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倾城之恋
上海的倾城之恋
/文林
一座城市的陷落成全了张爱铃笔下的白流苏
但一座城市的向往又有多少人能够赶得上呢？
梅龙镇广场八楼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非移民签证申请受理时间是每周一至周四的上午八点到十一点半。那天，我在南京西路上的避风塘餐厅见到何军夫妇时，正是他们喜滋滋拿着赴美签证打梅龙镇广场八楼美领处出来庆祝的时候。我不认识何军，我只是在上海朋友家的某次聚会上见过何军的老婆。当然她那时还不是何军的老婆，而是画家钟小明的女朋友。
何军的老婆名叫赵霞，出生在苏北的农村。据钟小明说，赵霞念完初中就到了上海，她那时的理想是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上海人。钟小明是我在美院的同学，人长得很瘦小，他的画谈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反正同他的为人差不多，有几分亲切，也有几分无耻。但钟小明在处理爱情这个问题上，却是我们年级绝无仅有的超级大师。就拿他和赵霞这件事情来说吧，他可以在三分钟内搞掂两人的关系，也可以在三分钟内将两人的关系解除。对于钟小明搞掂赵霞的过程，赵霞是这样给我们描述的，她说那天自己刚从南京东路步行街的地铁口出来，就被挂着一脸笑容的钟小明拦住了。钟小明说认识她很久了，前段时间每天中午都要到吴江路的汤包馆买她蒸的包子吃。正当赵霞还在回忆的时候，钟小明又说她长得那么漂亮，卖包子多没意思呀！干脆做他的女朋友，实在不行做他的助手或者模特儿也比卖包子强。他还咬了咬嘴唇很严肃地表示，今后卖画的钱按二八开分二成给她。就这样，钟小明在三分钟内说服了赵霞，并把这位刚满十七岁的少女带回了家。
钟小明的家在淮海中路，这座带院坝的西式洋楼据说现在要值一千万。钟小明的父母十几年前去了美国，钟小明说他之所以留在上海，完全是因为有这么一座带小院的房子。他说赵霞那天跟着自己进到院子里的时候，两只眼睛如同做贼似的，对着屋里屋外一阵乱扫，仿佛连墙根的草叶有几片都要数一数。赵霞当天晚上睡在钟小明的床上用极不标准的上海话说：“阿拉现在是真正的上海人了。”
事实上，钟小明在与赵霞同居的那三个月里，也就让赵霞做了一回模特儿。而赵霞也就仅仅因为那幅画被卖出，分得了四千元的提成。后来两人就没那么亲热了。据钟小明说，两人搞不好的原因是赵霞还想当美国人。那时，钟小明已经带赵霞在朋友们的聚会上亮过相了，赵霞的妖娆博得了那次聚会上许多男人的青睐。我就亲眼看见一位胖乎乎的老男人不时围着赵霞的身子打转，一张脸就像没有充足气的皮球，横七竖八的皱纹拉扯着可以忽略的五官。赵霞说那个老男人是美国华侨，住在美国的东海岸城市波士顿，拥有一家大型超市和数家面包房。赵霞在说这些的时候，还不时看一眼在一旁装着无精打采的钟小明。后来钟小明告诉我，赵霞从那天晚上起就逼他结婚去美国。
其实，钟小明也不是不愿意去美国，按他的话说：“阿拉就是看不惯她那不要脸的样子，要去也轮不到带她去。”这是钟小明和赵霞彻底闹崩的最直接原因。赵霞在描述和钟小明解除关系的那三分钟时，一再地强调着两个字——憨大（上海话“傻瓜”的意思，发音“港都”）。我听着心里不免暗笑，不知她这“憨大”究竟是指谁？若是指钟小明，在我看来就大错而特错了。
