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精神》的逻辑串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本书的出版背景。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文明几乎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这个残酷的事实反倒证明了辜鸿铭早就预言的“异日世界相争必烈，微中国礼教无以弭此祸”的话，引起了西方人士的对辜鸿铭的关注。当时驻北京的西方人士关心时事，时常聚会讨论欧战的前景等问题，正担任着五国银行团翻译的辜鸿铭应邀向他们发表多次演讲。在这些演讲中，他分析了欧洲大战的原因，提出战争的出路--中国儒家文明拯救世界。根据维基百科，本书1914年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英文报纸《中国评论》上，1915年，北京每日新闻社首版，其中文题名为《春秋大义》。

《中国人的精神》

为什么辜鸿铭要写《中国人的精神》呢？作者的意图是为了尝试解释中国文明的精神以及解释中国文明的价值。

作者认为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外在的器物上的东西，甚至不在于文明的制度，而在于文明的对象本身——人。为了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应该探求的问题是人性类型——这一文明下面产生了什么样的人。同时，要想深入了解一个人的个性、灵魂，又可以从他使用的语言来研究，因为语言是思维的外在表现。基于以上，辜鸿铭先生着眼于：真正的中国人，中国妇女和中国语言三个方面， 来解释中国文明的精神并揭示其价值。也是《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前三章所要探讨的内容。此文重点分析这本书的重头戏——《中国人的精神》。

这一篇文章的逻辑主线是为了证明——“中国人过着心灵的生活的同时又有理性力量”这一观点，其中又重点分析了中国人心灵的安宁状态的原因（不需要宗教的原因）——儒教在中国几乎是代替宗教的存在。所以本文根据这两部分展开论述。

首先，“中国人过着心灵的生活的同时又有理性力量”，拆分回来就是辜鸿铭先生最开始用的“善解人意”和“通情达理”。“通情达理”这一部分我认为是在讨论中国人的理性力量，但是可以明显感觉到在这一部分作者着墨不多。相反在“善解人意”对应的“过着心灵的生活”这一部分确实花了很多功夫。

比如，光是为了描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就用了如下的相近意义的词：驯化的，gentle，文雅，从容，镇定，很难让你厌恶。以及书中很著名的这一段论述：

“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粗糙，但粗糙中没有粗劣。真正的中国人也许丑陋，但丑陋中没有丑恶。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粗俗，但粗俗中并无好斗和嚣张。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愚蠢，但愚蠢中并无荒谬。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狡猾，但狡猾中并无阴险”

作者绵密不绝地用一系列的形容，来引导读者审视这样一种观点——中国人完全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其实从这一部分的论述就可以发现，尽管这篇论文引用了很多学者的观点和论述，但是实证性其实是相对较弱的，这样不厌其烦地铺陈其实是想要营造对应的气氛，好让读者可以接受书中表达的观点，毕竟这篇文章最初还是作演讲的功用，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著书立说。

了解了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理解辜鸿铭先生为了证明“中国人完全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举出的例子：①一个人升了官特别开心不是为自己，而是因为自己的母亲会很高兴；②一个落魄的人最后发现在他最困苦的时候，是以前自己不喜欢的一个中国仆人在照顾自己；③中国人的礼貌是心灵上的礼貌而不是经过排练过的礼貌；④中国的语言小孩子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学得更快，因为是心灵的语言而非头脑的语言；⑤缺乏精确，对周遭的环境不在意，不深入。只要心灵满足可以不深究。

我们看到的是小故事，看到的是观点，看到的是完全来自经验的对比。尽管如此，以上的证据大抵也是可以证明“中国人完全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这一观点”。

第二个，通情达理，或者说，理性的力量。虽然已经说明了中国人过着心灵的生活，但是原始人也过着心灵的生活，中世纪的基督教诗人也靠心灵和想象生活，中国人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这个不同之处在于理性的力量。作者给出的证据有三：①中国是拥有2000年历史的古老而成熟的民族；②中国人可以成功地处理复杂的困难的社会生活；③中国如此大的面积，可是却能维持和平和秩序。这就算证明结束。

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就是：怎么做到的？中国人是怎么做到心灵安宁的同时还有理性力量的？作者给出的答案是：中国的文化。我们去看西方的历史，会看到科学与艺术之争，信仰与哲学之争，可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却没有这样的事情，反而是心灵和理性达到的圆融的状态，辜鸿铭先生的原话是“心灵和头脑和谐工作，灵魂和理智绝妙组合”。所以我们真正要问的是，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出现理智与情感的冲突，没有出现信仰与哲学的冲突。

