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识胡适

2018年3月18日，台湾著名作家、文化及时事评论家李敖在台北病逝，李敖一生狂傲不羁且文笔犀利，语言诙谐幽默，引经据典更是信手拈来，与他同时代学人无人能出其右，其后恐怕也在难出现另一个“李敖”，也许李敖先生将会成为中国历史的绝响。

李敖一生留下了3000多万字的著作，李敖之名在华人世界乃至世界上可谓无人不知，被其批评和痛骂的人也是无数，但他却唯独对文化大师胡适先生推崇备至。李敖在其所著《胡适语粹》序言中曾这样评价胡适先生：“在启蒙人物中，胡适是最稳健、最优秀、最高瞻远瞩、最具潜德幽光的哲人智者。”在李敖所评述的人物当中，这样极端钦佩之评价，对李敖来说是极为罕见的，也是值得人们去深入地进行思考，对我们再识胡适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在国人印象中，胡适是一个毁誉参半的历史人物，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都认为他就是一个反动文人，之所以认为他反动，无非是因为胡适的一生，自始至终都追随蒋介石及中华国民政府，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简单的以意识形态的好恶进行评价，而是应当站在历史的角度，客观、公平、公正地评价一个真实的胡适，以及他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胡适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这是一个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问题，不能有唯一的标准和答案，每一个研究或了解胡适的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评价标准，而不是人云亦云地依附于别人的认识和解读，并以此来臧否一个在中国现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

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扩展和积淀，也是人类文明历史年轮的运行轨迹，历史是延伸的，不可以“重装系统”或“格式化”，“历史也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可任意隔断或索取片段，更不可有意弄虚作假或肆意践踏，能够穿透历史的眼睛，必然是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和力量。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还没有哪一个知识分子，能够有胡适这样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国共两党对他的评价是截然不同的，评价一个历史上著名的知识分子，能够出现完全相对立的评价和结果，可能在古今中外也是少有这样的先例。

被誉为“二十一世纪史学之泰斗”的华裔美籍学者余英时对胡适的评价比较中肯，这位胡适的老乡曾公允地认为：“胡适是中国二十世纪影响力最大的学者和思想家。”而胡适的另一位老乡，也是他哥伦比亚大学校友的唐德刚博士在其所著《胡适杂忆》中，对胡适的评价也比较独特，“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是近代中国，唯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

余英时和唐德刚都是华裔美籍的著名学者和史学大家，他们从第三方的角度评价胡适，应该说是比较客观和公允的，也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无论怎样评价胡适，胡适都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历史人物，对于这样一个历史定位和历史评价，几乎没有人提出质疑。

胡适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胡适的故乡古称徽州，这里以“徽商”和“徽文化”著称于世，这里也是一个黛瓦白墙、山清水秀、古风犹存、人杰地灵的地方，明代戏剧大师汤显祖曾有诗云：“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胡适从这里走出去看中国，又从中国走出去看世界，但他对故乡的眷恋和思念，却是从来也没有停止和忘怀过，他常常在自己的作品中谈及故乡的往事，而且一生都保留着一口纯正的乡音。

胡适的父亲胡传和母亲冯顺弟之间相差了33岁，母亲冯顺弟17岁时就嫁给了50岁的胡传续弦，胡传曾在台湾出任台东直隶州知州，在胡适只有3岁多的时候，父亲就因病亡故，而他的母亲从22岁起就开始守寡，因此，母亲冯顺弟把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胡适身上。

胡适是在母亲冯顺弟的悉心抚养和教育之下，完成了他的幼年、童年时期的私塾教育。胡适幼年丧父，对父亲不可能留有记忆，而母亲是他唯一至亲的亲人，也是影响他一生的重要女人，也可以说冯顺弟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在她那种人生境遇状况之下，竟为中国养育了一个如此伟大而知性的儿子，应该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冯顺弟的教子案例，应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比较少有的成功案例之一，有兴趣的学者应深入地进行研究，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学术课题。

胡适之母冯顺弟

1906年暑期，胡适考入刚刚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公学读书，在这所新式学校里，他开始接受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式教育，初步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的教育、熏陶和影响，也奠定了他一生致力于国学和西学的基础。

1910年7月，胡适考取第二批庚子赔款官费生赴美留学，8月中旬从上海乘船赴美，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农科，康奈尔大学是美国八所“常春藤盟校”之一，胡适之所以选读农科，并不是他自己的理想和志向，而是源于他的同父异母二哥的意见。

在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大多数留学欧美学者的人生理想和价值取向，都有一些科学救国或教育救国的志向和抱负，几乎所有留学学人都选读工科等实用性专业，作为自己今后的职业方向，为积贫积弱的中国，做出一点自己的贡献，也为自己和家庭，谋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