至于赵霞是何时认识何军并与之结婚的我并不清楚，我只是从钟小明那里断断续续地听到过一些相关的信息。比如赵霞被那个一脸皱纹的华侨老男人耍了；赵霞来找钟小明借钱；赵霞认识了一个留美的博士；赵霞和留美博士的同学何军搞到了一块儿；赵霞和何军结婚准备出国了……。钟小明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每次都要长叹一口气，说上一句“这些人啦！”。有一天，也就是钟小明说完赵霞跟留美博士的同学何军搞到一块儿的时候，他突然问我知不知道上海每年有多少人出国？我回答说大概网上可以查询吧？他不屑地说：“网上的东西能信？阿拉告诉侬啦，上海现在每年的出国人数至少在15万以上，而且还不包括那些等待签证的。”钟小明说到这儿突然来劲了，他用右手扳着左手的指头继续说：“侬看啦，假设现在有一个人出国，那么理论上他就能带十几个人出去。首先是他的老婆或者她的老公以陪读身份出去，然后是双方的父母以探亲的名义出去，再后来又是双方的兄弟姐妹以探父母为名出去，此外还有帮谁做担保等等等等。所以在上海谁要是有海外关系，那是很吃香的呀。”
钟小明说得没错，“移民热”在上海这座地处江海要津的城市，的确从来都是一种时尚。长期从事上海近现代史研究的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忻平先生就认为，上海自古就是一座移民城市。今天的上海，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大约只有20%，其余的80%均为外地移民。因此，作为人口地理学上分类的“上海人”是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他有自身的特征和独特的人文涵义，主要是指在该地域生活、工作、定居并认同该地域社会价值观的人群，而不一定须要有三代祖居的历史。钟小明还告诉我，上海之所以有如此高涨的“出国热”，除了本身具有移民传统这个因素外，更重要的是西方生活在这里打下了根深蒂固的烙印。他认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上海人，是中国人当中最没有中国传统这个概念的。那天晚上，钟小明专门带我去了坐落在静安寺对面的百乐门歌舞厅和黄陂路上的新天地酒吧一条街。他指着头戴卓别林礼帽、打着黑色领结的百乐门歌舞厅萨克斯演奏者说：“侬看啦，这是二三十年代的旧上海。”后来到了新天地酒吧一条街他又对我说：“侬看啦，这是现在的上海。”最后在回家的路上，钟小明总结道：“侬说上海的生活哪一点与中国有关啦？”
虽然钟小明的话有些偏颇，但上海人向往西方生活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有关资料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上海向海外的移民人数就一直排在中国其它城市的首位。我在上海的那些日子，至少听到不下十个上海人说：“要么出国，要么留在上海。”而他们所指的出国就是去欧美国家（充其量还带个日本）。钟小明说，前些年申请赴美签证还在淮海中路1469号的美领馆时，每天等候办理的长队要排到他家的大门口。他还给我讲了一个关于上海人申请签证的笑话，说有个年轻女子被拒签了两次，她翻来覆去地想却找不到答案。后来她的一个朋友对她说，肯定是你当时的表情不对，引起了签证官的怀疑。年轻女子听后忙问要什么样的表情才能让签证官通过？朋友告诉说，不能媚笑，不能太严肃；不能圆滑，不能太拘谨；不能不说话，也不能说太多。年轻女子回到家便开始对着镜子练表情，一直坚持到半年后再次办理签证，但还是被拒签了。年轻女子非常伤心，找到那个朋友哭了起来，说自己表现得那么完美还是遭拒，这究竟是为什么呀？朋友看了看年轻女子说：“哎呀！阿拉忘记提醒侬啦，表现太完美是要惹人嫉妒的啦！”说实话，那天赵霞在避风塘餐厅告诉我拿到赴美签证的时候，我真想问问她当时是种什么表情？因为我知道她那时的心情一定比那位年轻女子还要紧张。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张爱玲在谈到自己以难民身份转美国永久居民时说的：“移民官的表情很严肃，就像谁欠了他的债一样，他一边问着些套话，一边用眼睛梭巡着我。我只能保持低调诚恳的态度，即使说到被留在身后的亲人，也必须抑制住从眼神里流露出的丝毫情感。”
