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内心冲突·第九章 畏惧

我们的内心冲突·第九章 畏惧

2018-01-21 卡伦·霍尼

第二部分 冲突得不到解决的后果

第九章 畏惧

在寻求神经症问题的深层意义时，我们很容易迷失方向，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所面临的各种现象像迷宫一样复杂。我们只有正视它的复杂性，才能真正理解神经症。我们需要经常转换视角来看待问题，不能总是困在问题某一个方面钻牛角尖。

防御系统的建立过程，我们已经通过探究防御结构的发展而有所了解。最终，它们都固化为一种静态体系。这样的一条道路可谓非常艰险，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一个人不惜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来走这条路呢？这是我们最想弄明白的，毕竟患者在这一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我们无法视而不见。我们心中有这样一个疑问：这个结构变得如此牢固、难以改变、缺乏活力，那么它的力量之源又是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惧怕基本冲突的破坏力，就拥有了建立防御体系的动力吗？为了使问题的脉络变得清晰，我们需要进行类型化比较。当然，想找到一个准确无误的类比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泛泛地运用它们，使用它们的普遍意义。假设有这样一个人，他的过去一片灰暗，之所以现在能在群体中找到立锥之地，是因为他伪装成了另外一个身份，他最惧怕的事情就是有人揭发他的过去。利用这一伪装身份，他的境况渐渐变得好起来，有了工作，有了朋友，有了家室。他是如此珍爱自己的新生活，以至于无时无刻不在害怕失去这种幸福，这就引发了一种新的恐惧。他努力忘记灰暗的过去，并因现在的地位而自豪，为了把过去的不光彩彻底抹掉，他捐款给慈善机构，救济以前的朋友。可是他以伪装的身份开始新的生活，随着性格上的转变，新的冲突逐渐形成暗流，最终又让他陷入新的冲突中。

不管神经症患者做出了多少尝试，都没能真正解决基本冲突，仅仅是掩盖了问题，让冲突的一些方面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但这必然导致另一些方面会水涨船高。接下来所面临的冲突会更加严重，因为这个过程是一种无法扭转的恶性循环。新的防御手段，会进一步破坏患者与他人的关系，而患者与他人的关系正是冲突的根源，所以新手段必然加剧冲突。新生活中的新元素，如成功、爱、独立以及理想化形象等，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他十分害怕这些“财富”受到威胁，因为那会使美好的现状被打破，变得不可预料。他无法从困境中脱身，因为一旦建立起自我疏离的模式，他就会越来越无力控制自己。之后，在惯性的作用力下，他想正常发展已不可能。

患者的防御结构既牢固又脆弱，而且它还会滋生新的恐惧，害怕平衡被打破就是新恐惧之一。患者能从自身的防御结构上获得平衡感，可是这种平衡感脆弱不堪，他对于任何威胁到它的因素都极为敏感，尽管他并不是有意识地去捕捉这些威胁。在以往经验的暗示下，他一点自信都没有，他觉得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每时每刻都胆战心惊。他害怕像以前一样突然出现状况，在完全意想不到甚至最不愿意的情况下兴奋、愤怒、沮丧、压抑或疲惫。这种心理上的失衡感，甚至直接反映为缺乏对身体平衡的控制，让他的走路姿态和步调都失常。

害怕精神失常就是这种恐惧的具体表现之一。当患者的恐惧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他就会主动求助精神科医生。这时候的恐惧，会受到一种被压抑的疯狂冲动的影响，而患者不会觉得有任何负罪感，尽管这种冲动是破坏性的。我必须强调一下，患者害怕精神失常，并不代表他真的会精神失常。因为通常而言，这种恐惧只有在他无比悲痛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而且极为短暂。患者的理想化形象突然遭到威胁，或者由于过度紧张（通常是无意识的愤怒引起这种紧张），患者的超限自控遭到威胁，这些都是它对患者的最大挑战。比如一位自认为内心平和而勇气十足的女性在面对让她感到懊恼、无助和害怕的困境时，她就会产生这种恐惧，她所惧怕的其实是精神失控。我们前面还提到一个例子，一位疏离型患者忽然被拽出他的“防御堡垒”，而与他人近距离接触（如参军或跟亲戚一起居住），他同样会产生这种恐惧。这种恐惧不仅令神经症患者害怕自己精神失常，它甚至有可能真的令患者表现出精神失常的症状。一位患者在接受分析治疗时，费尽心机给自己营造一种和谐统一的假象，但当他认识到自己分裂的人格时，他就会陷入恐惧当中。

