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功

儒家在德性主义的同时，也强调事功，即所谓修齐治平。如果说修、齐追求内在的德性，那么治国、平天下无疑就是建功立业，造福于民。到了宋儒，就叫做“内圣外王”（语出《庄子》）。宋代特别是南宋士人“得君行道”思想（参见《朱熹的历史世界》），分明就流露出对于功业的无限向往。但是，理学家与实干家还是不一样。著名浙东事功学派代表人物陈亮（1143-1194）曾经与朱熹往复辩难，分歧并不小。可见，研究宋代的事功学派的理论与实践，仍然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细节研究。

正说：（兰溪）范浚的儒学主张，也成了“浙学”与“婺学”的理儒学主张。然而恰是这种“有体有用”，“经世致用”和“事功”的主张，激励着兰溪后世学子奋勉求学，学以致用，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也成为宋明理学最积极和最具活力的思想之一。故这一思想脉络，在兰溪儒学领域一脉相承于七百多年间。南宋末，元军攻襄樊，金履祥目睹国难将至，于咸淳七年（1271）亲赴临安，以布衣向朝廷进“牵制捣虚”之策。金履祥的弟子吴师道不仅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且培养了一批明代开国文臣。明中期章懋更主张把“儒学”这一学术脉络与“功业”、“文学”一起视为“兰溪三大担”。他的学生中有七个进士，四个在《明史》列传。明中后期徐用检为官三十多年，功业奕世；胡氏应麟其文广淹博，深推兰溪学术之真谛，不足与辩。（兰溪市范国梁）

反说1：在婺派中，经世致用之人物当推永康陈亮、金华唐仲友，兰溪诸儒并无显著优势和业绩。陈、唐二人饱受时人褒贬和后人不一的评价，从而在历史影响力和辨识度上远越兰溪诸儒。兰溪诸儒之成就大多体现在坐而论谈、清谈空论等方面，当然不乏政绩卓著者，但这并非经世致用之全部。当然，兰溪也并无一人堪称经世致用者，只是他的儒者光耀太闪亮，反而掩盖了，今人忽略了，也陷于空谈之境。（兰溪蔡予新）

反说2：把范浚列入事功的人物，是受范浚曾作过《进策》的影响。终其一生，他是古代经典的阐释者，是过去历史的评论家。

如果把范浚归类于事功型人物，反而淹没他作为理学家的光辉。（陈水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