我和钟小明还去过南京西路几次，有一次我们上到梅龙镇广场群楼十楼的影院去看了一场美国大片《南极大冒险》。下来后我对钟小明说，这座主楼的八楼才是天天都在生产冒险者，不管拿到签证的，还是没有拿到的，他们的心其实已经不在这块土地上了。就像赵霞和她的老公何军，虽然那个中午还和我坐在南京西路，可恋想着的却是大洋的彼岸。那天，我给他们点了一道金橘糖莲藕，我的意思是希望他们今后在美国的生活，不要像这道有名的沪菜那样，虽甜却清汤寡水。
想要有个家
澳门路上的华生大厦是两幢远看极像男性阳具的28层电梯公寓，诗人张伟的家在这里。他不止一次的对我说：“住在这座锤子大楼里真的很锤子！”我知道他说的“锤子”是指在同自己的理想相比时，工作显得还不如意，生活也还不满足。但他又不止一次的给我炫耀：“老子这个房子现在翻番了，要值一百多万。”他的老婆肥猫也在一旁接着说：“是啥，那阵不买现在就买不起了哦！”
我查阅过近现代有关上海住房状况的大量资料，发现居住问题在每一个时期都是上海人心中无法抹去的伤痛。比如按当年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统计，1934年各业职工的月平均收入是14.08元（法币），境内公共租界里弄堂房屋的平均月租却为37.5元（法币），公寓、花园式住宅的租金更高。关于旧上海租房的价格，鲁迅先生曾在《病后杂谈》中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陶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
2007年5月，我在上海房屋中介看到的信息是：上海市区内一套六十平米的老弄堂房子，月租金为两千多元，新建的电梯公寓租金起码是三千元以上。而上海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上海人每月可支配的平均收入却只有3517元。至于购房，就更是上海人不忍提及的一块心病了。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测算，以夫妻二人的年收入4万元计，20年不吃不喝有80万元，如根据中国经济信息网发布的2007年上海商品房每平方米平均售价6698元选购，那对夫妻20年不吃不喝也还买不到一套125平米的商品房（电梯公寓还须减去约15平米的公摊面积）。这样算来，张伟两口子在上海的生活也是优渥一族了。难怪康麻花每次见到我都要骂张伟“六吼”（上海话贪心鬼）。
康麻花是张伟2000年刚到上海时交的女朋友，因长得高挑细瘦属骨干美女一类，张伟便给她取了个外名儿叫“麻花”。康麻花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据说祖上也是沪上的书香门第，只是后来历经“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洗礼，才使得家道中落偏居于闵行区的莘庄。康麻花毕业于苏州丝绸工学院服装设计专业，其作品入选过2000年上海服装展，张伟认识康麻花的时候，也正是康麻花事业搞得红火的鼎盛时期。一家由别人投资，康麻花出技术办起的股份制服装厂在松江正式投产。那些日子，康麻花整日里不是画样稿，就是让张伟陪着逛南京路、淮海路上的各大时装商城，仿佛她和张伟在一起不是为了彼此增进了解建立更深的感情，而是为了尽可能地把服装设计好。几天下来，上海的服装商店还没走到1/3，却把个张伟累得一身酸软，满脑子装的全是各色花样的衣裤。那天，张伟躺在徐家汇康麻花租住的小屋床上，没精打采地问又在画样稿的康麻花：“你啥子意思啥？未必然我就这样陪你转下去、画下去哟？”对于张伟的质问，康麻花头都没有抬一下便回答：“阿拉要挣钱买楼。”