胡适在康奈尔大学这所著名的学府，初始确实有些不务正业，而是醉心于美国式的民主与政治，并热衷于四处演讲，为此，他荒废了自己的农科专业，却也锻炼了自己的演讲能力，这让他对美国的社会制度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也是他成为一个思想者的基础，否则，胡适只能成长为一个农学方面的教授

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读了二年之后，于1912年9月转入康奈尔大学文学院，主修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从而开启了他一生“文、史、哲”之学问之旅。

1915年5月，胡适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哲学，师从导师约翰-杜威教授，受导师杜威的影响，胡适一生信奉实用主义哲学，其著名的思想和观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都是源自于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

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与许多志趣相同的同学和朋友，经常在一起讨论人生、思想以及一些学术问题，正是在这样一种民主与自由的氛围中，胡适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革命”的理论和主张，他也时刻关注国内的社会形势和思想动态，通过自己在上海读书时期的人脉关系，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建立了通信联系，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胡适开始了白话诗歌的创作，并以自己的行动和实践，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1917年1月，胡适尚在美国留学期间，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引起轰动的檄文《文学改良刍议》，这是胡适在美国撰写的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此后便身体力行冲锋在前，一直站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前例，并且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先行者和领导者。

青年胡适

1917年5月，胡适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硕士毕业，并于1917年7月回国，尽管胡适没有取得博士学位，但还是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海归教授，当年出任北大教授是需要具有博士学位的，而胡适显然还不够资格，以致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等几个北大当年有影响力的学生，也都争先恐后地前去听胡适的讲课，其目的是准备给他制造一点麻烦。

傅斯年当年就曾认为胡适的国学基础不如自己，但其思想和观点却颇为新颖，因此甘拜胡适为师，并与胡适成为一生亦师亦友的挚友，也正是由于傅斯年等人的暗中保护和拥戴，年仅26岁的胡适在北大才干得风生水起，没有受到北大学生更多的质疑与炮轰。

胡适回国不久，就开始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新青年》是陈独秀于1915年9月中旬在上海发起创刊的，这本刊物甫一问世，就成为当时青年人思想启蒙最重要的读物，教育和引导了当时许许多多的青年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新青年》的影响。

1917年初，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被聘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虽然曾经留学日本，却没有取得任何学位，但其学问和影响力还是有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大批赴日留学的人，几乎很少有人潜心学问，大都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甚至包括清政府公费派遣的留学生，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清政府的掘墓人。

《新青年》编辑部随陈独秀从上海移至北平。《新青年》初到北平时的六个编委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除主编陈独秀之外，其他编委还有李大钊、钱玄同、胡适、高一涵、沈尹默等人，以后陆续加入的还有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人。

胡适在北京大学教书期间，与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有过相当密切的接触，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等中国共产党发起人都是同事关系，而且志同道合，共同以《新青年》为阵地，向中国半殖民半封建思想和传统伦理发起挑战，掀起一轮又一轮新文化运动舆论冲击波，他们共同站在时代的前列，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呐喊。

而胡适与罗章龙、高君宇、邓中夏、张国焘等人在北京大学是师生关系，尽管他们之间年龄相差不大，但毕竟还有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的约束，在追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胡适与他的这些同事和学生却最终没有成为同路人，这其中究竟是何原因，也是一个颇值得学者研究的问题。

假如历史可以假设的话，如果胡适与他这些北京大学同事和学生一起参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也许他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以胡适留美七年的特殊经历，以他对美国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的向往和推崇，他是否会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道路呢，但这一切也都仅仅是假设而已。

1917年底，胡适回到了安徽绩溪老家，与等待他13年之久的乡下女人江冬秀完婚，胡适的婚姻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新闻和看点。胡适是一个留学美国的洋教授，而江冬秀则是一个乡下小脚女人，二人的身份和地位完全不匹配，但胡适确实是一个大孝子，他不愿意反抗母亲的包办婚姻，而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母亲冯顺弟所赐于他的“礼物”。

胡适与江冬秀

江冬秀家族与胡适家族有亲戚关系，1904年，在胡适只有12岁的时候，胡江两家的家长就为胡适和江冬秀定下了婚约，而他们夫妇彼此之间恪守婚姻的忠诚和约定，确实也经受住了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考验，他们的婚姻成为民国时期的一段街谈巷议的“佳话”。

相比同一时期的陈独秀、鲁迅、郭沫若、徐志摩等人对待婚姻的态度，胡适的婚姻观确实是比较难能可贵， 当然他们夫妇之间的感情波折，也不是没有受到诱惑和挑战，从胡适夫妻二人关系之中，小脚女人江冬秀的智慧绝对不可小觑，如果没有独到的驭夫之术，江冬秀如何驾驭风流倜傥、满腹经纶、声名远播的胡适，并与之一起在人生的道路上，自始至终都相互搀扶，相濡以沫，直至走到人生的终点。