临床经验可以证实，对精神失常的恐惧很多情况下是由无意识的愤怒所引起的。即便这种恐惧得到缓解，但患者依然会忧心忡忡，如害怕自己在醉酒、做梦、性兴奋或者处于麻醉状态时生出暴力冲动，担心自己突然失控，辱骂、殴打甚至杀死他人。患者可能意识到自己的愤怒，或者尽管患者没有付诸行动，但愤怒在意识中表现为某种强迫性的暴力倾向。患者也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愤怒，这种情况下，患者会莫名其妙感到恐慌，甚至出现冒汗、头晕的症状，并且担心自己会晕过去。这种表现，反映出患者害怕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暴力倾向，它是一种暗藏的恐惧。通过外化作用，无意识的愤怒会令患者畏惧一切自身之外有潜在毁灭性的力量，比如他可能惧怕打雷、遭贼、遇鬼和蛇，等等。

实际上，对内在平衡遭到破坏的恐惧，远比对精神失常的恐惧更加常见。在日常生活中，任何改变都可能诱发这种恐惧，只是它的表现形式更加隐蔽、朦胧和多变。比如，即将外出旅行、工作变动、迁居或者需要雇一个新用人等，都会让拥有这种恐惧的人深感不安。因此，即便是一点小小的改变，他们也都是能避免则避免。这一类患者往往没有勇气寻求医生的帮助，如果患者找到了一种应对新生活的方式就更加不愿跟医生打交道了，这是因为这种恐惧威胁到了人格结构的稳定。即便他们对接受分析有所考虑，也会顾虑重重，而这些顾虑表面看起来还蛮有道理。如，接受分析治疗，会不会令自己的婚姻破裂？会不会耽误自己的工作？会不会干涉自己的宗教信仰？自己会不会忍不住对他们发火？他认为，找医生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冒险。我们将在第十一章看到，这些顾虑从某种程度上讲，意味着患者内心的绝望。揭开这些表面顾虑，他的真正顾虑其实是害怕当前的平衡会遭到分析的破坏。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对这类患者进行分析会非常困难，因为他自以为是的平衡根本就不稳定。

分析师是否可以向患者保证绝不打破他的平衡？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只要分析工作展开，患者必然会立即感到局促不安。分析师的任务，就是帮助患者探究问题的深层原因，将他的恐惧源头展现给他看，并且告诉他，为了帮助他建立一种真正稳定的平衡，就必须将目前的平衡暂时打破。

患者的防御结构还可以引起另一种新的恐惧，即害怕问题暴露。这是因为，患者用以维护和发展防御结构的做法，大都只是表面功夫。这种表面功夫，我们在谈到患者的道德诚信是如何被冲突破坏时再进行讨论，这里我们只先指出一个事实：患者自欺欺人，遮掩真实形象，努力表现得比真实的自己更理智、更大方、更和谐、更强大或者更冷酷。至于他到底是害怕将真实面貌暴露于自己还是暴露于别人，这就很难说得清了。他有意识地关注别人，特别害怕别人发现他的真面目，这种恐惧在外化作用下愈演愈烈。如果是这种情况，他很可能会觉得自己对自己的态度无足轻重；只要不被别人发现，挫折和失败就轻如鸿毛。这一逻辑发生于意识中，尽管实际情况不可能是这样的。通过这些，我们能从中判断外化的程度。