张伟和康麻花的恋情止于2001年夏天。那时张伟住在单位给他租的昌化路弄堂内三层高的老房子里，还没有现在属于自己的这家广告公司。张伟一边为单位联系广告业务，一边靠一手漂亮的文章给沪上的几家报刊写专栏，博得了许多女编辑女记者的青睐，他后来的老婆肥猫当时就是其中的一个。
肥猫和张伟一样，是2000年从重庆来上海捞世界的“新上海人”。肥猫为人热情，办事认真，深得同事和朋友的信任，是一家时尚杂志的编辑。肥猫和张伟准备结婚的那年秋天，上海的房地产热正一浪高过一浪，市民争购房子的白热化程度，决不亚于任何一场世界顶级足球赛事。据上海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3年上海房地产开发投资额达到901.24亿元，比2002年增长了20.3％。其中商品房销售面积为2376.4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20.5％，上海出现了整体房价上涨较快，局部地区房价上涨过快的局面。部分楼盘因地段、环境、品质等因素上涨了五至六成甚至更多。截止2003年12月，上海内环线以内大部分地区房价超过7000元/平方米，中环线附近大致6000元/平方米，外环线约5000元/平方米。即使是上海郊区，各区府所在地房价也都突破3000元/平方米，向着4000元/平方米挺进。张伟说那一年整个上海都疯了，人们除了吃饭睡觉，谈论的大大小小事情都与买房有关。张伟还说那一年他和肥猫看的楼盘，比他父亲和爷爷再加上爷爷的爷爷看过的楼盘总和还多。
应该说是肥猫的认真让张伟看了比他父亲和爷爷再加上爷爷的爷爷看过的楼盘总和还多的楼盘。肥猫后来给我说：“房子是张伟喊要买的，他说他那阵跟康麻花两个没搞好，就是因为没得房子，现在跟我了，一定要有个自己的窝。我觉得既然要买就肯定要多看几家作比较啥，大家都晓得，钱这个东西现在不好挣。”肥猫还例举了在上海成一个家的艰难，她说她的同事珠珠2007年春节结婚，大家闹洞房时发现，除了卧室和厨房，其余的一间屋子和客厅里空荡荡的连件家具都没有。大家很感吃惊又不便问，后来还是珠珠看着心存疑惑的大家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就这样已经花光了他们两人80万元的全部积蓄，由于老公上班太远，买车的钱还要向双方的父母亲借。
这就是上海，一座被无数高楼大厦狠压着的城市。2007年5月的某一天，我在宜昌路的梦清园散步，遇到园子里一位名叫钱鸣鸽的保安，我们聊起了这些年上海发生的变化。那时，钱鸣鸽手指着苏州河对岸高楼林立的中远两湾城对我说，过去这一带都是平民窟，住的全是外来人口，不熟悉的人来到这里就像是钻进了迷宫。当年的上海人戏称，去这些外地人居住的棚户区，一定要带上三样工具：翻译、指南针和地图。钱鸣鸽还告诉我，那些平民窟多是用油毛牦毡和塑料布拉扯起来的简易帐篷，像桥下面能够遮风避雨的地方叫“上只角”，而不能遮挡风雨的敞坝坝则称为“下只角”。如今，不管是上只角还是下只角，都早已耸立起了一座又一座的高楼，可钱鸣鸽却感到越来越不习惯了。他说：“过去站在这里可以看得很远，现在每天起来都被门板样的高楼遮挡着，就像是生活在井里。”
