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封城日记2020-05-08星期五阴：手持“免疫证”去复工

母亲节之前的这周五，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我们该在小姑娘的学校看年度音乐会。再过几个月小姑娘该上一年级了，所以这本该是她在这个学校最后一次音乐会，也该是作为毕业班上台念诗、领幼儿园毕业证的一次。去年的毕业班离开之后小姑娘就成了班里最大的孩子，一直在盼望着上台。

居家这么久，我们尽量跟着学校原本的日程。要是在学校，星期五该有厨艺课，做点小点心什么的。刚好科技馆前两天发来一个邮件，介绍了一个可以吃的科学小实验，于是我跟她说：“今天我们来做个烤冰淇淋吧。”

“烤冰淇淋？怎么做？”小姑娘大惑不解，“不会化掉吗？”

“这是科技馆发来的实验，我们给冰淇淋穿一层隔热的衣服它就不会化了。”

所谓“衣服”是用蛋清打发的泡沫，把冰淇淋放在一块饼干上，外面裹一层蛋清泡沫，烤箱里短时间高火加热，把泡沫表面烤到发黄略有些焦就可以了。这时候外层绵软焦香，口感有点像棉花糖，里面的冰淇淋还没化，别有一番风味。

这次没有先例的封城持续时间实在太长了，所有人都变着法子找乐，连烤冰淇淋都想得出来。

封城对经济的影响也已经到了社会快要无法承受的地步。联邦政府的救助政策之一是帮助中小企业支付75%员工工资，原计划这项资助截止至6月6日。可是看样子一个月后未必能够全面复工，于是今天特鲁多总理宣布将这项资助延长到6月以后。

随着社会经济重启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个基本共识是需要加强病毒检测能力和感染者追踪能力才能全面开放。美国、德国、智利等国家甚至提出了检测抗体发放“免疫证”的设想——有“免疫证”的人可以复工没有的则只能继续隔离。

这个说法乍一听有道理，但是细想一下却未必，一来技术是不是靠得住还难以断言，二来这很可能会带来种种社会伦理上的问题。

技术问题不只一个。首先，抗体测试的准确性怎样保证？在新冠病毒出现之前，已知的能够让人生病的冠状病毒有6种，其中4种导致普通流感和感冒症状，一种导致MERS中东呼吸综合症，一种导致SARS非典。它们与新冠病毒的结构很接近，因而新冠病毒的抗体很可能类似于这6种病毒抗体，这便增加了测试的难度。

毕竟新冠病毒出现的时间还非常短，有抗体的人绝对数量也还相对较少，所有的抗体检测技术都还没有经受过大规模试验的验证。如果测错了，没有抗体的人被误认为有抗体，会造成什么后果？

更麻烦的是，人体对世界上的病毒并不是都会产生能够终身免疫的抗体。比如狂犬病，一般只在被动物抓伤咬伤后注射而不是像乙肝疫苗那样人人都去接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狂犬病毒抗体起作用的时间相对较短，一年以后就不能保证有效性了。因此，全程接种狂犬疫苗之后半年到一年如果再次被动物咬伤还需要再次打预防针。

还有一种情况，不是抗体失效而是病毒变异，比如流感。之所以每年都有新的流感疫苗是因为流感病毒变异太快，去年疫苗产生的抗体虽然还管用，但今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病毒。跟流感类似，新冠病毒也是变异性比较强的RNA病毒。

新冠抗体能不能保证不再感染？能管一个月三个月还是五年十年？病毒会不会出现快速变异？抗体对变异了的病毒还会不会起作用？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人能回答。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目前还没有科学证据证明感染过新冠具有抗体的康复患者不会再次感染。

除了这些医学上的技术问题，还有社会管理方面的技术问题。一旦开始发放“新冠免疫证”并且把它作为复工、上学、参加社会活动的凭证，会不会出现一个倒卖“免疫证”的黑市？上网一搜，各种证件只要有人想要就有人卖。谁又能保证发“免疫证”的人全都铁面无私？

