着人的虚荣与贪婪。富贵本无罪，奈何弱点成了攻破人内心城池的要害，独立与本心急剧贬值。

艾玛悲愤交加，全盘否认当下生活模式，夏尔只好带她乔迁至荣镇。无数新面孔与新信息开始冲击人的感官，重塑人的思想。艾玛认识略有才情的莱昂，以文学为由头开启精神出轨的历程。消费与偷情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艾玛梦幻玄妙的精神国度，以为这是将文艺念头的实体化，对家庭责任置若罔闻。后来莱昂因为自身发展独自去了巴黎，艾玛陷入忧郁的漩涡。不久结识罗多尔夫，很快沉迷在他应付自如的调情里，此时的狂热已到了失控的程度。相形潘金莲之下，艾玛的所为略显天真可爱。潘金莲的勾搭多半为情欲所控，通过鱼水之乐来确凿自身的存在价值，也是对早期性欲压抑的过分矫正与发泄。福楼拜在刻画艾玛时很明显地用文学的神秘面纱偏袒与遮掩了艾玛的不忠，将自身的浪漫情怀倾注在她身上，却在这样的投射中完成自我浪漫主义的超越。艾玛承载着彩色绮梦，摒弃理性，依附在出轨中，疯狂吮吸其中虚幻缥缈的幸福。这一文学人物在某些方面成了现实符号的隐喻：人是观念与情感动物，除了在社会结构中各司其职，我们都有自身的精神沉溺，或宏观或渺小。在疲惫空闲之余，须臾散去尘间烟火气，躲藏在生活之外的角落里，成为感性活动的一份子，心无旁骛地让自身的内在天地被他物狠狠地攫住。待头脑渐明，我们尴尬地站在两者的分界线上，俯瞰人类在千奇百怪的地貌上建造的零星精神园地，感受到实际本身力量的文弱。艾玛则任由情绪摆弄，无限地退让在道德之外的情事里。艾玛始终忠于自身接受的文化影响，所展现出的疯狂沉醉却让情人心生厌倦，并无情无义地抽身离开。在受骗后的痛不欲生里，艾玛又与莱昂旧情复燃。此时的艾玛已成了消极肤浅浪漫主义的绝对信徒，笃定地在爱情与物质里将自己焚烧，选择性地对周遭无知无觉。久而久之，现实逼近，情人厌弃，债务逼迫，走投无路，艾玛服毒。有趣的是，在《堂·吉诃德》和《包法利夫人》里都出现否定文学价值的事件，然而堂吉诃德游走四方，交游甚广，包法利夫人则囿于市井，识见有限。 

夏尔在得知艾玛的种种行迹后，心迹有微妙而复杂的转折，但最终顿成宽宥与爱怜上。两种人格，构成矛盾的整体象征体。夏尔代表生活无趣琐碎的本身，而艾玛寓意梦境诗意迷醉的外表，两者交织碰撞，将幻境击得粉碎。而现实又无意沾染浪漫的气味，在如此战役中现实的其中一部分随死亡的浪漫而逝。情节如此，清晰简易，夹杂副标题《外省风俗》所要顺便勾勒的众多市井小人物，福楼拜避开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世界事无巨细的写作角度，巧妙灵活地缩小观察范围，转而探索社会转型之下人类潮湿幽暗的内心，福楼拜将自己从叙事中隐藏起来，其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显露”；对叙事视角进行限制，其目的正是为了让叙事获取更大的自由，使现代主义小说的风格初见端倪。其次，他把小说与散文语言双双打包，置于新的语言实验室内，并发起一场视觉崇拜的文学活动，成功创造出贴上浓郁鲜明的个人标签的作品。福楼拜的变革并未抛弃传统的叙事资源，也没有损害作品文体的和谐与完美，以及最为重要的，叙事分寸感。

一言以蔽之，笔者对艾玛存留柔情与理解，除了传统文学对美人薄命的悲天悯人式怜悯，再者，工业时代女性的选择空间仄逼与父权社会对女性独立价值的玩弄，亦令人可悲。包法利夫人出现在浪漫主义即将腐烂的年代，以固执的幻梦去维持内心的秩序。胸腔内翻涌的童话故事松懈地植入疲乏的工业时代，形同一种苍白的挽留。如此外省传奇故事，也卷来生之浩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