然而，就是在这“井里”，却让我看到了上海的又一“倾城之恋”。那天，我在普陀路一家洗脚房洗脚时，听一位在上海替人洗了十年脚的少妇说，她也准备买房了。这位少妇姓赵，一个月前刚满32岁，是四川达州人。她一边给我搓着脚一边很深情地对坐在一旁玩耍的姐妹们说：“买一套50平米以内的旧房子，然后把老公娃儿喊过来，要不然一直这样天远地远的啷个办嘛？”那时，我不禁想起了张爱玲小说中小艾和她丈夫冯金槐住的那间阁楼。真是世事沧桑，今昔相映啊！赵姓女子十年恋得的也仅仅是张爱玲笔下相同的一间布满了灰尘的旧房子。但对于这样的状况，上海人却显得十分能理解。一位在张伟的公司做内勤，年龄不满20岁的小女孩告诉我，在上海像赵姓女子这种情况的普通百姓简直是太多了，有的人一辈子都在为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而劳累奔波。尤其是那些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家庭，就连生孩子都会提心吊胆的，生怕生下的是男孩。因为按照上海人的风俗习惯，男孩长大后结婚是一定要准备房子的。据最新的一轮调查反映，2006年的上海女性有12%选择找江苏人结婚，有8%选择找四川、湖南和湖北人，只有6人远嫁西藏。其中改变上海人择偶观念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住房问题。调查还反映，“新上海人”已成为了引导上海消费的主流群体，而“老上海人”却在越来越上涨的生活水平中感到压力重重。这一点，我在探望上海的亲戚时感触尤为深刻。在四川北路虬江路那幢被许多高楼挤压着的老式弄堂小楼里，我的姨祖母姨祖父和20年前我见到的样子相比变得压抑了，他们现在像过去生活在平民窟里的外地人那样，除了要忍受巷子里的油烟和下水道发出的刺鼻气味外，每天一大早还要提着马桶到公用厕所去清洗。姨祖母对我说：“这座小楼当年可是花一千块大洋买的啦！”
康麻花依然没有买房，她的服装致富梦在两年前被合伙人以卷款逃跑的结局宣告破灭。她又回到闵行区的莘庄与父母住在了一起。据张伟说，康麻花现在的脾气很大，碰见他一句好话没有，有的只是挖苦和嫉妒。但肥猫却不以为然，她对一脸得意的张伟说：“康麻花哪里是在嫉妒你嘛？她是在嫉妒你的房子。”对此，我专门问过康麻花。她的回答很含糊，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康麻花认为当时和张伟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也有一套房子，他们就不会分手了。
时尚·派
小雪2007年上半年配了五副眼镜，约了五次会，换了五个男朋友。按照安昕眼镜沙龙老板洪安的说法，这个时代最时尚的生活都架在20岁不到的小雪鼻梁上了。洪安说，小雪配第五副眼镜的时候，她的第五个男朋友也一同跟来了。那个小伙子看来是个内行，一下子就看上了一副法国进口的最新款式“面对面”镜架。随后的讨价还价就如同拉锯战，从8600元讲到7600元，小伙子一共三次拉着小雪离开又回来。最后付钱的时候，小雪不好意思地对洪安说：“不好意思啦！他性格是这样的啦！”
小雪对于眼镜的爱好起源于与洪安相识，而小雪认识洪安则是因为眼镜杂志社的小胡。那天，小胡带着文学青年小雪到南京东路的七重天宾馆606采访洪安，谁知刚一进门，小雪就忍不住惊叫了一声，把屋子里的人全都吓了一大跳。原来小雪是被一面眼镜陈列墙给震住了。那面由各式眼镜排列组合的墙中央，有一副比平常眼镜大得多的特制墨镜，戴在一具很大的骷髅模型眼帘上，条形的黑色花岗石底座中间刻着一排浅绿色的字：“戴上她，不仅漂亮还能死而复明”。小胡说这是他的创意，目的是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记住，眼镜不仅增添美丽，而且给戴上她的人一个崭新的世界。后来洪安又给小雪谈到了眼镜和人的品位格调关系。于是，小雪在那个春意盎然的下午，成为了一位爱好眼镜的痴迷者。