即使没有黑市，如何才能保证每一个有责任检查“免疫证”的工作人员都恪尽职守不徇私枉法？我曾经在非洲工作，时常穿梭于各个国家之间，“小黄卡”国际免疫证是许多国家出入境必须的证件，但如果没有随身携带，过海关时无非就是合法地交一笔罚款或是私下里给检疫官员塞点钱。

就算所有技术问题都可以得到完美的解决，还有绕不过去的伦理问题——我们真的想要生活在一个把人划分成“有证族”与“无证族”的世界里吗？

这样一个分化的世界在不算太久以前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Kathryn Olivarius最近在《纽约时报》撰文介绍了19世纪新奥尔良的黄热病“免疫证”。

当时的新奥尔良还是一个合法蓄奴的州，白人与黑人本来就有天然的种族等级。感染黄热病的人差不多一半死亡另一半幸存。于是当地形成了一项无形的制度，得过病而幸免于难的白人成了“赞誉公民(acclaimed citizens)”，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其次是没有抗体的白人，称为“非赞誉陌生人(unacclaimed strangers)”，而有抗体和没有抗体的黑人更是等而下之。

这一规则在疫情之后的确推动了经济复苏，但却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因为病毒在人类社会中的传播并不像在自然界一样无差别无歧视。黄热病通过蚊虫传播，上流社会生活条件优越卫生条件好，被蚊子咬的机会比较少，得病也就少。

下层白人需要劳动谋生，而“没有被赞誉(unacclaimed)”的人是找不到工作的，许多没有染病的底层人民不得不故意冒险让自己感染，希望侥幸能够活下来，加入“被赞誉(acclaimed)”的行列。

这位历史教授写道：“免疫状态影响你住在哪里，赚多少钱，获得信贷的能力，以及你可以和谁结婚”。

而黑奴如果“被赞誉”则“身价”高涨，让他们的主人财富增值。不但如此，黄热病还成了为种族歧视和蓄奴制度辩护的理论依据。正是因为社会阶层的悬殊导致了生活条件的差异，主张蓄奴的上层白人因黄热病而死的人数远少于黑人和下层白人，“理论家们”用数字得出结论，认为白人是上帝的选择，而1853年的一份报纸上更是宣称病死的人里面四分之三都是主张废奴的。

这种理论上的优越感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反过来也促进了疫情的持续发展。正是由于黄热病的存在，上流社会有了更加充足的理由与下层拉开“社交距离”。另一方面，黄热病导致的人口减少使得大奴隶主手中获得了免疫资格的黑奴更加值钱。这样一来，占据社会优势资源的群体就失去了推动科研消灭疫情的动力。

以史为鉴来观照一下当前的社会，其实仍然有大量惊人的相似之处。

今天特鲁多拿出了具体的计划给一线低收入医护人员增加每小时$4工资，联邦政府出75%省政府出25%。有资格多领这每小时$4的必须是现工资低于每月$2500的一线医护人员。符合这个条件的主要是养老院的护工，而不是医院的医生护士。

护工每天近身帮助老人、残疾人，从帮他们起床穿衣喂饭到洗澡如厕，每月只赚不到$2500，却冒着极高的被病毒感染的风险。还有超市员工、外卖、快递等等行业，许多人只赚略高于法定最低工资的收入，而他们所面临的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却要远高于我们这些远程居家工作的人。

到现在为止加拿大还没有开始搜集新冠感染者的种族、收入状况等数据，如果有这样的数据，不知道2020年的新冠感染者会不会和一个多世纪前的黄热病患者一样表现出社会阶层的差异。

退一步说，今天我们的社会当然比19世纪有着更多的公平。那么，如果检测抗体发放“免疫证”，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各种法律和具体措施去保护那些没有“免疫证”的人不受歧视？如果只有获得了“免疫证”的人可以工作，那么没有“免疫证”无法工作的人政府是否要继续给他们发福利？发多长时间？如果发，政府的开销最终只能从税收来，那么有“免疫证”可以工作的人是不是会面临巨额税赋？如果多交那么多税他们还会不会愿意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免疫证”不能成为复工的通行证。既要重启经济，又不能用“免疫证”这种看似高效实则搞笑的办法，唯一的出路仍然只能是在比较长的时期里维持一定的社交限制。因此，复工之后的社会生活是不可能完全回到从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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