胡适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北京大学站稳了脚跟，以他独特的个人魅力、西化思想和学术成果，在北京大学声名鹊起，一时成为北京大学最有影响力的教授之一。傅斯年等人创办《新潮》杂志时，聘请胡适为《新潮》杂志社的顾问，为《新潮》月刊代言并装点门面，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利用胡适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使《新潮》很快名声崛起，以致与《新青年》并驾前驱，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双星”，在青年学生当中，《新潮》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新青年》的影响力。

1919年2月，胡适的学术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五四运动之后，胡适又接替陈独秀担任了《每周评论》的主编，《每周评论》是陈独秀在1918年底主持创办的周刊，宣传反封建文化思想，《每周评论》与《新青年》互补，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胡适接手《每周评论》时已经出版了25期。

胡适担任《每周评论》主编后，内容和风格与陈独秀时期有很大的不同，胡适将自己所信奉的实用主义思想，贯穿于办刊宗旨之中，尤其是胡适自己所发表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一文，还在学界引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无论后世评价如何，在当时历史形势和学术氛围之下，这种学术思想之争，还是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对于正在探索的人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东西，人们各取所需，体现了一种民主思想，对促进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19年8月31日《每周评论》被北洋政府查禁，从创刊到夭折，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1919年11月，胡适替代因病休假的马寅初代理北京大学教务长，1922年4月正式当选北京大学教务长兼英文系主任，协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代理校长蒋梦麟工作，此时距离胡适初到北大任教才仅仅过去五年的时间，可见胡适在北京大学师生当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了。

胡适

1920年3月，胡适将自己创作的白话诗集《尝试集》交付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出版，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我曾在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购买了这部薄薄的诗集，当年的我也曾是一个诗歌爱好者，尤其喜欢徐志摩、艾青、舒婷、北岛等人的诗，但胡适的这本《尝试集》却让我有一种不堪卒读的感觉，这也许是时间和空间造成的隔断，毕竟是60年前的作品了。

而历史的年轮走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接近100年的时间了。但胡适的《尝试集》是开一代文风之先的作品，对于历史上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我们总是心存敬畏之心，心怀感激之情，从那个时代的角度来看，《尝试集》无论是诗歌上的艺术成就，还是形式上的革新创造，以及诗歌内容所反映的民主自由、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等新思潮新思想的传播，都与传统的旧诗词截然不同，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和面貌，在当时的文坛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甚至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以致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中国诗歌史上群星璀璨的时代。

胡适的一生终究是一个学者，他曾有过多次出任政府官员的机会，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只是在全民族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胡适曾临危受命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1938年9月17日，胡适接替他的前任王正廷出任驻美大使的时候，正是中国抗战局势最为危急和艰苦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已经蹂躏了大半个中国，胡适可谓是受命于中华民族危难之时。

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胡适没有向以往一样辞官不就，而是欣然受命，作为“学者大使”的胡适，以他在美国留学七年养成的演讲才能和个人影响力，在美国朝野上下四处演讲，详细讲述中国抗战的艰难历程和中国政府和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赢得了美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为推动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战，胡适不遗余力地勤勉工作，为在艰难中抗战的中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努力，对于胡适在美任大使期间的工作，当时的《纽约时报》曾专门发表过评论：“重庆政府寻遍中国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适更合适的人物了------，他所到之处都能为抗战中的中国赢得支持。”

胡适与罗斯福

抗战胜利后，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北平解放前夕，以北大校长身份被列为“战犯”的胡适，谢绝新政权对他的极力挽留，没有留在大陆，也没有去台湾，而是远遁海外，直到1958年4月，胡适才回到台湾定居并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1963年2月24日，胡适因心脏病突发而逝世，享年71岁。蒋介石送给胡适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可谓对胡适的一生进行了比较恰当的总结和概括，以致这幅挽联流传甚广，并时常被人提起。

胡适一生崇尚白话文，也是白话文的倡导者和先行者，自他开创白话文以来，历史已经走过了100年的时光，胡适也渐渐被历史和岁月所遗忘了，但胡适在台湾南港的墓碑，还是时常有人去凭吊，以缅怀这位文化大师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杰出贡献。

胡适之墓

胡适墓碑的碑文是其昔日北京大学弟子毛子水专门用白话文撰写的：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

生于中华民国纪前二十一年

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异，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胡适曾震耳发聩地对他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大声疾呼：“争你们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借用一位不知名的网友诗句作为结束语：“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的文章，仍有现时代气息。是他的先知，还是我们悲哀！”让我们共同思考吧。