那天，小胡说“上海人的时尚是同心性相通”这句话的时候，我正在翻看一组反映上海人生活的老照片。小雪当时就坐在我的对面，我注意到她鼻梁上那副叫做“面对面”的眼镜，正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她的气质。那时，老照片上的影星胡蝶也戴着一副墨色眼镜，她矜持的表情有些像现在的小雪，不过那份洋盘却要古典得多。据小胡说，上海的女人一直都很崇尚西化的生活。早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上海上流社会的名门淑媛就掀起了追赶时髦、享受奢华生活的时尚之风。她们游泳、骑马、跳舞、打高尔夫球，对服饰的要求更是严格，不仅要美观，而且还要有玲珑精致的饰品。那些出入社交场所的摩登女子，都会根据不同的场合、季节和服饰来选择项链、耳环、手镯、戒指、胸针等饰物。这些东西论价钿也许并不十分的昂贵，可戴在一个个摩登女子的身上，便有了琳琅满目的华丽感觉。那时的烟花烫卷发，配上透明丝袜、高跟皮鞋、项链、耳环、手表、皮包，就是最时尚的装扮了。与今天的上海女子相比，虽少了几分洒脱，却也是光艳四射。
小胡还告诉我，上海人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一个“派”字。所谓“派”就是既时尚又得体，处处要显露出一种气派和教养。许多上海人把“撑门面”看得最要紧，认为没有“门面”也就没有“派”，没有“派”就不是上海人了。对此我倒是早有体会，1986年春天我呆在四川北路虬江路姨祖母家的时候，就看见弄堂口一位姓林的老师家里，宁愿省吃俭用也要做出过得好的样子。比如那时家里摆在显眼处的玻璃糖瓶子，就无论如何不能空着，即使瓶子里的水果糖已经化得连糖纸都扯不开了，也照样舍不得扔掉。林老师是教音乐的，每逢周末夫妇俩都要去上海音乐厅听音乐会。我暗暗算过，按林老师的收入，每月光是听音乐会这一项开支，就是他工资的全部。后来姨祖母跟我说，林老师家还欠了些债，但音乐会仍然照听。那个周末，我也同姨祖母姨祖父一起，到位于延安东路上的上海音乐厅，听了一场由美国明尼苏达州圣欧拉夫无伴奏合唱团演出的无伴奏合唱音乐会。整整两个小时的演出，场子里没有一丝杂音，也没有一个人走动，台上台下俨然是一个整体，演唱者和观众仿佛都被来自天上的声音牵引着，与大厅一起冉冉上升。那天晚上我真正感受到了音乐的神圣，同时也从这神圣里看到了包括林老师在内的上海人身上的“派”。
小雪在听小胡给我说上海人的时候，脸上一直都挂着一抹浅浅的笑，我能读懂这笑里掩藏着的自豪。她说她家住在虹口区鲁迅公园旁的多伦路上，那里是现代文学的“重镇”，早期左翼作家们的活动聚会场所，也是老上海“派”到了骨子里的地方。七十年前，在那条不足600米长的石砖路上，常常能看见身着长衫的鲁迅、茅盾、郭沫若、叶圣陶和沈尹默，以及提着皮箱四处奔走的丁玲、胡也频和柔石。而名闻遐迩的公啡咖啡馆（遗址）、鸿德堂，风格各异的孔（祥熙）公馆、白（崇禧）公馆、汤（恩伯）公馆则矗立在道路的两旁，成为多伦路海派建筑的“露天博物馆”。小雪说她没事的时候喜欢呆在路边一家叫做“老电影”的咖啡吧看书或者翻杂志，那里很能感受到一种文学氛围。许多打身前走过的老人，就像是从书中走出来似的，他们穿着熨烫得笔挺的衣裤，有时审视一下两边熟悉的建筑，与认识的人点点头或者打个招呼；有时又像是在思考什么，挂着一脸的严肃，谁也不理地独自向前走去。小胡就是在那家咖啡吧里第一次见到小雪的。
小胡说小雪那天带着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很高傲地坐在咖啡吧外面的露台上。当时他们一群人正在开诗歌朗诵会，一位身穿红色风衣的女孩手里捧着蓝色文件夹，正满怀深情地朗诵着小胡的《用一生换一天》。小雪走过来的时候，小胡很随意地向她笑了笑，于是小雪就在他的身旁坐了下来。后来小雪的几个朋友也来了，两拨人合在了一起，朗诵会就变成了交友会。小雪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与小胡熟悉起来的，她说从前读过小胡的诗，但一直不知道他在上海。小胡告诉小雪，自己刚从四川来还不到两年，除了认识圈里的几个朋友外，就没有其他的熟人了。那天他们谈了很多，话题也扯得很远，有一阵甚至说到了爱情，这无疑让小雪的男朋友感到很不满，聚会结束的时候，小胡还差点和小雪的男朋友打起来。