多数情况下，对暴露的恐惧只是一种朦胧的感觉。表现为患者隐约知道自己在自欺欺人，或者对于以前不感兴趣的东西突然给予重视。他把恐惧聚焦于性格中所不具备的品质上，因为他害怕自己不如别人所认为的那么聪明干练、有教养、招人喜欢。一位患者在谈到他的童年时说，他特别害怕别人认为他的好成绩是通过作弊手段取得的，哪怕转学好几次，而且又一次取得了好成绩，他依然惴惴不安，没能消除这种恐惧。他找不到问题的原因，感到十分苦恼。实际上，他想错了方向，自然无法想明白。他所恐惧的不是智力上的暴露，而是没有意识到的一种虚伪的暴露。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并不看重成绩的好学生，可实际上他有一种没有意识到的需求——战胜他人。真正的困扰在这里。通过这个例子，我们能够得出一个恰当但并不精确的结论：人们害怕自己是个虚伪的人，这种害怕通常都涉及某个客观事实，但虚伪具体所指的事实，往往和他自认为的那一个并不一致。脸红和害羞是这一恐惧的最显著表现。但是，分析的时候，因为患者表现出了这种害怕被揭露的反应，分析师就认为他存在某种令他害羞并想隐藏的事实，去穷根究底，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患者所惧怕被揭露的虚伪，往往存在于他的潜意识中，而他也没有刻意隐瞒什么。让患者意识到他的潜意识中存在某种害怕暴露出来的东西，只会让患者更加谴责自己，而对分析工作毫无意义。分析师如果意识不到患者正困于自身冲突，只是以局限的思维，在患者所讲述的性经验或破坏行为的细节之中钻牛角尖，就无益于帮助患者摆脱对暴露的恐惧。

任何情境都可能诱发患者对揭露的恐惧，患者会觉得自己正在接受检验。这一类情境包括：结交新朋友、进入新学校、开始一份新工作、参加考试、聚会，甚至只是参加讨论或者任何可能会让他变得显眼的活动。在患者的意识中，失败等同于被揭露，所以他的成功丝毫不能改变他的惧怕，他会觉得成功只是让他又侥幸躲过一次，如果下一次失败了，他会认为“这下原形毕露了”，于是更加确信一直以来自己都是个骗子。特别害羞就是这种思维逻辑的一个表现，在新的分析情境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另一个表现是患者在受到他人喜欢和欣赏时会显得格外警惕，他会想，“他们现在喜欢我，可他们真正了解我以后呢？肯定会转变态度的”。这种警惕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分析的任务是探根究源，因此在分析过程中，这种恐惧必然会发挥自己的功能。

每产生一个新的恐惧，就意味着又需要添加一种新的防御手段。患者为了解决对被揭露的恐惧，有时不惜采用两种水火不容的手段。他原本的性格结构决定了他会具体采取哪两种解决手段。每一种分析情境，对患者来说都是一次考问，因此患者必然倾向于回避分析情境。假如回避不了，他就会超限自控，保持沉默，或者戴上一副面具，让自己变得高深莫测。这是一种手段。与它对立的手段是，完全不在意被揭露，让自己变得无懈可击，这是一种无意识的策略。后一种手段不仅仅能用来防御，对抗型患者为了影响那些他想利用的人，就经常使用欺瞒战术。对于那些有公然施虐倾向的患者来说，分析师以影响他为目的所做的任何尝试，都会遭到这种狡猾的抵抗。在后面的文章里，我们会弄明白，这一特质是怎样刚好符合患者的性格结构的。