上文已经提到了，《中国人的精神》会在“过着心灵生活”这一部分的功夫占得比重较大，所以还是从这一角度作为切入点。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追求艺术、诗歌？为什么要钻研哲学？为什么要俯察天地，追寻科学？作者看来，因为我们是人。人的生存不仅需要食物、水、栖息地，人们一直在找寻的是心灵上的安全感。但是，“整个难以理解的世界”给了人类“神秘的负担”，对人类来说，对自然、宇宙的一无所知是危险的，不安全的，可是人们有需要对宇宙的确定认识来获得安全感和永恒感。于是，科学家在宇宙的规律和秩序中找到了安全感；哲学家在宇宙的条理和秩序中活的了安全感；艺术家和诗人在艺术和诗歌的美中找到了安全感。所以斯宾诺莎会说“智识生活的圆满就是解脱”，所以歌德会说“谁拥有艺术，谁就拥有宗教”，所以苏格拉底会说“认识你自己”——我们通过对某一领域的深入学习和了解，通过掌握某种接近真理、接近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东西，来获得确定的相对持久的安全感和永恒感，这种安全感和永恒感是每个人都渴望拥有的，是每个人都在竭力寻找的。

但是，存在一个问题：脱离了以上学者圈子的人类大众，如何获得安全感和永恒感？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宗教。安全感来源于对超自然和绝对力量的信念，在绝对力量下保证自己的安全；基督说“我给你们和平，这和平是世界不能给予的，也是世界不能夺取的”，神的全知全能给人以永恒感。

好了，西方有宗教，中国没有，回到我们刚刚问的问题：怎么做到的？中国人是怎么做到心灵安宁的同时还有理性力量的？作者也又回到了刚刚的答案：中国的文化。只不过这次我们仅仅来看孔子，来看儒教。

作者的观点是：儒教在中国是可以代替宗教的存在。

我们先把一些非核心的两者的对比说清楚：

宗教是教人们成为一个好的人，完美的人；儒教是教人们成为一个好的公民；

宗教说“为了拥有信仰，你必须成为一个圣徒，一个天使”；儒教说：“成为了一个孝子和好的公民，你就拥有信仰”；

宗教有自己的超自然的起源和因素；儒教没有超自然的力量。

宗教说：“畏惧上帝，服从他”，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爱基督；儒教说：“敬畏皇帝，效忠他”，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爱父母。

以上宗教和儒教的对比是非核心的，但是也可以看出“儒教在中国是可以替代宗教的存在”这一观点的合理性。但是为了进一步挖掘，我们首先要把儒教的三个重大原则（三纲）说清楚：效忠皇帝；孝顺父母；婚姻契约。

首先来说效忠皇帝。这一点放在当时的西方和现在的语境下都难以理解，辜鸿铭先生为了解释这一点，引用了卡莱尔的一段话：“国王统治我们的权利，要么是君权神授，要么是魔鬼式的错误。”为了说清楚这一点，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谈。第一，在上面非核心对比中提到一点是：“畏惧上帝，服从他”和“敬畏皇帝，效忠他”。从统治权力上，皇帝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可以对照上帝。比如说，耶稣面对撒旦的诱惑不会动摇，因为上帝就是上帝，不要轻易去尝试和试探，上帝就在心中，这是不容置疑的信仰。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从一开始每个人都接受的原则。第二，我们怎么看这个“重大的原则”。这一原则实际上是同一环境下不可修改的默认设置，是人人都同意并遵守的原则。作者举了下面这一个例子：假如一个警察被政客告知“为了人们的幸福安康”，你需要拿着薄薄的薪水，还要卖命工作；但是与此同时，假如政客什么事情都不做，拿着十倍百倍的薪水自得其乐，就是否定了“为了人们的幸福安康”这个原则。原则上没有统一，辜鸿铭先生说，就是“欺骗”。这也是为什么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春秋》这部书就是设置了我们上面所说的儒教的三个重大原则。效忠皇帝作为第一条是不可动摇的。

这一点说到现在还是很模糊，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一点——这一原则的约束力类似商人守信履行职责，用契约精神来思考这个问题：是人们赋予皇帝权力，以服从来换取安全感和永恒感。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关系，完成君主和人民之间的稳定。

我们接下来说孝顺父母和婚姻关系。先说婚姻关系。孔子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这句话真的太让人费解了，且听作者给出的解读：我们所说的重大的原则，我们所说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是别人举着鞭子在前面引领着我们吗？怎么做到的让所有人都可以服从这一原则呢？来源于启示和活的情感。而启示和活的情感最初的源头在哪？在男女关系，在最初的爱。但是“爱”的含义是广泛得，“及其至也”包括了所有真实的人类情感，父母子女以及对所有生命的情感。爱是宗教的启示之源。而在儒教中，虽然没有提到过“爱”，但是儒教的“爱”的根本是对父母之爱，也就是要孝顺父母。

以上是儒教的三个重大原则，作者认为，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确定了这三个重大原则，给了中国古代社会国家观念，保留下来一个和谐国家的蓝图。

由于以上所说的中国的文化——儒教文化，中国人得以获得心灵上的安定和文雅，因此这个古老而成熟的民族，可以达到理性和情感的圆融，永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