小胡第二次见到小雪的时候，已经是她换第三个男朋友的时候了。那是在上海最大的私家花园，占地4780平方米的宝庆路3号院内，小胡正同几个画家坐在草坪上聊天，突然肩上被人从后面重重地拍了一下，回头一看竟是小雪。小雪穿得很亮丽，那抹浅浅的笑就像是三月的春风，透着许多的亲切和温暖。小雪说她知道总有一天会在这里碰见小胡，因为上海文化艺术界的人都知道这座豪宅和豪宅的主人徐元章先生。小胡后来给我说，宝庆路3号还曾经有过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故事的主人翁就是获得1991年茅盾文学荣誉奖的徐兴业和他的妻子周韵琴。
这段往事发生在1925年沪上颜料巨商周宗良成为宝庆路3号的主人之后。周宗良的四女儿周韵琴，是一位与父亲作风完全不同的洋小姐。她不但精通绘画、钢琴、社交舞，还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周宗良为了加强周韵琴的国学修养，特地选了一位毕业于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的先生做她的家庭教师，按每周两次教周韵琴学习国文和古诗词。这位相貌平平，既不倜傥风流，也无财产和社会地位的家教先生就是徐兴业。
徐元章说，自己的父母当年恋爱的时候，遭到了外公周宗良的坚决反对。但性格倔强的周韵琴却铁了心要嫁给徐兴业，她不顾家人再三的劝说，毅然搬出了宝庆路3号，与徐兴业在今淮海中路的中南新村安了家。周宗良气得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后来还是金城银行的经理周作民说情，才勉强默认并拨了一份嫁妆。周宗良于1948年去了香港，此后周韵琴和徐兴业才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回到宝庆路3号。据徐元章回忆，母亲周韵琴是1957年去香港奔丧接收遗产时离开父亲徐兴业的。在这之前，母亲一直觉得父亲在许多时候都不能理解自己。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花园里保存的BBQ烧烤架依然可用，但围绕着烧烤架的人却不是当年的那些面孔了。不过现在每周日下午3点，宝庆路3号都会有许多的人来这里相聚，这些人中间有昔日的钢铁大王的孙女朱文琪；面粉大王的孙子朱永宣；盛宣怀的外孙和孙女；海上名医钱潮的儿子钱绍昌……。 他们大都毕业于昔日的圣约翰、沪宁等著名大学，个个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钟爱西洋古典音乐，喜欢社交。他们把宝庆路3号当作了自己的樱桃园。就连到过这里的外国人都说，来上海不去宝庆路3号，就等于没有见识到原汁原味的海派文化。在许多人的眼里，宝庆路3号连同进出的人，已成为了研究上海文化的活化石。徐元章说，近些年上海最壮观的一次外国人聚会，就是在他家举行的“瑞典之夜”，共有170多人参加，其中还包括瑞典的一位省长。
那天小雪还很诡秘地告诉我，小胡现在也在学那些老克勒（上海话“值钱的老男人”）了。她笑着用手遮住嘴靠近我的耳朵说：“侬看啦，他腕上戴了一只三万八的尊皇表啦。”
2007年10月于上海
上海的倾城之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