想要理解患者对被揭露的恐惧，我们需要回答下面两个问题：什么样的事实令患者如此惧怕被揭露？假如被揭露，他将面临什么打击？第一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出了回答。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从患者惧怕遭到嘲讽、羞辱和鄙视这方面入手才能回答，这种惧怕是防御结构所衍生的另外一种恐惧。患者对平衡遭到威胁的恐惧，源自于防御结构不稳定；对被揭露的恐惧，源自于无意识的欺骗；而对遭到羞辱的恐惧，则源自于饱受跌堕的自尊心。这一问题其实我们已经在前面的章节里提到了。无论是理想化形象的产生，还是外化的过程，其实都是患者用来尝试修补受损自尊的方法，尽管这两种方法加剧了对自尊的损害，就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样。

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自尊的变化就是两对互相交缠的运动轨迹。其中一对是这样的，真实的自尊不断下跌，而虚妄的骄傲不断上涨。患者以自己比别人善良、比别人努力、比别人聪明、比别人独特等理由作为自己骄傲的资本。另外一对的情况是，患者鄙视真实的自己，而抬高不真实的他人。患者觉得自己是一个虚淡的影子，哪怕事实并非如此，他也看不清自己，这是压抑、理想化形象和外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另外，他越是害怕他人，就越觉得离不开他人，一步步将自己置于附庸的地位，他的重心已不在自己身上，而是转移到了他人身上，就连自己的合法权利也都拱手让给了别人。这就导致一个结果，他对自己的看法已经无足轻重了，只有别人对他的看法才重要。在这类患者的心中，他人的看法绝对正确，不容反驳。

神经症患者面对讥讽、羞辱和蔑视时为什么如此脆弱不堪，我们将上面的这些描述合起来，就能得到解释了。这种情况存在于任何一种神经症结构中，所以也是最敏感的因素。对蔑视的恐惧很难消除，即便是减轻也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有非常多的因素能引发这种恐惧，它只能随着神经症的减轻而减轻。

患者因为这种恐惧而疏远他人，并且对他人产生敌意，这样的情况非常常见。被这种恐惧困扰的人，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生活能力，这一点更为重要。他们对他人不敢抱有任何期望，更不敢设定一个标杆来衡量他人；如果他们在某些方面不如别人，就会不敢接近那些比他们强的人；他们即便有自己的见解，也不敢发表意见；就算他们拥有很强的创造能力，他们也不敢付诸实践；他们不敢寻求更好的职位，不敢感动别人，不敢富有魅力……由于惧怕他人的嘲讽，即便他们偶尔进行了这些方面的尝试，也只是力求稳妥和默默无闻，仿佛这就是他们的避难所。

有一种恐惧比我们已经描述过的这些恐惧更加难以察觉，那就是对任何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改变的恐惧。这种恐惧可以被视为在神经症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恐惧的结合体。应对这种恐惧，患者通常有两种极端的手段。一种是视而不见，期望将来的某个时刻问题会自动消失。另一种是迫切想要改变，甚至都没有把问题看明白。第一种态度所包含的逻辑是：承认自己有缺点或者看清了问题的一个局部就等于旗开得胜；只有改变倾向和态度，才能回归自我，这让他们大吃一惊，惶恐难安；他们意识到了这样做的利弊，但总是无意识地拒绝。与此相反的第二种态度是，患者宣称自己做出了改变，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伎俩。首先，患者不可能承认自己有任何不完美的地方；其次，他笃信只要他有了消除麻烦的想法，麻烦就必然会消除，这种逻辑来源于他的无意识的全能感。

患者除了惧怕改变本身外，还惧怕因改变带来的更糟糕的局面。他害怕理想化形象破灭后，变成自己最厌恶的那种模样；他害怕分析会让他体无完肤，变得一无是处；他害怕变得像其他人那样庸俗；他害怕任何未知的东西；他害怕现有的满足感和安全感遭到损害；最后，他还害怕不能改变。现在我们明白了神经症患者有多么绝望，我们对这种恐惧的理解也加深了。

是尚未解决的冲突产生了这些恐惧。它们令我们无法面对自我，所以想要获得完整的人格，就必须拿出勇气直面这些恐惧。如果说它们是救赎路上的炼狱，那我们无论如何也要闯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